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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RCEP谈判正式启动以来,印度对RCEP的政策行为经历了“有限参与”、“积极参与”和“放弃参与”三个阶段。本文通过尝试构建“认知—决策”理论分析框架,从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对RCEP政策演变的主要原因和历史过程。本文认为,在国内—国际双重博弈中,印度的自我身份定位、对主要外部威胁的感知,以及对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和谈判结果的认知是影响其对RCEP政策演变的三个主要因素。在不同阶段,莫迪政府对RCEP与这三个维度的认知变化,及其与RCEP之间的匹配程度共同决定了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和行为选择。
关键词:亚太区域合作;RCEP谈判;认知变化;印度;莫迪政府
作者简介:蒋芳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自2013年5月启动谈判至2020年11月正式签署,历经八年“马拉松”式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终于修成正果。然而,RCEP原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共16个成员国。2019年11月4日,印度突然在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宣布退出RCEP,引起了国际社会一片哗然。本文将通过借鉴认知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试图构建“认知—决策”理论分析框架,从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角度剖析印度对RCEP政策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
一、 印度对RCEP政策立场的历史演变过程
自2012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RCEP谈判以来,印度对RCEP的政策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印度在谈判过程中也形成了有限参与、积极参与和放弃参与三种不同的行为选择。
1.谈判起步阶段(2013年5月—2016年2月):有限参与,妥协意愿较低
RCEP谈判启动之初,印度政府尽管在言论上对加入RCEP态度积极、兴趣强烈,但其在谈判中的实际政策行为却是“有限参与”“态度强硬”,不仅妥协意愿较低,参与积极性和参与程度都较为有限。
2.谈判加速阶段(2016年2月—2019年10月):积极参与,妥协意愿增强
2016年初,面对TPP谈判结束和其他RCEP成员国的催促,印度选择继续参与RCEP谈判,对RCEP的政策立场也明显变得更加积极。不仅印度高层对RCEP谈判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程度显著提高,印度在谈判过程中的妥协意愿也显著增强。
3.谈判结束阶段(2019年11月至今):放弃参与,妥协意愿骤减
2019年11月4日,印度在第3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突然宣布退出。尽管16国领导人联合声明对印度是否彻底退出RCEP仍保留了较大空间,但从印度政府、媒体和学界的消极表现可以明显看出,印度对RCEP的态度和政策立场已再次转变,对于重回谈判也并不积极。
二、“认知—决策”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通过借鉴认知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并结合印度参与RCEP谈判的实际,本文拟从以下三个认知维度分析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和行为选择,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其一,印度对自我身份定位的认知,即印度决策者如何看待印度这个国家,以及如何看待它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角色。印度对RCEP的决策过程主要会涉及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思考:印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加入RCEP是否符合并有利于维护目前的身份定位;印度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加入RCEP是否有助于实现身份目标。印度越认为加入RCEP符合其自我身份定位,则越可能倾向于加入RCEP,反之则越可能拒绝加入。
其二,印度对其他相关国家,尤其是对主要外部威胁的感知。印度对RCEP其他成员的认知,尤其是对主要外部威胁来源及其与RCEP关系的感知也是影响印度对RCEP政策立场的重要因素。如果印度越倾向于认为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RCEP内部,且加入RCEP不利于其抵御主要威胁,则其拒绝参与RCEP的可能性越大;越倾向于认为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源于RCEP外部,且RCEP能够帮助其抵御主要威胁,则印度越可能积极加入RCEP。
其三,印度对RCEP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和互动结果的认知。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印度是否愿意选择与其他成员在RCEP框架下建立和维持合作。因此,印度对RCEP的态度既取决于印度对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及其重要性的感知,也取决于其是否认为RCEP谈判互动结果满足了预期收益。印度越倾向于认为其重视的某部分利益需通过参与RCEP来实现,且越认为其他成员能够帮助印度实现这些预期收益,则印度越可能选择加入RCEP并维持合作;决策者对成员之间潜藏利益的感知程度越低,越认为这部分利益不够重要,或其他成员没有/无法满足其预期收益,则越可能拒绝或放弃参与。
综上,印度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对主要外部威胁的感知,以及对RCEP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和互动结果的认知共同塑造了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及其变化,印度对RCEP的参与程度主要取决于印度的“三维”认知与RCEP之间的匹配程度。
三、对印度RCEP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一)有限参与
在RCEP谈判起步阶段,印度对“大国”身份地位的维护和追求、对中美威胁的共同感知,以及对RCEP潜藏收益的重视使得印度对RCEP采取了积极加入但有限参与的政策立场。
其一,从自我身份定位的角度来看,印度对其南亚地区大国、潜在亚太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身份的维护和追求是印度愿意加入RCEP的最主要原因。但印度对自我“大国”身份的定位也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印度在谈判中的妥协意愿,并对谈判进程的推进和印度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为印度退出RCEP埋下了伏笔。
其二,对中、美两国的共同感知也直接影响了印度对RCEP的政策立场和行为选择。一是对美国的威胁感知增强了印度加入RCEP的意愿。二是谈判初期印度对中国威胁感知的日益增强、对美国威胁感知的相对弱化都影响了印度对RCEP的积极性,并抑制了印度在谈判中的妥协意愿。
其三,在“大国”身份定位的影响下,印度对长期政治、战略、经济收益的重视程度已超过对短期收益的重视程度,对成员之间相对利益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对自身绝对收益的重视程度。这种利益偏好既是导致印度决定参与RCEP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对RCEP的政策选择和在谈判中的表现。
(二)积极参与
这谈判加速阶段,印度的政策行为变化最主要是受到了TPP和美国因素的影响,也与印度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重新调整自我身份定位和收益预期有较大关系。随着印度在三个维度的认知与RCEP之间的整体匹配程度进一步提高,印度对RCEP的政策选择也从有限参与调整为积极参与。
其一,TPP对印度经济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对特朗普政府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威胁感知,以及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削弱是促使印度对RCEP态度更加积极、妥协意愿更加强烈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印度对自我“新兴国家”的身份感知更加强烈,逐渐将维护和追求“印太”地区大国地位作为最主要的身份目标,并对印度在成员中的身份定位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也是导致印度在谈判中妥协意愿增强、参与程度加深的重要因素。
其三,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重新评估,莫迪政府不仅对经济上能获得的绝对收益开始更加重视,对成员之间相对收益的重视程度显著下降,期望通过RCEP获得的政治战略收益也有所减少,愿意为获得长期政治、经济收益付出的短期成本有所增加,从而对印度的政策行为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三)放弃参与
在谈判结束阶段,莫迪政府的利益偏好变化和对RCEP谈判的收益预期失败、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增强,以及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再次调整使得印度在谈判中得妥协意愿骤减,并采取了退出RCEP的政策立场。
其一,在RCEP谈判接近尾声之际,莫迪政府不仅因国内对RCEP问题的高度“政治化”而再次出现了利益偏好上的调整,对成员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果也日趋不满,这是促使印度决定放弃参与RCEP的最主要原因。莫迪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RCEP及其成员不仅没有且无法帮助印度实现一系列重要的预期收益,反而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短期成本和利益损失。
其二,受前期谈判结果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印度对中国和美国的威胁感知也再次出现变化。莫迪政府已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已成为印度需要应对和防范的主要威胁,加入RCEP反而弊大于利。
其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印度对自我身份定位与RCEP之间匹配程度的认知也出现了显著变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印度退出RCEP的决心。一方面,印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加入RCEP不符合印度的“新兴国家”身份定位。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国际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莫迪政府越来越不愿意过早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更不愿给美国造成印度选择亲中疏美的错觉,以免过早卷入中美双方争斗或地区争端,不利于其维护和追求地区“大国”地位。
四、结语
印度对RCEP政策立场的阶段性变化本质上反映了印度决策者的复杂心理认知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印度历史传统和莫迪本人价值观念的深远影响,也受印度国内、地区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印度对自我身份定位、主要外部威胁以及成员之间潜藏利益和互动结果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共同塑造了印度对RCEP的政策行为,并从一开始便预示了印度退出RCEP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在RCEP谈判这个涉及多重因素和多维互动的动态博弈过程中,印度的政策行为变化既反映了印度和其他成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努力和挣扎,也集中体现了亚太区域合作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既映射了印度对自身治理水平和发展前景的自信流失,也反映了成员之间长期存在的互信不足。因此,尽管仍不排除印度重返RCEP谈判的可能性,但通过印度“退群”应认识到并努力解决各成员国内部以及亚太区域合作本身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在各方主动管控分歧、加强沟通、增强互信的基础上化解矛盾、增进共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和其他成员对彼此以及RCEP的认知,从而有力推进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