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16日发表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撰写的题为《金融危机十周年:反思危机教训,引领经济学革命》的文章。文章说,经济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意味着其内在逻辑并不会“过时”。然而,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和对经济政策的指导能力却常常跟不上实践的发展。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经济学带来的挑战并不亚于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1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小修小补,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旧貌依然。展望未来,基于对危机教训的总结探寻“有形之手”、“无形之手”之外的“第三只手”,这将引领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在对“市场—国家”关系再认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必须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稳定性和公平性方面的作用,而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探究则不能脱离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深度融合、高度关联的现实。全球金融危机后,一场必要的经济学革命仍未到来。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论》)的出版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也奠定了政府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纵观战后经济学的演进历程,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理论创新往往来自于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所面临经济困境的反思,其政策影响则体现在对于“市场—国家”关系和政府作用的再认识上。

　　将2008年与1929年作类比是恰当的。2008年爆发的那场危机也被称作“大衰退”,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仅次于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之所以没有出现1930年代那样灾难性的后果,及时、有力、开创性的政策干预是主要原因。如果说世界经济在危机爆发时面临“急性病”的突发威胁,那么之后则面临“慢性病”的持续困扰。由于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并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

　　相对于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积极创新,经济学对危机的反应是迟缓的,无力的。截至目前,经济学家所做的不外乎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事后探究,对一些原来忽视的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并对危机应对的政策进行追认式的“背书”。然而,一场经济学革命期待已久,仍未到来。

　　反思金融危机教训,探寻“第三只手”作用

　　新理论体系的诞生常常来源于对原有假定的突破,往往伴随着对客观经济环境的一个全新认识视角,而重大经济事件(特别是危机)的出现则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契机。从对政策实践的指导价值看,这意味着新政策变量的引入和政策工具箱的完善。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其实都是在描述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并论证其有效性。中间的一场“边际革命”主要是方法上的变革;运用数学表达经济模型成为主流,从而推动了经济学的“学科化”和“科学化”。然而,像哈耶克和科斯在1930年代所做的、并非依赖数学表达的重大理论探索渐成绝唱:前者探究了企业家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后者则从市场和企业的边界这“惊天一问”开始,引领了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同样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通论》的出版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从对市场“无形之手”有效性的解读到对政府“有形之手”必要性的认识。

　　笔者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呼唤着经济学对“第三只手”的认识。如果说宏观经济学那只“看得见的手”主要针对通胀和就业,那么新的一只手则应针对经济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问题。前者涉及对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风险和危机机制、机理的深入研究,后者则涉及对收入分配问题在宏观和微观,国内和国际等各个层面、领域的再认识。从文献和工具出发,沿着理论推演、模型构建的方向继续前行是必要的,但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应走出书斋,走入现实。一定意义上,他们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宏大视角、问题导向、理性思辨的传统中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