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是欧盟对外战略的重点之一。近年来，欧盟对战略自主性的重视日益增加。2016年，欧盟发布的第二份全球战略文件《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以下简称“《全球战略》”)中7次提及“自主性”。基于美欧以及东亚国家对欧盟在东亚安全身份的认知以及当前欧盟内部对战略自主性的讨论，本文尝试探讨如下问题：欧盟在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有无对东亚安全与稳定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欧盟是否具有政策自主性？欧盟又如何平衡其自主性和跨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关系？文章尝试通过重点考察欧盟21世纪以来对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与实践，回答上述问题。

　　一、自主性的概念界定

　　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概念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常见的有三种解读方式。第一种认为，自主性指国家内部没有外部行为体发挥权威性作用，描述的是一个国家独立于任何外部权威结构的权力。第二种观点认为，自主性指民族国家能够独立表述并实现政治目标的状态；第三种观点认为，自主性和生存权、经济福祉同属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不仅仅是国家行动的规范性向导，而且是国家采取特定行动方式时遵循的因果逻辑。

　　综上，国际关系学界均认为自主性是国家行为体的政治属性，其内涵与“独立”的概念类似，核心是不受他者控制，因此自主性本质上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是关系性的。欧盟并非国家行为体，而是特殊的国际行为体，具有超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双重属性，其自主性的界定更为复杂。在欧盟的语境下，自主性概念大多指的是欧盟相对于美国的自主性。而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由于欧盟并未形成深度一体化，其决策受到成员国和欧盟机构双层博弈的影响，也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强大而统一的军队，传统认知往往认为欧盟在这一领域的自主性欠佳。

　　但是，根据上述自主性的内涵，并通过梳理欧盟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本文认为，自新世纪以来，欧盟通过发布政策文件的方式确立了自身在亚洲和东亚的政策优先目标和优先领域，并通过软实力为主的综合手段在推动自身目标实现的同时，对东亚的发展、稳定与安全做出了贡献。在此过程中，美欧虽然有政策对话和互动，美国的政策对欧盟的有关决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欧盟主要依据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来确定目标和政策。因此，欧盟在东亚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外交与安全行为体。

　　二、欧盟在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资源与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一直朝着“以同一个声音说话”的目标努力，并取得了切实的进展。就其亚洲和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而言，欧盟政策特点经历了“经济中心、政治经济并重、凸显安全利益”的演变，其政策以软性手段为主，在关注“发展—安全关联”的同时，更注重以综合手段、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视角来推动东亚稳定与安全。

　　(一)欧盟在东亚的利益和政策优先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亚洲和东亚政策，并针对亚洲和东亚地区出台了四份重要的政策文件：《走向亚洲新战略》《欧洲和亚洲：强化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东亚指南》《东亚指南》。纵观四份文件，欧盟对其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政策优先目标中，从1994年文件中单纯的经济利益优先，逐渐过渡至21世纪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并重，表明欧盟希望在亚洲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两份《东亚指南》也显示出，欧盟在东亚具有重大而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东亚经济成功依赖于东亚的安全与稳定。无论是更新后的亚洲政策文件还是《东亚指南》，都以和平与安全为首要目标，在具体的安全政策领域，欧盟较为关注全球性问题或其他跨国问题领域的合作，以及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二)欧盟在东亚外交与安全领域的资源与贡献

　　欧盟在其有关东亚政策文件中明确了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和优先领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欧盟是否有相应的制度、政治以及物质资源和能力来推动目标的实现、保护自身利益，具体包括欧盟对外政策决策的机构设置和决策能力、推动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治资源，以及外交政策工具三方面内容。首先，欧盟对外政策的制度性能力，主要表现为机构设置和对外政策的决策能力与执行力；其次，欧盟机构拥有一定的军事和民事能力来实施其全球和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再次，欧盟的对外政策工具保障其外交目标的实现。除了经济领域的共同商业政策、限制性措施(即制裁)以外，欧盟也是全球以及东亚地区最大的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提供方，并创建了多种外交政策工具来推动发展、消除贫困，以此作为预防冲突、管理危机和建设和平的路径。

　　三、政策自主性的提升与跨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平衡

　　冷战结束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自主性持续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亚洲政策的“经济中心”导向，至21世纪经济、政治与安全并重，体现了欧盟希望在亚洲发挥更大影响力、成为亚洲国家安全伙伴的目标。90年代欧盟对亚洲的安全贡献仅限于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合作，21世纪初期则在印尼的亚齐执行了在东亚的第一个共同安全与防务任务，并于2008年开始参与推动菲律宾棉兰老岛问题的缓和进程。2012年以来，欧盟更是通过加大对东亚地区的外交资源投入、加强对地区一体化和多边安全机制的支持等手段，同时强调自身的“中立”和亚洲“安全伙伴”身份，以示和美国战略的区别，彰显政策自主性。

　　然而，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完全的自主。欧盟并非国家行为体，其成员国也大多在军事安全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欧盟相对于美国的自主性也不可能是绝对的。鉴于美国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意义，欧盟在提升自身东亚政策自主性的同时，不会与美国过多冲突，而是注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实现其自主性和跨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平衡。

　　首先，欧盟在其有关政策声明中承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和关切；其次，在利益趋同的议题上以及政策调整期间，欧盟和美国时常保持政策对话；再次，欧盟在能够影响东亚地区硬安全的领域，与美国的关切有一致性。欧盟在对东亚地区的软安全问题采取综合路径的同时，其武器和双重用途物品的出口也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平衡。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亚洲地区的武器进口中有20%来自欧洲，其中主要是欧盟成员国。而欧盟成员国在武器出口中各有不同的考量：英国更多地考虑支持美国的战略目标，其在亚洲的军售主要对象国为印度；因此，欧盟对东亚硬实力均衡的影响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是重合的，双方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防范目标基本一致，这也是欧盟易于维持其自主性和跨大西洋联盟之间平衡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作为特殊的国际行为体，欧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自主性因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以及欧盟政策实施中与美国的沟通与协调而受到质疑，但在东亚地区，从其政策优先目标和领域的设定、外交资源和能力，以及对东亚地区发展、安全与稳定的贡献而言，欧盟都展现出了实施自主性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能力，并通过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援助、稳定与和平工具等手段，推动从根源上消除安全威胁，保护人的安全，对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随着防务领域自主性的提升，欧盟在东亚扮演中立角色、通过综合手段对东亚安全与稳定做出自主性贡献的能力亦将随之增强。在特朗普忽视欧盟利益的同时，其推出的印太战略也在加剧东亚地区大国竞争、迫使东亚国家选边站队。在此背景下，欧盟在东亚地区发挥中立和安全伙伴的作用日益重要，其发展自主的东亚政策的意愿亦会增强。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英语与国际问题研究系。原题《欧盟的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自主抑或追随？》,《欧洲研究》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