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国家转型的角度分析民粹主义背后的推动力量。当前民粹主义高涨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和全球化给欧洲国家带来的冲击，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欧洲内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变化，以及由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民粹主义不过是这种深层次变化的外在表象。

　　逐步壮大的民粹主义：战后欧洲民粹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

　　出于研究和学术讨论的需要，穆德(Cas Mudde)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没有十分明确指向的意识形态，它把社会分成为两个同质且互相排斥的群体——‘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并认定政治活动应该表达人民的‘集体意愿’”。在目前针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反精英”、“反建制”和“反移民”已经是确定民粹主义的主要依据，而且反精英、反腐败、反移民以及反对现有的经济政策也是多数民粹主义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思想和舆论工具。

　　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力量在欧洲迅速壮大，让很多人误以为它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治现象，并把金融危机视为导致欧洲民粹主义高涨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远早于2008年金融危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战后欧洲民粹主义初生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民粹主义在欧洲政坛上无足轻重；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洲民粹主义稳步发展，在西欧和中东欧的一些国家中，民粹主义政党进入政府，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至今，欧洲民粹主义蓬勃发展，不仅传统的右翼和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不断壮大，而且一些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异军突起，并出现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街头政治运动，冲击了战后西欧形成的稳固的政党政治结构。

　　从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过程来看，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不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欧洲经济和社会形势显然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民粹主义不仅内生于各类社会变动之中，而且是这些社会变动的外在表现。通观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过程，其与欧洲福利国家改革进程高度同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结束了，各个主要欧洲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进行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从而开启了欧洲新一轮的国家转型进程。民粹主义的不断发展恰好反映了在这一进程之中欧洲国家职能和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与这种变化相辅相成的主流社会和政治观念的变化。

　　欧洲福利国家及其政治生态

　　战后的西欧福利国家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在欧洲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推进欧洲联合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运动，可是，它们未能动摇民族国家的根基。不仅民族认同成为国家干预的一种重要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西欧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契约”——尤其是企业主与工会之间的共识——为福利国家在西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政治现象。首先，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欧洲范围内的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行动，推动战后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但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民族国家得到强化。其次，福利国家中的现代官僚行政体系的发展为“去政治化”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量。

　　随着国家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的增长，为了履行这些责任，现代的官僚行政体系在民族国家内部建立和完善起来。而且由于官僚行政体系独立于政党政治，民主选举和政府轮替不会直接影响它的运转，所以这个权力中心没有受到民主选举的有效制约。

　　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福利国家的不断扩张为战后西欧长期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欧洲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欧洲国家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进行福利国家改革，福利国家的观念和制度都受到了挑战，福利国家框架下的“去政治化”进程发生了变化，从而为民粹主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土壤。

　　“肢解福利国家”及“去政治化”进程的转折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终结了欧洲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西欧国家普遍诉诸更加极端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但是，这些措施未能将它们从低增长、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中拯救出来，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经济危机的性质。1975年，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三位顶尖的政治学家合作撰写了《民主的危机》的报告，指出经济危机反映了战后确立的欧洲政治社会制度的危机，由于劳工组织和劳动代表深度介入政策制定过程，在社会中普遍培育了对国家责任的过高期望，国家已经无力满足这些期望。因此，欧洲“民族社团主义国家”的基础与核心、凝聚在“社会团结”和“共识政治”中的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被认定为欧洲深陷危机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代议民主制还是维持其稳定的“共识政治”机制，都不再服务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结果战后劳资合作的社会契约松动了，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注重强调经济竞争力，并往往以损害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因此，战后西欧的“去政治化”进程出现了逆转。一方面，劳、资之间的冲突再度抬头，社会内部矛盾重新尖锐。另一方面，在“去政治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官僚行政体系的中立地位受到挑战，技术官僚和围绕着行政体系发挥作用的专家成为政治活动的目标和攻击对象。

　　80年代以来，在福利国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职能的转型是欧洲国家的普遍现象。基本的政治制度——代议民主制没有变化，但是，保证代议民主制在战后欧洲稳定发展的政治和社会机制发生了变化，促成劳、资合作的社会契约发生了变化，一整套旨在维护“社会团结”的政治社会机制受到了侵蚀。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市场机制得到加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干预能力下降，国家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也趋于减少，同样，社会自我保护的能力也开始下降。因此，欧洲战后政治生活的“去政治化”过程出现了转折，在欧洲福利国家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各种政治协商机制已经不能充分地代表民众的利益并实现其社会诉求，社会矛盾趋于尖锐。

　　欧洲一体化及欧洲的政治转型：为何欧盟成为欧洲民粹主义的靶子？

　　民粹主义的发展正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冷战时期和冷战之后长期的政治宣传中，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被描述为战后欧洲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保障，并由此上升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念。回溯欧洲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和平与繁荣。除了民主制外，战后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有一整套的社会机制做后盾。在“嵌入式自由主义”观念占据主流的情况下，国家干预主义有效地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社会保障。建立在这些主流观念基础上的福利国家，其内部的“三方对话”机制和“共识政治”实现了“社会团结”，社会各个阶层利益被黏合在一起，缓和了社会矛盾。因此，二战后直至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西欧的民族国家机制得到加强，同时在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了“去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在上述背景之下，民粹主义没有太多的生存土壤。80年代以来，迫于内外压力，欧洲各国或迟或早地改革福利国家制度，代议民主制没有变化，但在“社会团结”观念下的“共识政治”以及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机制被削弱了，国家职能转变了，国家卸下了多种经济和社会职能。因此，在“民族社团主义国家”中，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国家为社会提供保护的能力被不断削弱。在此过程中，欧洲一体化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在新一轮的欧洲国家转型过程中，“去政治化”的进程出现了逆转，社会矛盾重新激化起来，为民粹主义的生长提供了条件。自8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欧洲稳步成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高歌猛进。民粹主义者提出了“重建民族国家”的诉求，他们要求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要求对自身社会权益的保障，或者说要求保护社会不受“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过度侵害。这些社会保护的职能一度由民族国家来承担。民粹主义和各种极端政治势力的兴起迫使精英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未来应该由谁、通过什么方式来约束“自我调节的市场”并为社会提供必要的保护？

　　目前，在欧盟内部出现了一些看似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成员国政府迫于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力图融合这些非主流的民粹主义的政治力量，或者让它们进入政府，或者是采取它们的政治主张，出现了强化民族国家地位和职能的趋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在欧洲层面加强政治和社会协商的努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公开的讲话中指出，要在多个层面上加强原本是民族国家内部协调机制的“三方对话”。究其根源，这些措施都是要消除因为社会保护受到削弱而导致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重新在欧洲构建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但是，在科技进步、新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市场力量在全球扩张，欧洲所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仅仅依靠国家内部的调整或者欧盟层面的措施，都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约束市场力量、构建“社会安全网”的目标。

　　市场力量的全球扩张削弱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这不仅是欧洲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所以，民粹主义不仅在欧洲不断发展，而且在全球很多国家中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长拉米曾评论道：“资本主义是有效率的，但是资本主义会让社会感到痛苦。”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条件下重新建立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将是这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标题《欧洲的国家转型及其政治图景——从欧洲民粹主义谈起》，《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