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是人们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热切期望，但国际关系研究长久以来却难以走出“预测困境”。远者如冷战结束，近者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等诸多国际重大事件，学界都留下了不尽如人意的预测记录。面对人们对国际关系预测日益旺盛的需求，近年来，预测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围绕预测研究引发广泛争论的若干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

　　预测并非乌托邦幻想

　　在分析国际关系预测失败的原因时，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解释是，不同于宏观物理世界，高度不稳定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

　　这是否意味着国际关系根本不具有可预测性？国际关系预测只能是乌托邦幻想？

　　“国际关系的规律性是预测研究可能性存在的基础。”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陈定定认为，国际关系虽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复杂内容，但其发展和演变并不是随机的、无序的。从宏观来看，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从具体来说，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它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卢凌宇在分析预测的范围与限度时表示，美国布朗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布莱思把政治世界分为三个层次，分别符合高斯分布、泊松分布和帕雷托—列维·曼德布洛特分布，其随机性依次越来越高。在第一个层次，关于被预测事件的信息很容易获取，事件历史的数据往往呈正态分布。在国际关系中，成熟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为，大致属于这个范畴。在第二个层次，事件有明显的随机性，虽然可以搜集到详尽的历史数据，但观察不到事件的真正决定性变量。战争、恐怖袭击就属于这类事件。在第三个层次，数据呈现高度随机性和易变性。研究者做再多抽样也无法预测，因为样本分布不提供可供追踪的线索。对过去知道得越多，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就错得越离谱。全球经济走势就属于第三个层次。

　　在卢凌宇看来，国际关系预测成功率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所预测事件在本质上属于上述哪个层次。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的小部分事件有可预测性，第三个层次的事件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国际关系预测专家有必要沿着布莱思开辟的路径，对包罗万象的国际关系事件进行类型学划分。”卢凌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