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科贝特的理论源于并长期服务于英国海上霸权实践并成为二战后美国维护海上霸权所尊奉的基本原则。该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叠加效应往往可以对敌方的战略选择产生强大的结构性约束。只要敌方滑入为其预置的任何一个战略陷阱，都会自动导入海上霸权国所期待的舰队大规模集结出海的决战目标，进而遭遇一场无法挽回的失败命运。但问题在于，科贝特的理论体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基于不同情势下最优策略选择所搭建起来的模块化组合。如果将这一看似机械严整的理论体系——依据不同情势下的优选策略模块组合——进行拆分解读，就会发现科贝特海上战略理论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的诸多困境。近5年来，科贝特海上安全战略开始受到国内学界关注。但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多偏重于将这种为霸权护持所打造的理论直接套用到处于崛起进程的中国海军实践。这种削足适履不仅无助于处于成长阶段的海陆复合型大国海军建设，反而可能因理论的水土不服和过早地追求“对称原理”而重蹈历史的覆辙。换一种角度讲，该理论所内蕴的缺陷可能为“反其道而行之”的弱势海军实现“非对称制衡”提供逆势成长的战略机遇。

　　关键词：科贝特；海上安全；海军战略；霸权战略；海权；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从地缘战略理论的实践向度讲，如果说马汉的海权理论意味着呼吁美国海上霸权的兴起，那么科贝特的海权理论则代表着思索英国海上霸权的护持。随着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海上霸主，角色身份的变化导致其海上战略的指导原则逐渐从马汉式的攫取权力向科贝特式的护持 霸权转化。该进程的第一阶段从 194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直持续到 1992年苏联解体。美国海军在该阶段严格奉行科贝特海上战略原则并取得了对苏联海军长期的战略优势。

　　冷战结束标志着美国一超独霸局面的确立。海陆两栖巨大权力优势导致其海上安全的战略理念也逐渐出现了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科贝特海上战略原则在美国海军中一度呈现出淡化趋势。通过对1992年《由海向陆——锻造新世纪的美国海军》和1994年《前沿存在——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解读可以发现，该阶段美国海上战略集中体现为“由海向陆”，即强调滨海威慑、前沿存在、支援陆空部队联合作战等特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加速了国际体系权力格局的演变。冷战后“一超独霸”局面正在逐渐瓦解。在海陆权力相对优势均不断流失背景下，象征着根本性制海权的科贝特海上战略原则再次在美国受到重视。通过对其 2015 年发布的《推进、参与、常备不懈:21 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和 2017 年明确提出的《水面部队战略:重返海洋控制》两个重要文件解读，可以发现，在大国战略竞争重返国际安全核心议程的背景下，新阶段美国海上安全战略将围绕“重返制海”、海权同盟体系联合作战、分布式杀伤等传统海上霸权理念展开。

　　作为一种海上霸权战略，科贝特海上战略的一般原则对于海权优势方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理论往往为了追求逻辑的美感而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给予最大限度的抽象。因此，逻辑推演型理论最大的缺陷便在于“理想状态”在实践中经常因缺乏条件而难以发挥用武之地。科贝特海权战略理论中每一个关键性原则的实施均仰赖于特定的理想化前提，即对手遵循与之相同的战略理性和进攻性原则。但问题在于，基于这种理性相符原则和“纸上谈兵”逻辑而构建的作战计划在战争实践中往往可能因遇到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对手而陷入无法实施的困境。对于奉行科贝特海上战略原则的海权霸主来讲，其大规模诱敌集中出海决战的战略能否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对手能否如其所愿地跟随其战略节奏并落入到科贝特理论所预置的战略陷阱，需要祈灵于敌方的决策层热衷并深度内化西方海权理论，同时以对称性方式将其运用到本国海军建设与海上作战计划制订之中。因此，如果海权弱势方能够从自身的地缘禀赋与现有成长阶段出发，借鉴科贝特理论并超越该理论所规约的话语体系与理念窠臼，就有机会实现“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战略反制，即通过非对称制衡与防御性进攻不断积累己方战略优势，进而促成攻守易势局面的形成。

　　一

　　通过总结近代世界海战史经验并结合英国自身地缘政治传统，科贝特为英国护持海上霸权贡献了超越时代的理论思考，为海上霸权力量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图谱和实现路径。其海上战略思想可以浓缩为四点原则。

　　第一，诱敌集中与诱敌出海原则。争夺制海权的战争与陆上战争不同，其胜负常取决于主力舰队之间的决战。对于海权优势方来讲，“敌方主力舰队无论何时都是需要攻击的真正目标”。但其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当敌方舰队龟缩于军港之中并在近岸火力与陆基航空兵掩护下采取守势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海权霸主也难以冒着陆基导弹、战机等超高音速武器近距离饱和攻击的风险，抵近敌方水域以复制纳尔逊式的攻击。尤其是当形势有利于防御一方时，如果海权霸主执意发动此类抵近攻击，反倒可能因受到陆基导弹、智能水雷、全自主无人机作战“蜂群”削弱而被敌方海上力量组织的反击而彻底失去优势。因此，“迫使战略对手的海上力量放弃防御态势并前出到远离己方海域的远海决战，构成了海权霸主最终获得制海权的根本途径。”

　　地缘战略学界通常认为，1916年日德兰大海战后，德国海军主力长期龟缩在基尔军港毫无用处，直到最终战败投降也不敢集结出海迎敌。这种和平时期大量投资建设，战争时期却无法出海决战的海军——1918年德国投降前命令海军出海决战，海军居然起义了——标志着德国海权战略规划的全面失败。但是，如果从实施海上封锁战略的海权优势方角度审视该问题则可以发现:当战争爆发后，躲在本土军港引而不发的庞大海军并非毫无价值。防御的精髓在于反攻，只要这种态势可以保持进攻精神并发挥这种作战的固有优势——不断积蓄己方力量和士气，同时不断消耗对方力量与士气——那么主力舰队规避决战本身就具备了扭转局势的潜在势能。相应地，它们对于执行成本高昂的外围封锁舰队构成了长期威慑并造成趋势焦虑。除非海权霸主能够迫使陆权大国舰队远离陆基本土出海决战，否则一支强大的外围封锁力量不仅难以达成任何实质性目的，还可能在长期高度紧张的封锁中逐渐丧失战斗精神。

　　而对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的海陆复合型大国来讲，陆基航空部队与岸防导弹阵地——就像是安泰俄斯汲取无穷力量的大地母亲——构成了其近海防卫的优势来源。尤其是当其舰队无法独自在海上取得对等优势时，其最好的战略就是依托庞大陆权向海权维度延展的空中力量，诱导敌人靠近并在积极防御中不断削弱对方力量并消磨对方意志。因此，对于海权弱势方来讲，以逸待劳的近海防卫——而非千里奔袭的远海集中——往往会与海权霸主形成“海陆VS海权”的战略僵持。

　　第二，开放封锁与松散集中原则。为了在战时获得一劳永逸的制海权，就要迫使或诱导海陆复合型大国主力舰队远离本土出海寻敌决战。只有当对手采取集中行动时，海权优势方才能够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真正掌控形势。而只要敌人坚持舰队分散，就无法实现决战的目标。纵观英国海上战略运用的历史可以发现，迫使处于劣势的对手将舰队集中，既是其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构成其海上战略的核心目标。但问题在于，当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且海权霸主强大的舰队集结使海权弱势方毫无取胜希望时，这种集中就会诱发海权弱势方分散海上兵力部署。对于海权弱势方来讲，化整为零的分散行动不仅可以避免被集中歼灭的厄运，还能够在维持僵局的情势下以零敲碎打的“非对称原理”干扰海权霸主的集中计划，从而为获得局部小规模战绩创造条件。因此科贝特认为，英国人过去之所以对法国舰队所倾向的分散原则嗤之以鼻，其根本原因并非是这种作战方式有悖海军作战的基本原理，而是这种抓不到重点的“游击战”方式令急于决战的英国人感到恼火。

　　如何防止海权弱势方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布局呢?科贝特认为，通过“开放式封锁”和“松散集中”可能诱导敌方舰队集结出海决战或冒险出海绕过封锁舰队。一方面，开放式封锁为敌方舰队离港提供了试探性自由；另一方面，松散集中可能诱导敌方舰队产生封锁力量弱于实际力量的形势误判。对敌方海域实行长期而严密的贴身防守，即便可以在耗尽己方力量之前耗尽敌方力量，但却属于一种成效缓慢且成本高昂的消极防御型战略。这就像把老鼠堵在洞里或是把小偷堵在家里并不能保证财产不再受到损失一样。

　　同时，只有当严密封锁作为一项公开宣布的威慑战略时——而不是实际运用——它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封锁作为一种预先可以影响对手评估的威慑战略失败了，那么它便丧失了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有效联系。尤其是这种集中庞大海上封锁力量展现的绝对优势，可能使敌方舰队更愿意选择化整为零和以拖待变的积极防御。这就意味着，海权霸主所追求的时间短、见效快的海上决战，因自身严密封锁造成的威慑，而事与愿违地迫使敌方放弃海上决战的前提条件——舰队集中。

　　严密封锁将造成长期无效的僵持局面。因此只有当海上霸权对自身优势力不从心时，才会倾向于采取这种消极与保守战略。享有绝对优势的海权霸主更倾向于采用欲擒故纵的开放式封锁和松散集中，诱导敌人在力量对比和局部形势误判下做出舰队集中出海的决策。[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 Warszawa : Emereo Publishing , 2012 , p. 133 .]理想的开放式封锁和松散集中战略是以前沿各分遣舰队局部虚弱的表象掩盖真实的整体力量。科贝特认为，舰队间松散集中的离散程度应该考虑两个要素。其一，舰队分散数量与敌方重要军港数量成正比；其二，舰队位置应该与敌方重要军港分布的幅度成正比。[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 Warszawa : Emereo Publishing , 2012 , p.92.]同时，分遣舰队作为诱导敌人集中出海决战的诱饵，其安全有赖于各分遣舰队之间能够任意进行两两自由结合。这种“分进合击”将确保所有看似割裂的分遣舰队都可以短时间内在集中区内快速结合。

　　第三，威胁航线与围点打援原则。如果在近海区域的“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无法诱导敌方舰队出海决战，海权霸主可以增加对敌方远海贸易航线纵深海域或海外军事基地的威胁，以期迫使敌方海军执行远海护卫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削减其作战能力。海权战略也遵循着放长线才能钓大鱼的诱捕逻辑。为了实现调虎离山的远海决战，对贸易航线的威胁和海外利益的侵占要确保不将其彻底夺取，而是以将敌人引向决战的方式与其保持一种动态的权势均衡，进而在敌方决策层塑造一种增加砝码以打破均衡的冲动。这种给敌方以希望的局势将诱导其愿意压上更多的赌注。在政治正确的国内舆论压力下，海外利益本身可能成为一个不断吸引本土军事力量增援的填不满的无底洞。

　　在近代西方，人们时常认为，只要战争看上去依然是很遥远的事情，海军就永远充满了战斗热情。威廉德国的军队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在和平年代，军事——工业复合体游说政府增加军费投入的直接理由就是保卫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和日益重要的贸易“生命线”。例如，提尔皮茨在鼓吹扩充海军时就反复强调，海外贸易对德国生存和繁荣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但当战争爆发后，德国却在海上贸易“生命线”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凭借陆权同英法俄打了4年的消耗战。同时，通过渲染安全困境和塑造强大的假想敌，来增加其扩充海军主张的合理性。这不仅可能诱发互主性建构的敌意身份和自我实现的冲突预言，还可能导致战争爆发时海军军方不得不面临骑虎难下和说话算话的风险。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向海外投入大量的资源并承受巨大牺牲后，更容易出现高估海外利益价值的认知失调。科贝特认为，如果英国将舰队停留在敌方商船返航的必经之路或直接威胁敌方远离本土的军事基地，这一战略将对敌方海军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即迫使对方海军要么成为自身言辞的奴隶而被动出海决战，要么面临来自国内政府和舆论的压力而被动出海寻敌。

　　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构建全球军事同盟体系，那么当战争爆发时那些零星孤悬海外且无遮无掩的“前沿据点”“军事基地”或“补给港口”，要么经过徒劳无益的简单抵抗后被掌握制海权的一方迅速吞并，就像威廉德国时期在胶州湾和太平洋诸军港被英日同盟迅速击败；要么可能被海权优势方塑造成一个夺其所爱的战略诱饵和让对手不断失血的无底洞，就像对马海战中东乡平八郎建立起一种局部占优的态势，在该态势下俄国人若想挽回在远东的利益，就必须派波罗的海舰队远征前来破坏这种态势。

　　同理，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美国海军围绕瓜岛进行周密布局，在牢牢控制瓜岛机场情势下，利用主场制空权优势对日本前来增援的运输部队、护航舰队以及从遥远的拉包尔起飞的战机中队进行分布式杀伤。为了重新夺取瓜岛，丧失白天制海权的日本海军只能利用夜色每晚从拉包尔偷偷将900名左右士兵(最多一晚运送4500人)和少量物资运抵该岛，有时甚至只能用被戏称为“东京快车”的潜艇悄悄运送。而对于掌握制海权的一方来讲，当其希望迫使敌方舰队集结出海保卫远海利益，就会营造一种“虚幻的希望”或“丧失的恐惧”。这种希望宛如强有力的磁石，将与它战略地位本身不相称的军队吸引至此。敌人越是投入就越无法忍受失败，这能够让赌红眼睛的对手甘愿留在桌上不断加码，而不是止损离场。

　　受科贝特海权理论的影响，深谙其道的英国在历史的重要时刻往往可以超越大多数陆权大国而做出明智的选择。例如，当1940年丘吉尔发现由于不断向欧洲大陆出击和转移，导致英国空军实力持续受到削弱后，他便果断拒绝进一步履行向法国增派后备航空中队的义务。其理由就是:“如果我们占领了一个远离本土的狭小据点，那就需要不断为它提供补给。为了守卫这一桥头堡，我们所有海空资源都会被逐渐吸进这个黑洞。它将由和平时期我们引以为傲的海外资产，迅速转变为战争时期我们提供给对方作为要挟的重要人质。”同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面对日本联合舰队在西太平洋的绝对优势，美国海军明智地放弃增援菲律宾，也是出于海权弱势方避免陷入敌方“围点打援”的战略止损。

　　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认为，英国超然的地理位置鼓励了一种似是而非、却极具吸引力的理念——“英国战争方式”(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其核心思想就是在几个世纪里，每当英国能够将欧陆繁重的作战任务交给盟友，而将自身主要精力用在打击敌方海外领地和海上航线时，这种外围战略就可以取得对敌威慑的最大成效。英国外围战略能够长期取得成功的秘诀在于，无遮无掩的敌国海外领土与没有制海权的贸易航线给皇家海军提供了随意打击的靶子。这种“海外人质”不仅解释了为何英国同荷兰、西班牙和法兰西这类拥有庞大海外利益国家的战争如此具有威胁，从另一个角度也解释了为何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其资源主要依靠在欧陆密布的铁路网，而非四处伸展的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如此具有威胁的原因。

　　第四，离岸平衡与有限介入原则。从战略属性上讲，海权霸主与陆权霸主之间就像巨大的鲸和北极熊一样各具禀赋优势。但是，这种海陆“非对称性”意味着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机会直接通过“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若想打破战略僵局并赢得战争，就需要遵循地缘政治中的“扬己之短，克敌之长”的“对称性原理”，即陆权大国若想让海权强国屈服就要战胜对方的海军主力，海权强国若想让陆权大国屈服就要击败对方的陆军主力。“对称性原理”对全球海上力量发展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主要竞争者之间从武器装备到战略理念的高度趋同。正如当年德国提尔皮茨成功争取国内反对派支持打造庞大的战列舰舰队之理由就是，如果我们希望取代英国的海上霸权，那么就必须具有与英国相似的海军理念和海军装备。

　　倘若战略竞争者之间仅遵循地缘政治中的“非对称原理”，那么双方就均处于一种防御性态势。倘若其中一方选择了“对称性原理”，那么就代表着一种打破现状的进攻性态势。从功能性角度讲，由于潜艇力量既不需要制海权的支撑，也无法单独取得制海权，因此陆权大国积极发展潜艇部队通常被海权大国解读为一种“非对称原理”防御性战略；而航母力量既需要制海权的支撑，也是取得制海权的保证，因此海陆复合型大国积极发展航母打击群(CSG)或远征打击大队(ESG)通常被海权大国视为一种基于“对称性原理”的进攻性战略。

　　对于海权大国来讲，地缘政治“对称性原理”的问题在于，一个海权大国单凭自身实力对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且防守严密的陆权大国发动进攻的成功案例极为鲜见。正如当俾斯麦被问及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在德国海滩登陆将怎样应对时，他饶有兴趣地回答道:“我会让当地的警察把他们抓起来。”同样，在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又称:加利波利战役)中，面对土耳其的岸基炮火，海上入侵的英法联军遭到了一场惨败(这次不像克里米亚战争有土耳其这样的陆权同盟者或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在朝鲜有陆上领地)。其战列舰“苏弗伦”号被岸防炮火严重击伤、“奥申”号、“无敌”号、“狂饮”号触雷被击沉，“巨人”号战列舰、“坚定”号战列巡洋舰触雷被击成重伤。在参与登陆作战的48万英法陆军之中，死伤、失踪、被俘等损失约25.2万人。当其最终不得不向海上撤退时，大量作战物资被弃留滩头。巨大的水体阻隔效应既能够解释为何近代以来英美这类海权国家从未被另一个陆权大国跨海征服，也能够解释为何英美这类海权国家从未幻想过征服亚欧大陆。因此，海权大国若想通过“对称原理”战胜陆权大国，就需要选择符合其地缘类属身份特征的战略手段。

　　科贝特认为，海权霸主对陆权大国最有效的“对称性战略”并不是发展一种等量装备与相同理念的庞大陆军，而是通过陆上结盟的离岸平衡和低强度的有限战争确立一种混合模式。有限战争必须脱离欧洲战场长期形成的陆战经验，即不以克劳塞维茨式的“打垮”对方或彻底摧毁敌方战争意志为手段，而是在“边缘地带”以低强度的混合类战争为介入手段。这种思维差异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当日俄战争爆发后，所有的欧陆强国都预言俄国将轻易取胜，只有英国基于相同的传统和禀赋得出了岛国日本有机会通过低强度的手段赢得有限战争的反常结论。事实上，日本在1895年的日清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均遵循着“对称性原理”，在决定性的陆权较量中分别战胜了清国和俄国。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这两场陆上决战中均奉行在海权有效支撑半径内进行有限战争的基本策略，而没有将战争无限扩展至对方内陆。这与英法在克里米亚击败俄国后——近代对俄国的5次入侵中，这一次在边缘地带的混合战争是最成功的——没有向内陆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异曲同工。

　　英国能否最大限度地执行离岸平衡的“外围战略”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在陆上分散敌方力量的陆权次强国作为盟友。“离岸平衡”是权力均衡与推卸责任的复合体。一方面，从“平衡”角度讲，由于英国对欧洲没有领土诉求，因此，欧陆列强对它的威胁感知要明显低于周边邻国，这就使英国在欧陆列强之间更容易实现同盟转换，进而有利于确保权势均衡。另一方面，从“离岸”角度讲，由于英国远离欧洲大陆，因此，它对欧陆列强权势变化的敏感要明显低于欧陆列强之间的疑惧。这就使英国可以通过推卸责任而让盟友承担更多的陆上义务。一旦通过海陆联姻结成了两线作战的军事同盟，海上霸主便具备了打赢一场有限混合战争的重要抓手。

　　正是对上述四种战略原则的综合运用，为英国长期雄踞海权霸主地位提供了有效支撑。英国海上霸权的衰落不是科贝特战略理念的退化，而是一个“中等强国”在洲级大国时代因国力式微而出现的无奈隐退。当这一战略理念被美国承袭后，这一内蕴巨大能动性的理论为其护持海上霸权提供了全新的助益。

　　二

　　科贝特海权战略理论为海上霸权护持勾勒出一幅详尽而周密的战略运用导图。作为一种逻辑演绎型理论，科贝特海上战略各原则之间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呈现出基于不同情势而层层递推的系统性特征。通过优化单元结构排列，可以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规模效应。一旦这一充满“连环套”的系统运行，其叠加效应便可能对敌方战略选择产生强大的结构性约束。只要敌方滑入为其预置的任何一个战略陷阱，都会自动导入海上霸权国所期待的大规模集结出海决战的目标，进而遭遇一场无法挽回的彻底失败。但问题在于，科贝特的理论体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基于不同情势下最优选择所搭建起来的模块化组合。如果将这一看似机械严整的理论体系——依据不同情势下的优选策略模块组合——进行拆分解读，就会发现科贝特海上战略理论在实践中可能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诱敌集中与诱敌出海”战略可能因敌方实施“舰队分散与诱敌抵近”战略而面临失效的困境。如果一国的作战对手是海权霸主——更确切地说是海上霸权的全球同盟体系——那么海权弱势方抛弃近海主场优势，转而奉行千里征师的“远海攻防”，将导致其远离陆权羽翼的有力策应。这就如同让一个正处于成长阶段的13岁的男孩离开父母的帮助去和30岁的壮年男性打擂台，无疑将对海军战时生存能力提出严重考验。在军事卫星密布的时代，让航速不一、航程不一、目标极为庞大的联合舰队大规模集中并驶向远海作战，将不得不面临一场格拉沃利纳式的溃退，以免遭到一场特拉法加式的覆没。

　　有鉴于此，在海军实力存在明显差距前提下，海权弱势方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避免舰队集中出海寻求决战，而是通过积极防御以等待有利的局势转机。如果说舰队集中是积极进攻的标志，那么舰队化整为零的分散则是积极防御的象征。海权弱势方“舰队分散”的益处有三。其一，它使海权霸主急于通过一场决战一劳永逸地确立制海权的愿望无法实现；其二，保持反攻姿态的积极防御使海权霸主需要长期在海上维持紧张而庞大的封锁力量；其三，它可能成为促使海权国抵近大陆的重要诱饵。

　　海权弱势方战时将舰队化整为零的防御并非一种被动姿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保持对反攻的积极期待。海上战略应该服从于整体战略。如果整体战略需要海上力量在某一阶段保持防御，那么就必须拖延时间等待反攻。舰队分散意味着在力所不逮的情势下保留反攻的“火种”和贮藏发动反攻的“本钱”。只要本国的陆权势能处于积聚状态，那么“大陆岛”对“离岸岛”的海权势能也将不断向着前者倾斜。在此过程中，要始终遵循舰队分散的基本原则。阿布基尔大海战、哥本哈根海战和珍珠港事件的启示在于，即便是在岸防火力有效支撑范围内，在己方军港内的集中也有被敌方全歼的风险。因此，海上力量处于弱势地位的陆权大国不仅应确保舰队紧紧依托陆权庇护，同时也要避免舰队哪怕在己方近海水域内的大规模集中。

　　防御和进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种理念，而是互为补充的内在统一。从矛盾统一性角度讲，作战的任何一方都必须既包含进攻的元素，也包含防御的元素。如果不以主要战场之外的其他战线防御作为支撑，主战场的进攻也会受到抑制。同理，如果在主战场积极进攻背景下，其它战线能够积极防御，那么当主战场确立优势时，其它战线也将自动由防御转向进攻态势。

　　假设腓力二世、路易十四或是拿破仑能够赢得欧陆霸权，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凭借整个欧陆资源轻易地在海军竞赛中战胜英国。但是，他们没有遵循“陆上积极进攻和海上积极防御并举”的原则，而是基于“进攻象征着主动，防御代表着被动”理念，在陆权主战场局势尚未分晓之时，将主力舰队贸然集中出海决战。从拉·荷格（La Hogue）海战到特拉法加大海战，一系列悲剧都反复证明，在反攻时机尚未出现时，海权弱势方舰队贸然集结出海决战的代价。这还仅仅是过去的平面战争，而非今天的立体战争。同理，一战时威廉德国海军之所以放弃集中出海决战，则是等待德国在赢得欧陆霸权后的反攻时机。尤其是当1917年俄国战败退出世界大战后的一年时间里，德国赢得欧陆支配权的希望明显大于英法。“如果同盟国战胜了协约国，那么从圣文森特到喀山的整个欧洲大陆将都成为德国进攻英伦三岛的海军基地。”

　　对于陆权大国海军来讲，在战略僵持阶段究竟是“诱敌抵近”，还是“外线拒止”与其说取决于其舰队的作战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其陆基导弹部队和陆上起飞的海军航空兵整体作战效能。如果其庞大的陆权向海洋维度延伸能力巨大，那么“外线拒止”就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战略理念。这种理念不仅意味着放弃了对敌方海上力量进行主动杀伤的可能性，还意味着承认无力改变丧失制海权局面的基本事实。如果海陆复合型大国在近海区域具有强大的延伸能力，那么“诱敌抵近”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战略理念。这种理念意味着主动创造“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条件。主场决战一方最大的优势就是利用无限的岸基力量。当敌方主力舰队进入到反舰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有效射程或海军航空兵有效作战半径之内时，从海上发动进攻的一方就会面临“海陆空三维”VS“海空”二维的“降维打击”。

　　“诱敌深入”是毛泽东对弱势方如何利用自身主场地缘优势战胜客场敌人的基本观点。他曾指出:“根据敌强我弱和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已有相当发展的实际出发，以内线作战诱敌深入赤色区域，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主张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有利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弱点并予以反击。”在海权大国与陆权大国近海较量中，利用陆权向海洋的延展维度相当于增容了无限大的航母打击群。例如，在1941年新加坡海战中，皇家海军主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就是在马来亚半岛附近水域被日本岸基飞机击沉的。1942年5月27日(这一天是日本大胜俄国对马海战37周年纪念日)中途岛海战中，面对日本庞大的联合舰队——以65艘驱逐舰为前导，紧随其后的是22艘重型巡洋舰和包括“大和”号在内的11艘战列舰，之后是4艘大型航空母舰以及700架空中护航战机，周围伴随着21艘潜艇——主场作战的美军积极发挥岸基优势，大批从中途岛陆地和“大黄蜂”“企业”与“约克城”号航母战斗群起飞的战机共同给劳师远征的日本联合舰队以重创。至此，美日在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攻守易势的转折局面。

　　关于舰队分散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分散是基于特定情势和阶段下的权宜之计，那么舰队在何种条件下才能集结出海决战?海权弱势方能否实现以弱胜强?针对这一问题，以徐弃郁为代表的国内学者认为:“除非拥有与对手旗鼓相当的海上力量，否则即使拥有‘世界第二＇的海上力量，一旦与排名第一海军强国开战，仍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海军实力是英国的二分之一，但除了在日德兰半岛海域与英国打了一场海战外，整个大战期间都呆在港口中无所事事。因此，从海军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角度看，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的海军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这是单纯从海权“对称原理”和决战思维对海战结果的解读，它成立的前提就是没有任何其他地缘政治维度的介入。而在现代战争中这很难做到。同时，即便从大规模决战角度讲，这种判断也忽略了世界海战史中许多以弱胜强的案例。从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到甲午海战，从对马海战到中途岛海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正确的战略原则指导下，海权劣势方是可能在防守反击中夺得优势的。其前提需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与正确的对手进行一场坚定的决战。其中，正确的时间不是战略防御阶段，也不是战略僵持阶段，而是稳固陆权优势地位后的战略反攻阶段；正确的地点不是远离陆基羽翼的外线拒止或远海护卫，而是在靠近本土的近海/滨海充分发挥海陆空天网相互策应的主场地缘优势；正确的对手是指增加本方的同盟关系，分化瓦解对方的军事同盟，尽量使对方在孤立无援的条件下作战。因此，对马海战中主场作战的日本战胜了劳师远征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而中途岛海战则是主场作战的美国战胜了劳师远征的日本联合舰队。历史再一次上演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的败象。

　　关于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值得思考之处在于，中国海军在与海权强国作战时应该选择远海集中，还是近海分散？关于这一问题,1986年刘华清将军在《海军战略与未来海上作战》中指出：“我兵力虽弱，但在每一战役中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外线的速决进攻战，击其一部，务求全歼。”[ 刘华清：《刘华清军事文选（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页。]同时，《2015年度中国国防白皮书》也指出：“海军要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 中国国防部网站：《解读中国国防白皮书》，http://www.mod.gov.cn/reports/2015/bps/node_46824.htm；张晓东认为：“太平洋是家门口的重要市场，印度洋是生命线和海外利益攸关区……远海护卫战略其实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参见：张晓东：《近期中国海洋军事战略之观察与展望——从2015年最新发布的白皮书说起》，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0期，第72页。]本文认为，战略目标与战略能力之间的差距构成了战略风险。上述问题取决于中国海军未来作战的对手是周边某个小国，还是海权霸主的全球同盟体系？刘华清将军1986年讲话的时代背景是当时中美尚处于对苏准同盟关系，中国的海上竞争对手更多指的是越南等周边小国。例如，两年后爆发了中越之间的南沙海战。如果是周边某个小国，那么舰队集中与外线歼敌对于今天的中国海军认可借鉴。但如果是海权霸主——更确切的说是海上霸权的全球同盟体系——那么单就中国海军目前的成长阶段和相对作战水平来讲，抛弃近海主场优势，转而奉行千里征师的“远海攻防”，将导致其远离陆权羽翼的有力策应。这就如同让一个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十三岁的男孩离开父母的帮助去和三十岁的壮年男性打擂台。无疑将对海军战时生存能力提出严重考验。在军事卫星密布的时代，让航速不一、航程不一、目标极为庞大联合舰队大规模集中并驶向远海作战，将不得不面临一场格拉沃利纳式的溃退，以免遭到一场特拉法加式的覆没。

　　其次，“开放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可能因敌方实施“近海袭扰与长线分布”战略而面临失效的困境。针对海权优势方希望通过“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诱导敌方主力舰队集结出海的战略，海权弱势方要以“持久战”的心态予以积极应对。一方面，“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是一项虚实结合的战略。其“虚”的一面所内蕴的两个弱点，可以被海陆复合型大国加以利用。第一，开放式封锁难免增加“漏网之鱼”潜入后方袭击商船队和运输线的可能；第二，松散集中需要封锁舰队长期保持更加高度紧张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来自海上不同方向零散的袭扰——而非大规模正式较量——对于封锁方士兵体能与精神的消耗更加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越南战争比朝鲜战争更令美国人头痛的根源，即越战是零散游击队作战为主体，而朝鲜战争是大规模正规军作战为主体。海陆复合型大国海军依托主场优势，展开对外海松散集结的封锁舰队采取“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战术。以海军航空兵、岸基导弹、智能水雷、全自主无人机作战“蜂群”和潜艇部队在近海对敌方诱饵舰队和封锁舰队进行诸兵种合成作战与长周期随机袭扰。

　　在此过程中，要坚决避免主力舰队遵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打赢局部战争的传统陆战经验——在军事卫星广泛被应用以及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和无人化愈发明显的时代——以航母为核心的主力舰队大规模集结出海，将正中海权优势方“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的下怀。只要主力舰队依托陆权优势相互策应、互为一体、严阵以待、拒不出海，劳师远征一方的制海权就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它就不得不在其沿海长期维持一支开销巨大的封锁舰队。近海袭扰”战略进可以消耗敌方士气，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中实现“彼竭我盈”的“内耗”目标；退可以实现诱敌抵近，以陆制海的“降维打击”，为最终海上力量的决定性反击积蓄势能。

　　另一方面，“开放式封锁”与“松散集中”战略存在的两点内在要求——其一，舰队分散数量与敌方重要军港数量成正比；其二，舰队位置应该与敌方重要军港分布的幅度成正比——也可以被海陆复合型大国加以利用。如果想最大限度地稀释海权优势方的封锁密度，那么就需要利用海陆复合型大国拥有绵长海岸线优势，在和平时代就积极筹划军民两用多功能港口和机场的建设，形成本土军港、机场与导弹阵地的分散化长线布局。军港的“长线分布”不仅有助于分散海权优势方在各个水域的力量分布，还有助于扩大本方陆权对海权的相对优势，更有利地执行“近海袭扰”战略。例如，一战时期由于德国在欧陆没有取得绵长的海岸线与分布广泛的军港，因此只要英国看住德国进出北海的两条海峡，封锁就显得非常容易。但二战时期由于德国控制了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几乎所有的海岸线，军港的“长线分布”甚至能够使德国的潜艇轻易地突破皇家海军封锁，从而在大西洋以“狼群战术”重创英国海上补给线。

　　再次，“威胁航线与围点打援”战略可能因敌方实施“内线拓展与外线收缩”战略而面临失效的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力地证明了，陆路交通运输革命导致“内线”作战的陆权大国战略机动性与资源整合力明显高于“外线”作战的海权强国。因此，即便贸易航线与海外领地被协约国切断长达4年之久，德国仍然凭借欧洲密布的铁路与公路网络，长期保持着战略优势。海权大国获取外部资源主要依赖单一的海上运输线。而海陆复合型大国则不同，它既可以利用海上运输线，也可以利用陆上运输线。因此，海权国比陆权国对海上贸易航线袭扰带来的影响更具敏感性与脆弱性。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从“南洋”向日本本土运输资源的船只每天都承受大量的减损，日本仍然要硬着头皮继续维持这一航运“命脉”(参见表2)，也可以解释二战时英国在邓尼茨“狼群战术”袭击下面临的海运困境。

　　面对海权优势方彻底切断海上贸易航线或对海外领土军事占领，处于弱势的海陆复合型大国往往容易接受战略止损。但是，如果海权优势方没有完全切断其海上贸易航线或没有完全占领海外军事基地，这种虚幻的希望对于陆权大国来讲则更为麻烦。其海上力量将不得不在“政治正确，但战略错误”和“战略正确，但政治错误”之间，要么冒着有去无回的风险而大规模集结出海作战，要么背负软弱怯战的污名而留守本土。

　　1944年日本海军就面临着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局。在塞班岛、马里亚那群岛等战役相继失利后，日本帝国的原油与铝矾土主产区——“南洋地区”——成为了美国引诱联合舰队出海决战的重要战场。此时，大势已去的日本海军仍无法接受在东南亚“外线收缩”的建议，为了驰援“南线”的海上生命线，不顾实力悬殊的现实，而孤注一掷地大规模集结出海与在莱特岛登陆的美国海军展开决战。盟军在莱特湾战役中一举击溃前来支援的日本帝国海军主力。这场“玉碎冲锋”式的海上死亡行军导致小泽舰队的4艘航母全部被摧毁，从此太平洋上再无日本航母战斗群。同时，日本在菲律宾一带海基与陆基航空力量被消灭殆尽。至此，日本联合舰队在太平洋战争防御阶段作为一种反威慑力量也无法实现。

　　在和平时期，远海护卫可以在应对海盗等低风险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为一国海军彰显权力并赢得荣誉。但在战争时期则可能冒着有去无回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短期内尚无取得与对手旗鼓相当、分庭抗礼的可能性，那么其最好是主动通过“外线收缩”来避免掉入敌方“围点打援”的陷阱。以权力界定利益要求在界定海外利益时，根据隔空投送能力以及利益本身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进行价值排序。舰队本身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构成了一个国家捍卫利益的根本和未来外交谈判的筹码。保留一支未来可以作为威慑和反击力量的海军力量，就意味着有无限的机会参与利益的重新分配。形形色色的海外利益则是这一土壤中生出的转瞬即逝的花朵。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会因其拥有庞大的反制力量而在媾和中失而复得，但一个国家为了捍卫海外领土而丧失了反制力量则会在媾和谈判中一无所有。

　　近代以来，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传统地缘政治中海权对陆权的战略机动性优势。更确切地讲，密布的铁路网络极大地增加了陆权国从“内线”对海权国“外线”的战略机动性。每当陆权国受到来自海上霸权的压力，都会通过将战略重心向内陆转移的方式以寻求抵消。“内线扩展”战略之意图在于通过战略重心向广大的亚欧大陆内部转移，来对冲沿海面临的安全与经济压力。

　　当战争爆发后，海权弱势方针对“外线”的“远海护卫”则难以实现。其最明智的方式就是承认鞭长莫及而无力挽救那些孤悬海外的利益。当海权与陆权之间爆发体系战争后，陆权国面临海外 领地被占领、商船被征用、人员被扣押的现象史不绝书。从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抑或还包括那场没有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海权国在战争开始后对陆权国海外舰只的征 收与摧毁，已经变成了双方都有明确预期的常识。例如，当1939 年英法向德国宣战后，德国的海运瞬间就消失了。其停留在外国港口内无法活动的船只达 325 艘，吨位近 70 万吨。而德国海军部对此既无力解决，也没有打算予以解决。

　　任何战略都是有代价的。对于海陆复合型大国来讲，其代价就是忍受战争初期“外线收缩”所带来的冲击。一旦海上战争爆发，海陆复合型大国对海运的中断以及海外领地的丧失应该有充分的预估。事实上，即便是所有海运物资中断，对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的大国来讲也远非达到生死攸关的影响。未来长期对抗取决于亚欧板块内陆巨大的腹地国家能否对它保持善意中立或与之结盟。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一地区陆权次强国的善意中立，那么海权国的封锁就将归于无效，即它无法达到迫使对手屈服的目标。如果陆权大国在同海权霸主的战略角力中能够确保周边陆权次强国的善意中立，那么就能够通过“内线”源源不断地获得与海权体系长期对抗或争取有利媾和的筹码。

　　最后，“离岸平衡与有限介入”战略可能因敌方实施“攻其必救与歼敌勿尽”战略而面临失效的困境。海权霸主推行离岸制衡最重要的抓手就是寻找可以相互借重的陆权盟友。这种海陆联姻既构成了“对称原理”下海权霸主最终战胜陆权大国的基础，也隐含了两栖同盟最大的弱点。海权霸主最大的弱点就是其首当其冲的陆权盟友。在主权零死亡时代，军事同盟在长期交往中遵循多次重复博弈的基本原则和“一报还一报”的互动模式。在一个由“熟人”构成的国际社会中，同盟义务与战略信誉使得海权霸主很难在战争中冒着背信弃义的风险拒绝驰援处于困境的盟友。如果海权国坚持履行同盟义务，派兵承担陆上作战任务，那么就可能暴露海权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19世纪漫长的岁月里，英属加拿大(1867年从殖民地变为英国自治领)在北美长期扮演着一个有用且不可或缺的“人质”角色，美国海上安全极大程度得益于此。同理，1945—1949年期间，美国独自垄断核武器却不敢对苏联先发制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美国安全极端重要的西欧盟国成为了苏联重装陆军的“人质”。美国可以被视为欧亚大陆外围的离岸岛。一旦任由苏联控制了西欧盟友，共产主义阵营的钢铁产量、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和化工产量、科技人员和工业基础都将增加一倍，美国将独自面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权势威慑。1948年初，美国在西欧地区的陆军缩减为9.8万人，而同时的苏联在欧洲地区的陆军则达到410万，这还没有将其东欧盟国的120万军队计算在内。因此，即便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对苏联享有核优势，但苏联巨大常规军事力量和中短程核武器对其西欧盟友的威慑也令美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西欧盟友的重要性导致苏联在“人质博弈”中享有了美国曾经对英国的战略威慑，这构成了上世纪50—80年代陆权霸主苏联反制海权霸主美国的重要筹码。

　　“避实击虚，攻其必救”，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避实击虚”是一种“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战略。在战略僵持阶段，面对战略对手构建的两栖同盟，海陆复合型大国需要避开其不占优势的海上决战，转而谋求在其占据优势的陆地向海权霸主的陆上盟国发动攻击。从近代法国提供的反面教材来看，它同海上强国的每一场战争都要将其力量一分为二。一方面，在弗兰德斯、德意志或北意大利进行其擅长的陆战，另一方面又要在英吉利海峡、下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洋进行其不擅长的远海作战。它在虚实两个战略维度之间的摇摆不定，成为其常常面临“两头落空”悲剧的重要原因。

　　通过“攻其必救”迫使海权霸主，要么背弃盟约，放弃对陆权盟友的支援，从而让其他潜在的大陆结盟者要么放弃幻想，从“限制权力”的制衡逻辑转型“融合威胁”的结盟逻辑；要么为了维护战略信誉而不断追加对陆权盟友的支援力度。前者意味着，一旦基于“融合威胁”的大陆同盟得以构建，其绵长的海岸线和数量众多的沿海基地会彻底撕碎海权霸主的封锁链条。后者意味着，这种“以己之短，克敌之长”的战略选择可能将其不断拖入难以自拔的泥沼。

　　倘若海陆复合型大国对自身的陆权优势拥有充分的信心，那么“歼敌勿尽”则是确保其通过陆战长期消耗海权国实力的重要前提。将对手留在陆上——而不是将其彻底赶回大海——其目的在于拖住海权国令其不断为盟友加码和在陆战中持续失血。1940年，当欧陆权势完全倒向纳粹德国后，关于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为英法同盟在欧洲大陆的前沿据点输血的问题，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如是作答:“如果希特勒聪颖绝伦，就应该减缓进攻法国战线的速度，或在敦刻尔克之后沿塞纳河一线休整三四个星期，其间加紧进行侵略英国的准备工作，这样他便有了极大的斡旋空间，从而使我们陷入他的圈套，进退维谷:要么抛弃饱尝苦难的法国，要么为了法国而耗尽我们将来生存所依赖的最后资源。我们越支持法国继续战斗，我们对法国承担的援助义务就越多，而英国本土防卫的一切准备工作就越难实现，尤其是关系英国存亡的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也更难保存。在最后这点上我们决不妥协。然而，一旦拒绝，必将引起正在苦苦挣扎的盟国极度反感，从而危害两国的利益关系。希特勒毕竟不是天才，所以我们一些高级指挥官，在谈到现在如此简单的新局面时，甚至有些轻松安慰。正如一位伦敦军人俱尔部的服务生对一个无精打采的会员所说:“先生，无论如何我们已进入了决赛，而且是主场决赛。”而正是希特勒对敦刻尔克最后的攻击，帮助英国彻底摆脱了在战略信誉和战略现实之间的两难困境。

　　“攻其必救”与“歼敌勿尽”原则的启示在于，海陆复合型大国能否在大陆外围的“边缘地带”构造一种让对手相信的“多米诺疑惧”或“温泉关推论”，以至于迫使海权国陷入到长期的陆上战争。亚欧大陆外围突出的“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中长期被视为陆权进攻海权的“走廊”或“跳板”——欧洲低地国家对于大英帝国的安全、朝鲜半岛对于日本的安全、中南半岛对于澳洲的安全都会进而影响到海权霸主自身的安全认知——也成为迫使海权国滑入“攻其必救”陷阱的重要手段。

　　海陆复合型大国的地缘安全主要仰赖内陆“心脏地带”的善意中立，而非外围“边缘地带”的善意中立。内陆“心脏地带”的反抗会导致其在“后院起火”的情势下陷入海陆两线作战的“腓力陷阱”，外围“边缘地带”的反抗则是吸引海权国“由海向陆”与“战略抵近”的重要手段。因此，海陆复合型大国应通过对亚欧大陆内陆国家持续展现外交善意，确保其不会因受到威胁而同海权国结盟，同时，对亚欧大陆边缘与海权国结盟的国家保持足够的威慑。例如，一战时，德国对比利时的进攻成为了英国参战的直接理由；二战时，法西斯国家对英国盟友希腊的进攻促成了其向巴尔干地区派遣陆上远征军并损失惨重；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陷入的两场重大战争——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其背后都遵循着类似的“多米诺疑惧”。

　　“歼敌勿尽”原则意在探讨是否将登陆的海权国军队直接“扔回大海”而彻底割裂，还是将他们“留在滩头”而长期消耗。对拥有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大国来讲，显然后者更为合理。二战中德国的失策就是在其具备陆权绝对优势的情势下，将英国在法国和希腊的部队赶进了大海。而越南战争对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个巨大收益就在于它用“同盟义务”长期将美国拖在这一地区进行消耗——它总共导致了5.822万名美军阵亡，15.3303万人负伤，另有1643名美军失踪。1965—1975年间，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直接开销共计1110亿美元以及战后创伤综合症引发的国内社会问题与精神沉疴——并构成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力量衰落、美苏攻守易势的重要因素。

　　三

　　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点上，都包含着延续性和变革性内容。具有穿透力和前瞻性的军事理论研究，不仅必须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时还必须关注国际安全背景的演变及其带来的限制条件的变化，把握重大问题发展演变的内在线索和逻辑，并形成系统性和可验证的知识体系。

　　战略研究应关注地缘政治中具有基础特征的延续性要素，同时兼顾具有划时代特性的变革性要素。虽然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问世——使地缘政治的博弈空间扩展到海陆空天网等多维空间，但作为承载人类活动的海洋和陆地仍然构成了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基础维度。而其他衍生维度仅起到在此基础上增强海权或陆权的战略机动性的力量倍增器效果。衍生维度既是这两大基础维度互动的延续，又引领着两大基础维度互动方式的变革。一方面，对于地缘类属身份的划分仍然延续了“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而始终没有出现“空权强国”。这意味着两大地缘政治基础维度仍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从这一角度讲，海陆仍构成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其它地缘政治维度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在海陆两大维度基础上的高度集成。

　　人类从单一的陆地走向海洋本身就源于技术的进步，而网络为人类开辟的新空间则比有形的海洋更加宽广无垠。随着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在战争中的加速应用，这种趋势正在将海陆二维地缘政治互动推向了更高的竞争维度。在“海陆空天网”多维地缘政治时代，即便海权弱势方奉行舰队分散原则，也可能面临海权霸主舰队在不抵近的前提下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或远程战略轰炸机发动更高维度的打击。尤其是在体系大国纷纷退出《中导条约》的时代背景下——其目的是为其大规模生产、列装以及在陆权支配性大国周边大规模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扫清法律障碍——海权霸主对海陆复合型大国弱势海军将具有更大的战略威慑。

　　中程弹道导弹在射程(空间急剧缩短)、速度(时间急剧压缩)和精度(打击更加精准)上对陆权大国弱势海军在未来海战中的生存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旦未来海权霸主在陆权大国周边国家或海域增加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就会对其海军在冲突时可能采取的“近海防卫”形成有效破坏，同时将增强对海权弱势方威慑升级的可能性，并造成即使其航母打击群拒绝大规模集结出海迎敌，也可能在港口内面临潜在的中程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饱和攻击的风险。因此，科贝特时代基于“大炮巨舰”的战略原则可能因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无人作战机蜂群在未来战争中的广泛应用而面临新的理论发展需要。如何增强陆基、海基综合反导能力将成为未来陆权大国维护弱势海上力量安全的关键要素。

　　鉴于地缘政治新维度对权力竞争的巨大影响，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认为:“下一个‘珍珠港事件’可能来自网络攻击。”数字鸿沟正在拉大国家间的差距，使我们虽然处于同一个世界，却又经历着不同时代。未来战争中的“降维打击”意味着海战能力的评估不再遵循传统的吨位加减法，而是在颠覆性技术影响下的除法原则。当优势方(分母)在颠覆性技术影响下出现数量级的增长后，劣势方(分子)在比值中的权重就可能无限趋近于零。甚至在某一个地缘政治维度里极其微小的优势都可能决定到整个战争的结局。这意味着矛盾次要方面在条件成熟时有可能向主要方面转化。这要求我们去理解科贝特战略哲学时效性背后的精神内涵，而不是对其理论刻舟求剑式的生搬硬套。

　　作为一种对国际战略中长期反复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规律性总结，海上霸权战略理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解释和预测，也体现在建构和教化。当人们高度内化某种理论的知识以后，这种知识就变成了一种共有观念，进而影响行为体的政治实践行为。作为近代海上霸权战略理论的集大成者，朱利安·科贝特关于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不仅是对过去海权兴衰的历史总结，其对于今天海权国经略海洋霸权也起着深远的影响。而对科贝特理论在实践中的困境分析，则可能为处于成长阶段的弱势海军在未来的较量中规避战略风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最后，研究近现代海战史经常会令人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愚蠢的国家从自己的失败中积累教训，而聪明的国家则从他人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海上力量的兴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人们常常讲到“百年海军”的重要原因。对科贝特海上战略理论在实践中的困境分析，其目的就是为弱势海军在防御性进攻理念下规避战略陷阱与增强制衡能力寻求有效的路径。诚然，上述观点虽然不能保证海陆复合型大国的必然成功，但却为其在与海上霸权国较量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合理选择，以增加其赢得竞争的机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