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根据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从宏观角度考察欧洲始终并存的“无政府逻辑”和“共同体逻辑”两种逻辑及其价值取向。

　　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两种逻辑及其价值取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主流范式：一种是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国际政治是在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因此国际政治的本质即是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的斗争；另一种是自由主义范式，它虽然承认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的残酷性，但否认国家间冲突的不可避免，因而国际政治能够向着和平的、国家间共同体的方向转变。这两种范式看上去泾渭分明且争论不息，也就是国际政治的两种逻辑：即“无政府逻辑”和“共同体逻辑”。

　　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平以降，欧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国际体系。但是，在近代欧洲历史中，兵燹之祸连绵不绝，各国政府合纵连横、使尽机谋权诈，无非旨在争夺领土、资源和威望，以至19、20世纪将这种争夺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归因于“无政府逻辑”的突出作用。首先，近代欧洲既不存在一个超越各国政府之上的“世界政府”，也没有一种能够真正约束它们对外行为的国际制度或机制。其次，欧洲的和平建立在主要大国势力均衡的基础上，而均势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欧洲国家的“安全困境。再次，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中的主角当属欧洲民族国家，它们之间的外交、结盟和战争无不是以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为圭臬。因此，欧洲国际政治中流行的“国家利益”(raison d’etat)、“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实力政治”(realpolitik)等用语也就成了欧洲国际关系史学家笔下的核心概念。

　　但是，上述“无政府逻辑”对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的解释并不充分，因为欧洲毕竟存在着某种秩序而不是完全由“丛林法则”所支配，所谓“共同体逻辑”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与其说这种逻辑的发展是沿着自由主义学说的路径，不如说主要是“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对它做出了富有启迪的阐释。“英国学派”认为，这种国际社会区别于国际体系，后者仅是国家间通过相互交往和互动关系影响相互的思想和行为，而前者包含它们意识到国家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或价值，并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或者为构建共同制度而进行国际合作。

　　实际上，“英国学派”的所谓理性主义取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中汲取了营养并将它们调和了起来，从而使两种逻辑影响着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笔者认为，虽然近代欧洲国家问关系的“社会性”在发展，即“共同体逻辑”确实在起作用，但是“无政府逻辑”的国家利益、自助、权力争夺、安全困境等核心概念似乎更能解释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总体特征，尤其表现在欧洲列强之间在欧洲乃至世界的争霸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而“共同体逻辑”对此却少有作为。

　　“共同体逻辑”下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动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欧洲一体化是按照“共同体方式”发展的，它以成员国让渡或集中部分主权为前提，将“共同体逻辑”下的国家问合作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与其他以政府间合作为基础的一体化形式区别开来。当然，上述发展只是“共同体逻辑”的结果，更重要的问题是：“共同体逻辑”为何能够引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而导致上述的结果呢? 笔者认为，这种“国际社会”如果说存在于近代欧洲的话，那么其特征在二战后的欧洲表现得更为充分，欧洲共同体发展的“共同文化”动因的解释确实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进一步说，在近代西欧国家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和原则，二战后上升到欧洲国际关系层面上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成为欧洲人共同追求的目标。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原因还需从更深层次来探讨。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统一的欧洲市场建立了起来，其现代性就在于资本内在的扩张本质。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视域下，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市场通过其价格变化的“无形之手”能够自动调节资源的分配，使得生产者的利益及至整个社会财富获得最大化。然而，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然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虽然资本具有跨国扩张性，但资本的所有者却是有国界的，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使得资本所有者追求国家的保护，经济民族主义由此产生，这又使得市场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这是“无政府逻辑”的作用在经济领域的演变。而欧洲经济一体化揭示的是另外一种逻辑：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就已存在的资本跨国扩张的本性，相对于政治、安全等领域由国家掌控(国家职责所在)，市场有着自己的运行机制和规律而应较少受到国家的干预；另一方面，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又是必要的，鉴于经济民族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按照“共同体方式”对其实行跨国管理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然而，经济相互依赖和跨国管理的需要所产生的国际合作毕竟不同于向一个超国家建构让渡自己的经济主权。那么，欧洲民族国家究竟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现有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两种主要流派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笔者认为，虽然两种流派视角相异，但并不必然相互排斥。首先，从保证“承诺的可靠性”切入的国家中心主义解释采用理性选择的分析工具，从民族国家的层面揭示了它们接受让渡和共享主权的动机和目的。新功能主义强调中立的技术精英管理跨国经济事务的必要性，实际上试图将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的经济权能比之于精英治国的民族国家的效能，从超国家机构作用的层面阐明了集中主权对民族国家的吸引力。联邦主义则从共同价值观念的层面提出永久解决国家问战争问题的方案，欧洲大同的理想在欧洲有其深厚的“欧洲主义”历史和文化渊源，它对各国政府推动欧洲一体化有着深层的压力。

　　“无政府逻辑”与欧洲一体化的性质和未来

　　欧洲一体化也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美国营造的西方安全共同体和美国的大力支持为欧共体的成长提供了土壤。然而，以北约组织为纽带的跨大西洋联盟本身就完全是按照“无政府逻辑”建构起来的冷战的产物，而美国霸权的支配和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决定了这种安全共同体的结构，因而它给西欧或西方带来的和平远不是那种“民主和平”。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致力于北约的转型，但是所谓西方安全共同体没有多少突破传统军事同盟的性质。总之，生存和安全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追求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欧洲国家既不准备将这部分的主权权利转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欧洲机构，同时又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一个美国支配的、内部有着明显等级的军事同盟。

　　确实，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来看，“无政府逻辑”和“共同体逻辑”的作用总是并存和交织于其进程之中。首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欧洲人认识到联合自强的必要性，早在《罗马条约》中就提出了“更为紧密的欧洲”的发展目标，并找到了功能一体化的切实可行的路径，至今已经形成了维护“共同体方式”的自觉；其次，欧盟是一个法律共同体，从《罗马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里斯本条约》，在“共同体逻辑”作用下，欧洲一体化的成就内化为欧盟稳定的法律和政治体制，这是欧洲人的伟大创举；最后，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呈现出两种逻辑此起彼伏的状态：欧洲一体化取得进展之日，即“共同体逻辑”展现力量之时。反之，欧洲一体化遭受挫折之日，即为“无政府逻辑”活跃之时，这或许反映了欧洲一体化的某种特点。

　　从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来看，近代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乃至战争连绵不断，但这未能阻碍“共同体逻辑”起作用和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同样，当代欧洲一体化大放异彩，但“无政府逻辑”也没有偃旗息鼓，它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国家的共同体政策和对外行为，近如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各国的表现。可以预见，一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欧盟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仍将主要面对来自内部的挑战。说到底，两种逻辑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都以国家利益为旨归，“无政府逻辑”追求的是本国利益最大化，而“共同体逻辑”则是旨在通过共同体内各国的互利共赢来增进本国利益，显然后者更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并已被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所证明，乃至为世界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正因如此，历史将欧洲引向一体化道路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如果在世界舞台上，欧洲人去追求自己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进步则是有限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题《欧洲国际关系演进的现实逻辑和价值取向刍议》，《欧洲研究》201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汪书丞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