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一个真正的“后疫情时代”即将到来之际，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大势进行准确的研判，既有理论学术价值又有现实紧迫性。学界尤其应加强对“后疫情时代”和平与发展这一国际形势变化主线的全面深入研究。结合新的世界大变局，本文尝试从多角度、辩证地阐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具有的持久性与新内涵。作者还对新的时代命题下影响未来国际大趋势的三大重点领域进行深入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未来应采取的国际战略抉择。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国际大趋势；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席来旺，男，河南人，河南师范大学世界和平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仍在全球施虐，真正的“后疫情时代”终将逐渐向我们走来，在全球治理形势依然复杂、国际秩序面临重构之际，“世界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有太多的重大时代课题亟需国际问题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予以精确的专业性回应。在此，笔者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大势的研究提出几点思考，特求教于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同仁。

　　一、问题的提出

　　仍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演进，对当前及未来的国际关系都产生着巨大冲击，其前景还在继续观察。同时，笔者注意到几类学术现象。

　　1.1对“后疫情时代”的概念表述存在模糊

　　现在许多人在不同场合简单地把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等同于“后疫情时代”。事实上，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讲，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如同“冷战”结束后人类迎来了“后冷战时代”一样，真正的“后疫情时代”应该是指目前这场人类灾难结束之后，这个时代虽然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我们有信心会尽早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提法的文字表述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当前及未来形势演变及其内涵的准确界定，尤其是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大趋势的分析研判及相关对策的战略谋划。

　　1.2对“后疫情时代”的未来判断尚不确定

　　在具体评估疫情对世界影响的深度、在探讨疫情究竟会如何改变世界面貌等方面，专家们之间存有明显不同的看法。在真正的“后疫情时代”即将到来之际，学界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大势预判仍不确定。

　　（1）多数学者认为，作为战后世界史、人类文明史的重大分水岭，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经济全球化运作方式与全球治理模式，也影响大国关系态势、国际格局走向乃至人类文明重塑。

　　有学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以“重新书写”历史的方式开始改变世界的历程，“未来的国际秩序到底如何恢复，领导力如何建设，国际规则如何进一步的增强”仍不明朗，“疫情冲击下，未来两年三年甚至三到五年，国际秩序可能会处在持续的调整中”。

　　“有学者认为，“疫情堪比世界大战”，“对世界具有世纪性意义，或许成为全球性进程中的分水岭”，“这次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挑战，……改变了国际关系、国际体系，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后疫情时代将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今后的世界面貌，包括力量对比、政治格局、大国关系框架，国际组织地位和国际准则等，都在发生或者会继续发生深刻广泛的变化”。

　　也有学者认为，“从历史与文明的角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目前大多数人对于疫情影响的认识是缺乏想象力的。现在看来，疫情对世界的冲击仍在蔓延中，仍是不确定的”。“此次疫情不仅使全球生产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以致整个世界经济出现大面积衰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有国际力量格局，对整个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全球化进程遭受重大挫折，国际格局出现诸多不确定性”。

　　（2）有一批专家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改变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的影响力，对夸大疫情影响的观点持保留意见。

　　有专家分析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启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或延缓了这一进程”。

　　也有学者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国际格局的变革会有一定影响，但即便疫情之后，国际基本格局也不会因为疫情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疫情不具有二战那种改变国际格局的力量”，“不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根本影响”，因此质疑疫情“会永久性改变世界秩序”。“那些过度夸张疫情对国际格局影响的都是把疫情理解为或者说是作为战争来对待。战争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无可争议。但这次疫情没有二战那种改变国际格局的力量，改变不了”。

　　1.3在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处境与对策分析方面存有分歧

　　战略学界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究竟是要倾向于“战略收缩”还是着手“将领导世界”也有不同看法。

　　一方面，有专家认为：“疫情终结了美国世纪”，或者至少可以认定，“未来的五年，有可能是大国霸权终结的五年，美国的霸权终结，是越来越多人都有的共识，美国不再会是帝国，将会退缩为区域性的强国”，疫情毫无疑问给了中国一个领导世界的难得历史机遇。

　　另一方面，国内有著名学者认为，“不少媒体提到中国填补美国全球领导机会的可能，但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软权吸引力有限，中国可用资源有限、中国的经验有限、以及大流疫导致的复杂性，中国将遭遇的相关内外障碍相当巨大。故而虽然中国相对损失较小，但绝对来看也付出极大代价，我们必须足够收缩”。进一步来讲，“中国应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和军事收缩，特别是在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以此作为促使美国新一届政府迟早相应的收缩的基本谈判条件”。

　　1.4初步总结

　　应该说专家们的精彩分析都有各自的道理，这里涉及观察疫情对世界影响的不同视角问题。例如，目前各领域专家们的关注点分别聚焦在疫情对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产业布局、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世界文明形态、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等的不同影响，从不同角度向未来世界发出了必要的警示，只是这些方面之间既相互关联也各有不同侧重。再如，在疫情冲击下，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变动的程度与频率表现不一。此次疫情对国际格局无疑有巨大冲击，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的重新洗牌在加快，但其基本性质确实不易更改，在很大程度上，疫情将加速前疫情时代既有的历史进程，其中包括大国关系演进的基本状态。相比之下，世界秩序在国际格局基础上形成，按照基辛格在其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分析，世界秩序有其萌芽、发展、破坏、重建的过程。

　　事实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现有世界秩序的冲撞力度与破坏程度确实不容轻视，即使国际格局不发生根本变化，疫情也将加快大国战略布局的调整与磨合，从目前美国、欧盟、中国及各国应对疫情的不同策略表现来看，尤其是从多种国际力量之间互动与较劲的复杂现实来看，未来世界秩序不可避免要进行重构与重建，这种变动甚至会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历史性变迁的特质。当然，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究竟如何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其演进的轨迹也许会出现曲折反复，世界秩序重建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况且国际上“制度之争”、“模式之争”的较量仍在激烈进行着，历史尚未终结。

　　无论如何，疯狂施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过去。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一个真正的“后疫情时代”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国际问题研究学界不仅对“后疫情时代”的概念表述存在模糊，而且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的预判仍不确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界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大势进行准确研判，既有理论学术价值又有现实紧迫性，加强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的深入研究，无疑将是摆在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涉及全局性的紧迫性重大战略课题。

　　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具有持久性与新内涵

　　2.1“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是国际形势变化的主线

　　值得明确指出的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将面对的崭新世界里，与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变化具有的“相对模糊性”不同，无论如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都将难以逆转，仍将是未来世界演进的一大趋势，这是在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变化进程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我们之所以能对未来有足够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历史演进的基本大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世界一直存在着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深刻变化，不少人曾对我们的时代主题和当今世界大势发展充满了各种担忧和疑惑，在“世界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今天，和平与发展究竟是否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呢？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今天，即使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全球大流行新冠肺炎疫情，并产生如此全方位、深刻、持续的国际影响，“应该看到，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

　　应该说，在目前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对我们所处时代主题的认识基本上还是清醒的。同时也应看到，学界在正确表述时代主题方面仍存有偏差。例如人们时不时会简单地说“和平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有权威专家也这样分析到，“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要解决后疫情时代的问题与挑战，仍然离不开和平发展”。其实这些提法显然不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不只是一字之差的问题，二者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还有个习惯认为，只有当国际形势出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积极面时，才肯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依据是，“从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和定向转化中，已显现积极因素趋于上风的明显变化，在国际关系各领域积极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世界总体形势呈现愈益强劲的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认为，不能把“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等同于人类社会已进入“和平发展的时代”，也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确定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当中的“发展”混为一谈。其实，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时代主题”主要是抓住了时代特征，其中就包含着基本矛盾因素，问题意识非常突出，他不断强调，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关系到当今世界“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两大世界问题。事实上，所谓时代主题，就是体现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反映世界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主流或者主旋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要解决的两大课题，更是跨入21世纪后我们所全力解决而尚未根本解决的两大问题，“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

　　近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对当今时代的基本形势作出了重大战略判断，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分析研判“后疫情时代”国际大势提供了理论指导。

　　2.2时代主题具有新内涵新特征

　　从根本上来说，时代主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反映世界需要解决的主要战略问题，二是反映世界历史潮流和时代主旋律。在目前的全球抗疫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性已得到充分彰显，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世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不变的追求。未来，人类更需要携手探索“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处与发展之道。减少乃至消除战乱、动荡、贫穷以及具有生物安全意义的重大疾病，让“和平与发展”的积极面得以在更大程度上继续造福人类，应该是人类从反思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来的真正最大收获。

　　还应该看到，仅仅承认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判断的科学性及其自身所具有的持久性还是不够的，在人类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与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重叠的今天，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外延等都在发生着变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持久性与新内涵有两方面突出表现。

　　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将是“后疫情时代”客观存在的世界性主题，新时代世界面临的这两大问题一个也不会轻易得到解决。世界并不太平，发展问题依然突出，这不仅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老生常谈，也将在未来长期伴随人类社会。在疫情严重冲击下，我们看到一些大国加紧在各领域继续战略博弈，战争与和平这一传统较量的影子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后疫情时代”，中美各自以压倒性综合优势领先于其他主要力量的态势更加明显，彼此间的博弈争斗也会更加直接。同时我们也看到，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压力在增大，而且各国已从多方面为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做准备，都设法将事关自身发展的大计力所能及地有所安排。近年来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和平与发展，未来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人类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不会改变，疫情使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尤其是国际上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力量始终存在，总能给世人带来光明与希望，其中中国开始发挥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带有新的特点。新冠肺炎疫情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量得以较大程度释放，疫情更给世界发展带来很大负面影响，“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直接表现为全球供应与需求的突发性中断”，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将不可避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国际经贸体系、国际新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等都将面临重建的新课题。全球化进程将由理想化的完美阶段，进一步向理性化、更加公正的新型阶段推进，具有魅力与活力的“一带一路”也将在经历洗礼后得到进一步优化发展。国际抗疫话语权之争的激烈程度昭示着，新时期的国际舆论战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新阶段，从而真正具有了新的战略对决意义。

　　“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不会轻易改变和扭转，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人类将站在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顺势而为、主动应对是一场需要连续作战的严峻考验。疫情之后的世界，制度之争、国力之争、影响力之争还会进一步升级，国际战略对立和地缘政治冲突可能会更加尖锐。在一定意义上，人们今天的努力将影响未来的选择。中国是在和平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更应该有理由深刻认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大趋势，未来仍要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全球化重构时代，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出调整，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就是我们新的应对选择。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以十九届五中全会与“十四五”规划为标志，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意味着，目前中国已经站在了现代化进程的新起点上，未来中国实现的现代化与以往历史上任何类型的现代化不同，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过程，实现了现代化后的中国更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既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也将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

　　三、科学认识未来世界大趋势仍是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3.1国际问题研究学界要主动呼应时代命题

　　新冠肺炎疫情向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领域需要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在未来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我们承担的任务会更加繁重艰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能不能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准确回答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统筹战略全局和世界变局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学界理应主动呼应这一时代命题。

　　毫无疑问，习近平外交思想尤其是习近平关于国际战略问题的重要论述，是我们研究“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的指导思想与根本遵循。2020年疫情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多次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而且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辩证论述，“时代主题”、“两大问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前景”、和平有时是需要通过斗争争取来的等，内容丰富、寓意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特别强调：“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对我们开展“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面临新时代、新变局、新挑战和新课题，国际问题研究学界要有自觉意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调整研究方向，科学整合研究力量，全力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要从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中探讨和平问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与世界新秩序诞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目前，国内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已建立相对完善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科体系和人才梯队，在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不少高校开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筹组一批新型研究基地和智库。但是，当前学术研究的调整与整合还受到既有思维定式、西方话语、理论预设的束缚，尚不能完全适应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课题，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能解释既有西方国际关系框架下遇到的各种问题，却无法解释新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现实逻辑。

　　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研究话语权方面，同样要求“中国学者应该有基本的世界政治视野，而不能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中国思想界亟需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研究“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就要 “跳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着力构建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牢牢立足我国实际，坚持和发展具有民族性、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以呼应新时代与国际社会新现实，积极回应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变动中的重大问题和核心议题。对现实重大课题的研究，并不是只要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就能完成的，而需要中国学者以极大的勇气，努力构建日益完整的中国特色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从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个涉及新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和百年变局的根本问题入手，展开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就是一种大胆尝试。变局之下，“和平与发展”不再是一成不变、理所当然的，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等研究，将成为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需要，加强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研究，是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3.2值得重点关注的三大领域

　　关于“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加强研究，笔者以为，至少以下三个领域值得重点关注。

　　（1）未来国际格局与全球化演变的基本趋势。

　　如何认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在未来新的形势下的具体内涵与演变规律？笔者在前文中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只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同行专家的继续关注与讨论。的确，连联合国秘书长也在感叹，新冠肺炎大流行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影响，“世界面临着严峻的安全挑战”。“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特殊历史节点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应当着眼‘后疫情时代’，共同厘清人类将面对什么样的世界、世界需要什么样的联合国等重大问题”。

　　全球疫情施虐与国际抗疫努力的较量已经一年多了，新冠肺炎疫情究竟对国际格局、世界秩序、人类文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此大家应该看的比2020年初时更加透彻了。未来“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的新面貌究竟会如何呈现？人们也应该有越来越清晰的预判。无论如何，当一个真正的“后疫情时代”快要到来时，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的研究应该继续不断地深入开展下去。

　　诚然，学术研究鼓励百家争鸣，但是对于“后疫情时代”国际大势如此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学界如能及时地进行准确研判，不仅具有一定理论学术价值而且也有现实紧迫性，只有对这一重大战略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人类社会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自己的应对之策，规划未来可行的战略。尤其对中国来讲，更需要根据综合国力与变化了的形势，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自己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

　　与此相关联，未来全球化的演变趋势仍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全球化进程虽然受到严重挫折，但不能称之为完全“休克”，国际上那种认为“新冠疫情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观点显然与事实不符。在“后疫情时代”的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全球经济将转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能否真的很快出现？缺乏美国在全球化规则中特殊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很快动摇美国在生产、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地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而不能凭感性用事或者受国际舆论的左右。

　　有专家断定，“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将“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因此面临着要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重塑”的历史使命。“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产业链是否会更趋于区域化？对我们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如何应对？另外，既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应对全球化重构时代外部环境的新应对，那么“双循环”发展格局会遇到何种新的挑战？这也同样需要做具体研究分析。

　　百年大变局，不仅是大国关系之变，也是科技、产业革命之变。考虑到进入“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加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除了继续关注经济全球化在逆流中继续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区域合作和自贸安排层面拓展外，还要特别持续关注世界变革中新的潮流，包括第四次科技和产业变革加速，数字竞争成为拉开国力差距的关键变量等。

　　（2）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环境新特点与我国的战略选择，尤其是美国问题与中美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全方位冲击人类社会与国际秩序，激化全球既有矛盾，深刻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格局。传统安全环境的不利因素继续发酵，新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出现。“后疫情时代”我们无疑将面临新的更加复杂的安全环境，但同时又酝酿着新的机遇。我们的自身优势条件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崛起，影响外部安全环境的能力也在增强。这些新的挑战与机遇是什么？如何才能转危为机？毕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要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展大势”。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接管世界秩序论”无疑是出于作者的丰富想象，但它的确给中国提出了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处理与现存世界秩序的关系。在中国重新开启与世界交融发展新时代的时刻，中国发展与外部安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国外交工作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在“后疫情时代”这种“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新的形势、任务、特点与挑战？需要加强深入研究。“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关系与对外战略、周边形势与祖国统一、传统安全与综合安全等领域，都是我们应该着力加强力量布局、开展深入研究的课题，时代需要更多的避免过度民族主义情绪化的务实研究。

　　疫情加快了中国对世界的再认识过程，中国也要迅速适应国际上一些新的重要变化，不断调整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抢占先机，保持战略主动，设法继续营造对我和平崛起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无疑仍将是贯穿“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变化各条线索中最重要的脉络之一，也是几乎所有“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形态变化的集中反映。“中美竞争关系未来如何演变将是国际权力格局最大的变数”。尽管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态势的大战略视角来看，综合考虑国际上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美国确实存在过度战略扩张等顽症造成的国际地位相对衰落，但问题是，疫情是否真的就终结了“美国霸权”？对于前述“未来五年美国霸权终结并会退缩为区域性强国”的判断，目前看恐怕还不能如此过于乐观。未来的美国究竟会如何发展？对美国在一定意义上仍很强大的前景如何评估？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应该说，美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在诸多领域拥有优势的世界强国，是中国不得不在战略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同时也是需要在诸多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对象。借美国新任总统入主白宫之际，推动中美关系早日回归正轨，符合中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但是拜登究竟会如何清理特朗普的“外交遗产”仍值得观察。事实上，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呈现一种更为复杂的结构，中美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会适应新的彼此，根据变化了的现实重建中美战略平衡。

　　拜登式多边主义的内容之一是，上台后有可能在国际上组建新的针对中国的盟友体系，这也同样提出了如何进行战略破解的研究任务。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下大力气搞好全球伙伴关系网，在国际上“建立国际和平发展统一战线”到底是否可行？也是需要经过反复认真研究论证的，既不能随意提出也不能一提了之。疫情过后，全球体系、国际秩序的调整将拉开大幕，世界各国也将全面参与这场调整之中，而各自调整与中美两强的关系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俄罗斯、欧盟、东盟、南亚、东北亚等国际力量与区域势力的动向及深层动因是什么？也同样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在确定未来中国对外战略选择时必须反对两种极端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急于当头，认为疫情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领导世界的难得的历史机遇，持此观点者不仅有部分学者，网络上的调门更高。事实上，西方国家既出于捧杀也确有担心，担心中国借此次疫情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为全球领导者，一些非西方国家也以不同心态持有类似看法。我们认为，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国际安全理论“霸权稳定论”，实质上是一种强权学说，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取代美国充当世界领袖，我们不认为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国家，我们相信并一贯倡导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当然，对于一些强国来说，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大意义上，想当头急于当头，是不健康的国民心态，会扰乱中国实施正确的国际战略。第二种倾向是，中国应坚决持久地实施战略和军事收缩。毫无疑问，单纯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战略收缩”，并不能必然带来中美关系的转圜，也不会直接换来美方的相应对华施压收敛，况且今天中国开始落实“十四五”规划及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发展步伐不会停下来。如果说得严重点，单纯战略收缩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如果说，在新的形势下，既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不能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简单对决，对美工作要更注重策略、更巧妙应对，那倒是应该和必需的。

　　因此，笔者认为，未来我总体对外战略态势，要防止过于冒进激进与单纯战略收缩两种极端倾向，但不宜过于保守，有特色的积极大国外交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创新应是主基调，当然具体实施起来更加需要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内涵的外交谋略与国际安全策略。

　　（3）“后疫情时代”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的全球治理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全面暴露出全球治理现有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各国在抗疫中对此深有感受，而且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活动中有了进一步历史性的全面深刻反思，未来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模式等必将得以更新，“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当然，国际范围有关围绕全球治理的政治较量仍会继续，这种较量在某些时候某些议题上甚至会表现得异常激烈。在“后疫情时代”有关全球治理的国际场景究竟会是什么、会有哪些新的特点？也是需要进行加强深入研究的。

　　毫无疑问，未来全球治理创新将被提上日程，经过成功抗疫大考与积极践行国际合作，崛起的中国在其中角色将更加突出。近年来习近平一再强调，“面对时代命题，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不仅多次谈到目前中国已“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而且利用不同国际场合与主场外交场合，提出并展示详细的全球治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习近平在2020年年底的一系列重要线上线下视频峰会等国际场合，进一步就明确推进全球治理大方向与中国应当在实践中引领全球治理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后疫情时代”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如何才能更加卓有成效地引领全球治理创新，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崭新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也都需要加强深入研究。例如，“一带一路”与“双循环”促进如何相互协调，尤其是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极为重要。

　　国内不少专家在此领域已做了大量开拓性研究工作。已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创新全球治理的新倡议，不仅是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与策略创新”，“‘一带一路’是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的方案选择，‘一带一路’是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的重要实践路径”。但是，目前国内外对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关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到位。一方面，有种观点认为，以“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为依托，目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应着重于在参与全球治理最为关键的发展治理这一领域扮演更加积极有为的角色，重点提升中国发展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而在有关世界体系和完整意义上的全球治理领域，若要有扮演全方位领导者的想法，则属不合时宜。而另一方面，多数研究者将“一带一路”倡议完全等同于中国的全球治理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全球治理更广的涵盖面、更深刻的复杂性及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本身具有更独特的相互影响与互动关系，对“后疫情时代”新形势下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相互影响与互动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是中国在国际上修身立命的根本。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核心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这些都完全超越了西方信奉的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还不是给世界各国当导师，而是做各国的平等伙伴。中国做好了、做对了，那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结果，是建设国际新秩序的战略的胜利，也不要把中国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说成是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永不称霸”。“中国开展对外合作从不强加于人，从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你输我赢、单边通吃”。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也将“更多惠及当地人民，使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流行，中国领导人多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方不仅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维护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笔者以为，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有关全球治理的重要观点为指引，理论结合实践，既避免国内外学术界在该研究领域存在的纯理论范式的纠葛，也不能重复简单的过程描述与问题陈列，要从百年变局的纵向角度和国际格局的横向视角相结合的站位出发，同时立足于“后疫情时代”的新现实，探究重构全球治理创新之路。尤其是，在中国持续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显然要突破局限于“发展治理”领域的自我设限，在有关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世界文明重塑与世界秩序重建方面，也有必要展开研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课题，围绕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创新，研究如何重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和运行机制，研究在引领全球治理创新的同时如何防控风险，如何实现中国推进创新全球合作、完善国际秩序、调整大国互动的全方位大国外交整体协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