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站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国际秩序剧烈调整的时代窗口，探讨南亚地缘格局演变背景下中印互动的发展演变态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印两国的认知差异及其表现

　　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印关系时有不少文章借鉴了杰维斯或沃尔特的分析视角，如朱翠萍将印度对华政策的“谨慎”和“防范”归因为印度的“地缘政治想象对中印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曾向红则考察了中国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应对策略与对印度威胁认知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对人们理解中印互动过程中的认知落差提供了诸多裨益。但是，仍需要看到，以往的研究范式主要侧重的是中印两个行为体通过解读对方行为而试图厘清对方意图的过程，在学术上，研究更加关注的是信号释放和接受中的判断是否准确，在政策上，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两国出现误读和误判，影响双方实现共同利益的增加或者降低冲突风险。

　　首先，中印两国对各自国际地位的判断存在差异。在主权国际体系内，大国的绝对国际地位既在现实之中，也是心理上的。尽管以《联合国宪章》为基准的当代国际秩序认为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然而国际法层面的平等显然并不意味着在事实层面国家没有大小强弱之分。　　

　　其次，中印两国在各自大战略中赋予对方的定性存在差异。中印建交70年以来，中国之于印度意味着什么？印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整体上成负面强化趋势，特别是中印两国相继推动经济改革并聚焦综合实力的提升，而中国的表现明显好于印度的最近四十年，印度对中国战略疑虑和敌视不断上升。

　　再次，中印双方在选择互动策略时存在收益预期落差。人们很难不注意到，中印两国互动过程中国家实力和行为主动性之间存在的反差。实力处于明显下风的印度在中印互动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进取心，而且双方综合实力差距越大，印度压迫式的“问题外交”策略就越明显，印度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双边关系状态塑造者的角色。　　

　　综上，可以将中印两国之间的身份认知偏差所导致的战略误判概括为，中国认为中印关系是一个强国和一个次强国 (个别人甚至认为对手是一个弱国)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印度则认为是两个平等的强国之间进行的零和博弈。这种心理偏差和具体的分歧不同，是前提性和全局性的，关乎双方确定互动策略时的心理状态，而且几乎无法通过对具体事务的管控进行弥合，因而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更长远也更具决定意义。

　　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如前所述，中印两国互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巨大的身份认知偏差。这种偏差的存在，显然不利于中印两国建立互信、避免误判，将会增大双方的博弈成本，降低通过双方良性互动创造共赢局面的可能性。

　　在双边过程中，身份认知和界定偏差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意图误判。一个简单的例子，印度有学者认为印度应该对华采取对冲战略，理由是印度需要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其中主要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对印度在南亚主导地位的挑战、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对印度亚洲地位和作用的影响。

　　不过，应该看到，中印的身份认知偏差以及基于此产生可能的战略误读对两国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是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国家，但依然不处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即使在美国高调推动印太战略，试图统合印度洋和太平洋方向，借助印度的力量制衡中国的情况下，印度仍不属于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级对象。中国在思考印度问题时，首先需要做出的判断是涉及的事务到底有多重要，其次才是如何处理最符合成本收益的均衡原则。但对于印度来说，情况却大为不同。涉及中印关系的几乎所有事务，印度都会默认该事务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在印度的战略想象中，中国本来就是印度外部环境的核心变量。而且，不论印度如何展示自己的自信心，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中国的确对南亚的地缘战略、经济参与是印度周边环境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印度的应对出现问题，其所要受到的冲击必然是本质和结构性的。

　　而且，一旦将观察视角调整到中印关系的外部环境因素上，人们却会感受到另外一番景象。中印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都已经成为能够左右国际格局的核心角色。在当前国际格局下，中印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事务的焦点国家，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主要决定于中国和当前国际秩序及其规则制定者之间的互动。而印度距离这一地位还非常遥远。　　

　　在力量对比因素和环境制约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对印策略呈现出更加明显的风险厌恶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既对中印互动具有更强的包容心理—中国不在乎相对收益、对印度的威胁认知呈现变动态势；也更关注中印关系的成本收益问题，特别是关心中印互动的周边和国际溢出效应。中国的风险厌恶心理给了印度施展积极主动甚至具有压迫性的进攻战术的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需要在稳健处理中印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展开对等博弈遏制印度进攻性意图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会对印度的要求做出一定让步，以避免争端升级。类似情景在中印过去几十年的互动过程中并不鲜见。成功经验的累积导致印度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和自身的心理认知偏差，更加看重国际环境给印度带来的加权和对中国施加的制约，从而使得印度在对华关系上呈现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强硬的特征。

　　对中印关系的最优及次优前景期待

　　国际关系从本质上来说遵循的是现实主义逻辑，大国竞争尤其如此，实力和实力的运用方式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当然，国家运用实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具体的地缘环境和国际格局所处阶段影响。以现实主义逻辑考察中印关系上，不难做出判断，印度能够凭借有利的国际与地区环境，在一定时间段内掌握战术主动权，但就互动的长期结果而言，中国才是能决定最终状态的一方。

　　对中国而言，中印关系最优状态是中印双边结构性问题得到令中方满意的解决、印度接纳中国在南亚以及其他印度的利益攸关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印度和中国携手反对美国的霸凌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上情景是中国所乐于见到的。

　　不过，展望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趋势，仅仅期待双边关系的最优状态显然是不够理性的。对中印关系的前景期待，必须建立在对当前双方互动结构的客观认知基础上，接受现行国际格局下中印并不处在同等状态和位置，以及差异性的状态和位置会决定国家对外基本战略选择的现实。印度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是国际格局主导力量的扶持对象，能够从既有格局中获得较大利益，至少可以抱有较高期待。中国则已经成为被遏制对象，遭到世界霸主利用实力和影响力裹挟联盟体系的持续打压。这是不以中印两国意愿转移的客观事实。

　　从国际格局转换的角度出发，不难得出结论，中印关系符合中国期待的最优状态根本无法实现。中国所能期待的，应该是符合成本－收益均衡的次优状态。中国应该强化对印关系的精确解构能力，推动可能的合作，管控潜在的分歧，在集中精力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周边环境的长期变化过程中，实现对印战略的成本收益均衡。

　　结语

　　中印双边关系的状态既受到内生性固有问题的影响，也受到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外部制约。忽视任何一方面因素，对中印关系的解读都将出现偏差，导致双方互动出现误判，或者期望值过高无法实现而引发对抗性情绪，或者因为战略狐疑而错过实现共赢的机会之窗。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