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东盟及其自由贸易伙伴国发起的自由贸易谈判，致力于在成员国之间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水平和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成员国历经4次领导人会议、20余次部长级会议、31轮正式谈判，以及反复磋商，最终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协定。目前，虽然RCEP协议已经成功签署，但创建16国统一大市场的愿望却未能实现，印度因担心国内市场遭受冲击而退出谈判，给RCEP和各成员方留下无尽遗憾。本文以RCEP谈判进程为主线，尝试从政府心态、国内行业态度层面考察影响印度谈判立场的多重因素，揭示导致造成RCEP困境的微观根源，从而研判未来印度加入RCEP的可能。
    影响印度参与RCEP谈判的国内因素考量
    从自由贸易或关税同盟理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主要基于经济获益逻辑，各经济体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中实现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相对自由的流动，从而达到贸易投资增加、经济增长的共同目的。但同时又因涉及主权国家之间权力的让渡和分享、利益的分配与均衡等，导致相关经济体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时受多重因素影响。
     （一）政府矛盾心态
     融入亚太经济圈，助力本国经济发展。RCEP涵盖的区域广、人口多、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一旦达成实施将在本地区构建规模宏大的统一大市场，加速资本、资源、产业的聚集，搭建起自主循环的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贸易创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为区域内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就业岗位和经济福利。同时，由于各成员国对内削减关税、壁垒，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同时，对外依然保持原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将带动区域外产业、贸易向区域内迁移的倾向。印度参与RCEP谈判，根本原因在于希望融入本地一体化进程，分享统一大市场红利，以促进产品、服务出口和劳务输出，解决国内市场狭小的问题。同时，印度也担心被排除在RCEP之外，遭受投资贸易转移、利益受损的风险。
    维持高关税、高壁垒政策，保护脆弱的国内市场。印度一直以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稚嫩、缺乏竞争力为由，奉行高关税、高壁垒保护政策。在既往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印度就因不愿有效降低农产品、工业产品关税和要求放宽农产品动用特殊保障措施的底线等，成为WTO框架内谈判的一大阻碍。现在，印度又将其一贯的贸易谈判立场延续到RCEP谈判中，以国内产业稚嫩、保护国内市场免遭成员国廉价工农业产品冲击为由，坚持享受特殊待遇——降低关税削减水平、建立“自动触发和恢复机制”、坚持严格的原产地标准、对中国工业品采取特殊限制、延长关税削减过渡期等等，希望在享受区域一体化红利的同时，继续维持对国内市场的保护。
    （二）不同行业态度迥异
    印度农民和农业组织希望继续生活在高壁垒保护下，反对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产值占GDP总量的15％以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依靠农业维生；但印度并非一个农业强国，大多以家庭传统生产方式经营，生产效率低下，竞争力不足，大多依赖于国家补贴。为维护脆弱的农业生产体系，对农产品贸易采取高关税、高壁垒的保护措施，[1]对农产品的约束关税率普遍定在100％—300％之间，平均实施税率也在30%以上。面对RCEP在农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领域的自由化愿景，印度农民和农业协会充满警惕，担心印度被迫大幅削减农产品关税，国内市场遭受廉价进口产品冲击，使印度农业生产者无利可图，进而剥夺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

     印度制造业担心中国工业产品大量涌入，对加入RCEP心存疑虑。印度制造业基础薄弱，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使命。莫迪政府上台后推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凭借其庞大的“人口红利”，承接制造业转移，成为继中国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工厂”。目前，印度制造业已迈出“印度制造”的第一步，但尚处于稚嫩期，距离“增强制造业、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目标依然遥远。在国家保护下刚刚起步的印度制造业，认为自身竞争力不足，无法从这样的贸易协定中获得好处，在RCEP框架下降低关税只会使外国公司更便捷地进入印度市场并占据更大份额。印度工业界多次向本国代表团表达对RCEP协议立即取消大部分商品关税的担忧，认为此举将导致中国货物激增，摧毁国内相关产业，希望降低关税削减比例、争取更长时间过渡期，逐步控制或适应来自中国商品的冲击。可见，印度制造业对加入RCEP充满警惕，担心失去关税保护后，无法应对来自中国工业品的冲击。
    信息服务业希望各方大幅降低服务准入门槛，推动本国信息服务出口和专业技术人才跨国移动。印度信息服务业发达，低廉的服务成本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印度承接了世界最大量的服务外包业务，在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等三大业务中占据先机，进入服务外包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被誉为“世界办公室”。同时，印度还拥有数以万计的优秀技术、管理人员，其凭借语言沟通优势、强大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在所有RCEP成员国中，显示出独有的竞争优势。[2]在加入RCEP议题上，印度信息服务业积极主动，希望各方放宽商务人员临时入境限制，特别是对以商业存在形式进入缔约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进出入限制，探索推动自然人流动自由化的可行路径，确保不构成对跨境服务贸易的障碍；希望在谈判中纳入专业服务条款，达成对专业技术人员流动所需的资格认定和相互承认，以降低自然人移动准入门槛，为专业技术人员的跨境服务创造条件；为服务和服务供应商提供国民待遇，提高跨境服务政策透明度等等。因此，印度信息服务业希望RCEP建立基于规则的人员流动协议，保障专业技术人员在RCEP各成员国间平稳有序地自由流动，推动本国信息服务出口和专业技术人才跨国移动。      
    上述关涉印度政府、印度产业界层面的运行逻辑清晰明了但方向各异，反映了各类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对印度参与RCEP谈判的错综复杂的态度和立场。当然，多重逻辑对印度参与谈判的影响并非始终如一，更多的是在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冲击下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
    印度参与RCEP谈判的立场转变
    在历时8年的谈判中，印度参与RCEP谈判的战略、立场呈现“前恭后倨”的变化。印度渐趋强硬谈判立场，致使RCEP进程屡屡受挫。
    （一）面对世界贸易体系重塑压力，辛格政府主动加入RCEP谈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贸易网络、区域贸易模式加速调整和变革，印度的贸易和投资深受影响。其商品、服务和劳务人员在欧美市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发达国家鼓吹的公平、对等原则进一步压缩印度享受差别性优惠待遇的空间，大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各类生产要素产生强劲的虹吸效应，印度面临投资、贸易转移的风险，高标准规则的创设将持续阻碍国际资本向印度的流动，印度仿制药生产和相关产品出口将遭受重创。怀有大国雄心的印度，更担忧被排斥于此轮世界贸易体系重塑的圈子之外，[3]失去对全球经济的参与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遭受被围堵、被边缘化的厄运。
    面对全球性挑战和区域性压力，印度的前辛格政府坚持对内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合作，持续深化与东盟、日本、韩国，以及南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关系，推进与欧盟、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积极拓展自由贸易伙伴。2012年，更是欣然接受东盟抛出的区域一体化橄榄枝，积极加入RCEP谈判进程，希望融入高速增长的亚太经济圈。参与谈判伊始，印度态度积极主动，认为RCEP是印度应对TPP挑战的有力支撑，在一个规模巨大、规则适中的自由贸易框架内更有利于印度产业优势的发挥。其商工部官员还敦促出口商与政府相向而行，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充分利用印度自由贸易伙伴国的关税优惠，打开印度商品和服务的销售市场。在谈判框架内与各方沟通协商，共同建构了RCEP谈判模式，相继成立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经济技术合作和争端解决等7个谈判工作组，并就服务贸易模式、投资模式、货物贸易出价模式达成基本一致。
    （二）莫迪政府谈判立场趋于保守，RCEP进程陷入困局
    莫迪政府上台后，改变了辛格政府奉行的“开放型”经济政策，重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推出“印度制造”计划，提高进口产品关税、降低外资进入门槛，迫使国际资本、全球价值链向印度转移，扩大印度制造业生产规模，提升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岗位。莫迪政府实施“印度制造”所仰赖的高关税保护与RCEP旨在消除关税、非关税壁垒的目标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张力。在高壁垒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印度制造”，以及脆弱的农业更不愿面对关税削减后大规模中国商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奶制品的冲击，一再要求政府将本行业排除在减税清单之外或彻底退出RCEP谈判。[4]面对国内制造业发展的需要和行业利益的压力，印度参与RCEP谈判的立场渐趋摇摆，一方面希望继续维持高关税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又希望留在RCEP内促进服务业出口、享受16国统一大市场的红利。随着美国退出TPP及CPTPP的达成，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逐渐将贸易谈判重点转向RCEP，希望以TPP为标杆达成高端贸易投资规则，主张进一步提升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至90%以上的水平，纳入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规则谈判，以创建高标准、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议。而印度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可以接受的货物贸易自由度、市场准入开放度有限，主张规则应更多体现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不可能接受“高标准、严要求”的贸易规则，与发达国家谈判、磨合的任务艰巨。谈判中，印度的强硬立场和低水平出价与各方要求格格不入，逐渐成为RCEP这只木桶的短板，一再延缓谈判进程。

    结语

    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自2012年启动以来历尽曲折，预设的谈判期限一再推迟，经过各方努力最终于2020年底签约。在对RCEP谈判历程的梳理中发现，印度立场的多次转换延缓了RCEP的谈判进程。究其根源，印度既想融入区域一体化，分享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又担心来自伙伴国的产品大量涌入激起国内产业界和民众反对。因此，多次在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企图迫使其他成员做出更多让步，达到转移国内矛盾、缓解行业担忧的目的。
    展望未来，RCEP及其即将构建的区域价值链依然是印度开拓国际市场的希望所在。但是，鉴于印度国内力量的牵制和掣肘，若想推动其重返谈判也非易事，可能需要在RCEP实施所形成的虹吸效应等联合作用下才能实现。正如日本学者菅原淳一所说，对于督促印度回归的策略可以是“15国尽快签约，让印度认识到不加入的坏处，以促进其改变方针”。

    注释
     [1]袁祥州、朱满德：《印度农业支持政策框架及其效应分析》，《新疆农垦经济》2019年第1期，第88页。
     [2]孟夏、李俊：《RCEP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60页。
     [3]蒋芳菲：《认知变化与印度对RCEP的政策演变》，《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第33页。
     [4]沈铭辉、李天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进展、影响及展望》，《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3期，第112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TPP、TTIP对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影响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6BGJ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