一、文献回顾

　　关于扶贫资金中公共投资对减贫的影响，目前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种是依据各地区的扶贫状况进行分析。另一种是从全国层面对扶贫现状进行分析。关于我国扶贫工作运行机制和传导机理方面，学者从公共投资扶贫作用机理、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与现实需要、政府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剖析。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者对扶贫工作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扶贫内涵、扶贫政策的运行机制及扶贫资金减贫影响方面也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走向深入，扶贫工作机制有待加强，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学者采用定性分析方式对精准扶贫政策机制方面进行分析已显不足，需要详细地对某一具体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因此，本文试图基于近年来公共投资投向和产出效果对减贫作用机理以及传导路径进行分析，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更为准确的经验依据。

　　二、公共投资作用机理分析

　　本文将贫困重点县（贫困地区）扶贫资金投向于形成固定资产项目的资金界定为公共投资，按各项目的用途划分为基础性公共投资、经济性公共投资和公益性公共投资三类，以下将对三类公共投资减贫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基础性公共投资是对农业、林业、畜牧业等生产技术和设施进行的投资，可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农业生产及流通效率、农产品产量，从而解决贫困人民的温饱问题和增加农民基本收入，其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性公共投资主要投资建设道路、水利、通讯等居民生活服务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完备不仅可以直接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生活、居住环境，还可以打通贫困地区外通内联的交通运输通道，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产业扶贫和要素的流通，进而突破贫困壁垒，使贫困人民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脱贫致富。公益性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卫生、教育、改善住房等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在卫生医疗方面，为贫困地区人民提供安全、有保障的卫生医疗服务。在教育方面，使贫困家庭子女得到受教育机会，这有利于积累人力资本，转变生活理念，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在改善住房方面，不仅可以直接保障贫困地区人民生活安全，还可以对贫困地区进行空间规划，充分发挥环境优势，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

　　三、实证分析

　　（一）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1.结构方程模型介绍。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方法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及模型中数据关联程度，分析变量之间关系及评价和验证模型合理程度的一种统计方法。同时，结构方程模型也可以分析中介指标产生的作用效果。理论模型中各观测变量通过建模的基本要求后，可运用AMOS 18.0软件进行SEM分析。结构方程模型通常包括潜变量、观测变量、误差变量、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

　　2.构建公共投资减贫路径模型。根据公共投资传导理论分析，本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贫困地区粮食总产量、人均工资性收入、乡村就业人口数、道路修建投资资金、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电话用户数、学校及设备投资资金、卫生室及设施投资资金和贫困地区人均住房面积等变量。 　　

　　数据来源于2003—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中的贫困地区统计资料。其中，由于贫困人口数统计口径变化多次，因此本文以2012—2016年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数为基础，采用ARIMA模型对2002—2011年贫困人口数进行拟合估测。在进行模型拟合前，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14个观测变量进行正态化检验，经检验上述变量符合正态化假设。

　　（二）公共投资减贫路径效应分析

　　根据上述构建的路径模型，利用Amos软件的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迭代运算，对各类公共投资减贫效应路径系数进行估计，可以直接观测到不同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及内在关系。 　　

　　从基础性公共投资方面来看，基础性公共投资一方面可以改善农产品生产环境，通过增加机械使用和引进先进技术解决增收问题，直接促进农民富裕；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增加农户整体收入，最终达到减贫的目的。从经济性公共投资方面来看，经济性公共投资对道路修建投资的效应最大，这也说明了经济性公共投资着重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修建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有着显著正向影响，最终引起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固定电话用户数所代表的农村基础生活设施的完善则会直接起到减贫的作用。从公益性公共投资方面来看，教育的普及有助于提高贫困地区儿童的上学率、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有效劳动力的保障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剩余劳动力增加的关键。根据各观测变量的路径效应系数分析可以看出，各路径对减贫均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效应。

　　从公共投资结构来看，对人均纯收入影响较大的是基础性公共投资，而经济性公共投资对人均纯收入和贫困人口数的效应程度均小于其他两项公共投资，由此看来，经济性公共投资对减贫作用的影响效应相对微弱，也可能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从中间传导因素来看，对人均纯收入影响最大的是人均工资性收入。在间接影响因素中，乡村就业人口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较大。对贫困人口数量影响最大的是人均住房面积，而间接影响效应最大的是人均工资性收入。道路修建投资对人均纯收入和贫困人口的效应相对较小，说明道路等基础设施，由于近年来建设力度较大，已经摆脱了短缺态势，对减贫的作用效果趋于下降。综上所述，各项公共投资通过中介因素增加人均纯收入和减少贫困人口数，进而对减贫起了较大的作用。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扶贫工作虽已形成体系，但是随着扶贫的深入推进，各项投资对减贫产生的效果发生了变化。因此，为了提高公共投资的使用效率，综合公共投资对减贫的作用机理，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优化投资结构，适度从经济性投资向基础性投资倾斜

　　为提高精准扶贫中公共投资的精准度，政府应适度将公共投资从经济性向基础性倾斜，加大农业技术和设施的研发投资力度。

　　（二）加大产业扶贫、项目扶贫中公共投资力度，提高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竞争力

　　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可以加强与外界的联动性，形成贫困人口和特色产业的利益联动机制，让贫困人口享受到产业红利，提高贫困人口脱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必须借助公共投资手段以撬动和诱导民间资本投入，促进社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改善投资环境，提高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竞争力。

　　（三）加大精准扶贫中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首先，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加强贫困地区中小学建设，打破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状，积累当地人力资本；其次，医保政策应对贫困地区人民做到更加普惠，扩大可报销医疗费用范围；最后，加大异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的公共投资力度，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农村宅基地合法权益，最终实现减贫。

　　（四）完善精准扶贫中公共投资项目后评估工作，发挥公共投资扶贫长效机制

　　政府首先应设立后期评估部门，对精准扶贫中各项公共投资项目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并根据不同的效果进一步优化公共投资结构，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公共投资在精准扶贫中的长期效果；其次，应建立完善的扶贫绩效考核体系，定时监测项目效果，及时调整扶贫资金投向，优化投资结构；最后，财权与事权相分离，建立完善的扶贫资金投入机制，减少寻租行为，力求达到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和脱贫成效精准。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