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当今中东安全问题错综复杂，既有历史遗留的传统热点问题，也有国际风云变幻对地区局势的冲击，更有中东国家转型发展遭遇困境引发的动荡。不同类型的安全问题彼此交缠，互相影响。随着全球政治及世界经济持续发生深刻变化，中东安全形势也随之出现新特点。其中，由中东国家内部治理不善和发展不足带来的安全隐患日益突出。从长远看，蓄势待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因素。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并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这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促进中国与地区国家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通过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及与地区国家的合作，倡议建立并积极参与各方力量平衡的多边机制来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可与地区国家共同探讨和设置符合地区现实及地区国家未来发展的安全与发展议题，通过积极推进各国合作共同发展来促进地区安全和各国内部稳定，应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 中国与中东关系 中东安全 安全治理 “中东战略联盟” 科技革命

　　作者简介： 李伟建，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33）。

　　长期以来，中东安全问题始终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各国最为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内外媒体和中东学者报道、讨论最多的话题。中东的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从传统的安全类型上分，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地区国家间的领土和边界争端及教派和民族冲突，如巴以冲突；二是地区国家与域外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三是主权国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族群及部落之间的冲突，如也门内战、叙利亚内战，以及相关国家的库尔德问题等等；四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暴力事件等等。这些安全问题虽然类型不同，却彼此交缠，互相影响，至今仍是影响地区稳定的主要变量及地区国家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多年来，学界对中东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述传统的和基于传统的热点问题，结论总体上比较悲观。这一方面说明中东安全问题确实错综复杂，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迄今悬而未决，并且，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这些传统的热点问题又不断派生出新的安全问题和安全隐患。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观察和分析中东问题时可能也或多或少不知不觉地受到长期被舆论和研究者塑造起来的中东叙事语境的影响，进而陷入了某种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事实上，涉及中东的议题很多，只是很多时候是被动荡的局势给掩盖了。

　　实际上，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中东国家转型深入发展的今天，全球政治发展对地区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安全观及安全思维视域下的中东地缘政治关系及安全问题正在出现新的发展动向，众多国家对安全利益的诉求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地缘安全范畴，一些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安全议题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各国重视。与此同时，以高新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为特点的全球新技术革命也正在并将对中东的安全与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反映出中东安全形势的新特点，丰富了中东安全内涵,同时也增加了中东安全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在当前中国与中东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已势在必行。本文所指中东形势是指当前中东发生的与地区安全密切相关的事态发展,并基于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探讨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

　　中东安全形势的延续性及新变化

　　当前中东安全形势的发展既有延续性，也有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地区秩序依然处于中东变局以来最深刻的调整之中，地区大国间竞争和博弈仍在加剧，传统的地区国家之间关系格局正在被打破。一方面，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试图通过推动美国和伊朗和解并达成核协议，来构建地区大国及不同力量间互相钳制、更为平衡的中东地缘安全格局的设想，在特朗普上台后戛然而止。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不仅退出了《伊核全面协议》，恢复对伊朗制裁，甚至不惜采取包括武力威胁在内的极限施压，还利用一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对地区安全的忧虑及与伊朗博弈的情绪，竭力推动建立以遏制伊朗为重要目标之一的“中东战略联盟”，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盟友重新整合起来，为美国的中东战略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以色列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关系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这种关系“是由对伊朗的共同仇恨以及伊朗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的”。2018年4月2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人有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与家园的权利”“伊朗是邪恶三角的核心”。同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第73届会议上发言时也公开表示：伊朗核协议“增强了伊朗的力量，却使以色列与许多阿拉伯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这种亲密和友好是我平生未见的，几年之前也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变化与调整让伊朗问题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核心问题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巴勒斯坦问题被进一步边缘化。同时，它也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再次分裂和分化，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便是这一变化的产物。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调整更多是出于相关国家的某种现实利益考虑，而不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随着中东政治转型向更深层次不断深化，地区国家内部问题开始凸显，发展不足和治理不善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安全隐患正在超越传统地缘安全问题的挑战，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很多国家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协调国内政治和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一些国家如伊朗，同时还面临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正疲于内外兼顾。近年来，伊朗、约旦、摩洛哥等国均发生过与国内治理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民众大规模示威游行。2019年上半年，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爆发的持续不断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更是导致了执政者的下台。虽然从表面看，阿尔及利亚示威民众反对的是已经82岁且体弱多病的老总统布特弗利卡谋求竞选第五次连任总统，“但实际上，他们不满的是出现严重问题的阿尔及利亚政治体制和国家经济状况”。同样，苏丹政治和社会长期动荡是多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但政府官员严重腐败走私，经济持续下滑是主要原因。2011年南苏丹的独立，让苏丹失去了绝大部分石油资源和最主要外汇收入来源，国家经济因此遭到重创，社会发展陷入困境。这个一度被称为阿拉伯世界“面包篮子”的国家，最终却因为面包的短缺和涨价引发了政治和社会的大动荡。近期，埃及和伊拉克也出现了类似的群众示威游行，其动因及后续发展值得密切关注。

　　第三，中东传统热点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巴勒斯坦局势持续恶化，巴勒斯坦问题继续被“边缘化”。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一直被视为中东问题的核心，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则被认为是核心中的核心。但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公开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由此引发巴以持续冲突，但国际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对此反应较为平淡。对于当下美国正在竭力推销的明显出卖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所谓“世纪协议”，虽然迄今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公开支持，但也有一些阿拉伯国家“考虑到同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只是暗中支持，但不能公开表态”。其二，叙利亚内战趋于平息，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关系有所缓和，但叙利亚有可能成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新战场。美国从2019年起开始从叙利亚撤军，并表示不再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一些阿拉伯国家则开始寻求修复和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率先重开其驻叙利亚使馆，阿联酋驻叙利亚临时代办阿卜杜勒-哈基姆·纳伊米表示：“我们的使馆（重新）开放是其他阿拉伯国家使馆回来的第一步”。但与此同时，自美国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之来，以色列已多次在叙利亚与伊朗交火。在当前美国正拉拢地区盟国加紧对伊朗极限施压的背景下，以色列强化空袭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是以色列对美国对伊朗强硬政策的支持，而此举也进一步增添了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其三，伊朗问题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特朗普上台后对伊朗采取了包括退出《伊核全面协议》、重启制裁等一系列强硬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并挑起了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的反伊朗情绪，美国则试图趁势拉拢地区盟国推动建立反伊朗联盟。2019年初以来，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力度，海湾地区局势一时云谲波诡，引起了全球关注。

　　综上，近年来中东局势既有惯性发展，也有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应如何认知上述变化？首先，中东国家转型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变局之初的波及整个地区的激进政治运动转入了各国内部以社会治理及经济、民生发展为核心诉求的新阶段。这一时期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民众示威活动，其诉求基本上与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治理问题密切相关，促使当权者更多关注国内的治理和发展。从2019年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政局的动荡和发展可以看出，民众的表达基本上是理性的，游行示威也未造成重大的社会破坏，更未酿成重大的暴力行动。事实上，治理不善和发展滞后是当前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并越来越引起阿拉伯国家的高度重视。沙特、阿联酋、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纷纷提出转型变革计划,稳定和发展时常成为当地舆论广泛讨论的主题。

　　其次，特朗普上台后不断将伊朗塑造成地区最大威胁并对其极限施压，其用意已超出伊朗问题本身及美伊关系范畴。需要将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调整置于当前国际秩序持续演变，大国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观察，并将其与美国近期在中东一系列举动相关联，才能看清其真实意图。事实上，除了以压促变，美国对伊朗保持高压还有以下考虑:其一，美国把对伊朗施压当作美国对他国进行“长臂管辖”的工具。其含义包括几个层面：给中国与伊朗合作设置障碍，找茬打压中国；向西方盟国施压，迫其在伊朗等问题上明确站队，回到美国阵营；威逼其他与伊朗有石油贸易合作的国家按美国旨意行事；其二，为美国伺机推出筹划已久、明显偏向以色列的中东“世纪协议”转移国际舆论和公众视线。稍加关注中东事态的发展，人们就可以发现，美国此前几次推出亲以举措时，都会制造伊朗局势的紧张。比如2019年4月8日，也就是以色列大选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外国恐怖组织，以支持总理内塔尼亚胡政权。再次，特朗普政府利用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矛盾，推高“伊朗威胁”，让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试图以此确保美国在其中东战略持续收缩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及对中东的影响力。美国一则可以趁势向这些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另则也是为美国正在竭力推动组建的“阿拉伯版北约”树敌。只要伊朗的“威胁”依然存在，这些国家就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美国一旦需要也随时可以寻找理由重新介入。2019年9月，沙特炼油厂遭袭击，美国在第一时间剑指伊朗，一方面加大对伊朗制裁，同时决定向沙特增兵，在打击伊朗的同时强化对沙特控制的意图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以共同应对伊朗威胁为由头，美国借机拉近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进而争取这些国家默认甚至支持“世纪协议”。最后，迎合美国犹太裔选民及基督教福音派选民的反伊朗情绪，为特朗普竞选连任赢取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伊朗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美国等国抬高伊朗的地区“威胁”，客观上加剧了地区国家间的博弈。一些分析甚至认为本地区正在形成新的对抗阵营，但与伊朗进行长期高强度博弈甚至冲突并不符合美国及地区国家的利益。事实上，特朗普将鹰派幕僚博尔顿开除出局，美伊紧张关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转圜势头，且这种势头并没有因为沙特油厂遭袭事件发生根本逆转。最新的发展是，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都提出要与沙特对话和谈判，而沙特对此也表现出一些积极的姿态，显示出各方都不愿意将冲突进一步恶化。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区大国间的博弈是对中东原有地缘政治格局出现变化的必然反应，因此，在地区新的相对稳定的格局出现前，各方的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但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结构决定了这种博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新的平衡。

　　影响中东安全局势发展的若干新因素

　　毫无疑问，中东安全问题有相当大一部分缘于历史遗留问题，但当前中东国家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普遍遭遇的困境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正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并且，当下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冲击更为突出，不仅引发了一些地区国家的政局动荡，而且还持续地影响着整个地区政治安全局势的发展。而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已经并将越来越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地区的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只有将当前中东安全局势的发展置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观察，才能更清楚地看清真相及趋势。

　　第一，国际秩序的大变动导致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动荡及地区国家关系失衡。世界大变局的重要特征是国际格局和秩序持续地发生大变革、大调整，其重要标志是世界权势的转移，即全球政治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国际格局的调整首先对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了这些国家内部极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势力崛起，而右翼政客的上台又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带有明显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政策主张，受到美国民众的普遍欢迎。美欧一些发达国家中不时高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化，导致世界政治的碎片化，也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秩序崩溃的担忧。前些年人们普遍认为，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对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构成了挑战，但事实表明，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和西方族群国家主义的兴起，都对现存的以美国/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产生了挑战。美国不甘心失去其霸主地位及对世界事务的主导力，认为现有机制、规范使美国利益受损，不愿意遵从这些机制和规范，正在抛弃二战后由其主导建立的现有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下，美国近年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表现出更强势的霸凌主义姿态。迄今美国已经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以及《伊核全面协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议，甚至还威胁要退出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对外政策的粗野放肆意在传达美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为所欲为。次要国家可能觉得有必要服从一整套的国际规则，但美国可以遗世独立，置身于自己在二战后建立的多边纠缠和代价高昂的联盟之外。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更是表露无遗：特朗普上台伊始就颁布所谓的“禁穆令”，让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其后特朗普又在并未掌握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两次以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下令对叙利亚实施导弹袭击，2019年3月25日，特朗普更是签署公告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使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领土主张的国家。更有甚者，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世界的一致反对，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址到耶路撒冷，此举激化了巴以矛盾冲突，增添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美国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并重新挑起与伊朗的冲突，引起海湾局势高度紧张，导致地区地缘安全环境更趋复杂，相关国家进一步陷入安全困境。在当前大国关系及国际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的大背景下，美国既希望继续保持在中东的影响力，但又不愿投入更多资源。特朗普一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通过给伊朗适度松绑来平衡不断壮大的地区其他势力的做法，正在试图推动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核心，以伊朗为假想敌的集体安全体系——“中东战略联盟”，让本地区国家更多承担责任和负担来为美国利益服务。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特朗普的这一策略并不成功，但已经导致了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和海湾局势的失序。

　　第二，全球性议题的增多及大国间竞争和博弈加剧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不断增大。其中，科技发展将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变局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是全面和系统性的，也终将对中东局势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从国际体系层面看，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背景下，原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越来越难以规范和适应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高新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或将改变现有国际规则。一些学者认为，在人工智能革命的发生过程中，冷战之后形成的多极化趋势有可能发生局部的逆转。在安全领域，科技安全已经成为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共同构成国家安全体系，极大地扩大了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也将改变未来战争与冲突的传统模式。2019年9月发生的沙特炼油厂遭袭事件让我们看到无人机等科技武器在中东一些国家间的非对称冲突中正在发挥关键作用，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在经济领域，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当前正在出现的发达国家生产本地化和智能化的趋势正在减少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机会。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技术鸿沟会越来越大，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差距也会进一步扩大，进而会影响国际体系的稳定。未来，科技领先的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等发展方面会有更多的话语权，而跟不上科技革命潮流的国家则可能面临被“边缘化”风险。

　　在国际关系层面，当前各国在科技创新与高科技产业投入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与科技相关的产业及投资政策不断涌现出台，进一步丰富了全球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内涵。与此同时，大国间竞争和博弈的一面正在加剧，这种竞争和博弈越来越体现为以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未来，大国力量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将占据主导地位，科技也将成为大国外交的一个新的核心领域，依靠科技力量为外交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与信息支持，提高全球议题的设置能力，从而得以引领全球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方向。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由技术变迁引发的新的全球科技治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科技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和挑战，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及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安全风险所造成了新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和全球性问题值得密切关注。众所周知，阿拉伯剧变及当前中东动荡局势的背后都有美国网络战的影子。此外，由人工智能推动的全球经济体系变革也有可能产生一批新的被边缘化的“脆弱国家”，并由此对国际体系形成巨大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互相依存度越来越深，事关人类发展的全球性议题越来越多，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齐力合作来解决。但在国际格局和秩序正在发生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大国间彼此竞争和博弈的一面正在加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欧之间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分歧也开始凸显，这在两个层面对中东形势产生了影响：其一，全球议题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牵涉了世界主要大国的精力，同时也分散了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年来，世界大国主要围绕气候变暖、全球贸易失衡、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等全球性议题展开竞争和博弈，这些议题同样也吸引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相对而言，国际社会对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传统热点问题的敏感性和关注度都明显下降，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的一个原因。其二，大国间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性议题上的分歧、竞争和博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各国在解决包括中东问题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合作，这在前一时期的叙利亚危机及近期的伊朗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一直有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力量在积极推动叙利亚政治进程和斡旋伊朗问题，但破坏性的外部因素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态的发展。在当前国际秩序正发生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外部势力对中东问题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已关系到大国在地区势力范围和影响力的消长。因此，“在旧秩序已难以为继，新秩序难产的当前形势下，这种混乱局面还将持续相当时间”。

　　第三，在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快速演变的大背景下，中东国家面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重振国家经济的双重挑战和压力。中东国家长期处于战乱和动荡之中，得到安全保障是大多数中东国家当前最大的关切和最主要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受传统热点问题和地缘安全问题的破坏性影响；二是更有效地应对国家内部包括政权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如今，地区传统的安全热点问题依然困扰着中东地区各国：叙利亚政治进程阻力重重，也门危机不见曙光。“伊朗威胁”被特朗普重新塑造起来之后，美国的伊朗政策也在被本地区一些国家塑造和利用，这使得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局势更趋复杂。美国正在筹划推出的中东和平“世纪协议”也可能造成新的巴以冲突。这些安全问题既影响了中东地区的稳定，也阻碍了地区国家的发展。长久以来，地区国家间围绕这些热点安全问题的博弈和争斗一直是影响地区和平发展乃至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博弈和争斗消耗了中东国家大量的国力资源，也使之错失了许多发展机会。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东地区的治理与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很多国家陷入治理和发展困境，已经威胁到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中东地区从一开始就没能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机遇，连年的社会动荡使其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和脆弱的地位。在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高歌猛进的今天，中东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被不断拉大。随着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本地化与全球性整合的终结，未来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将更为困难。

　　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相关思考和建议

　　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也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未来10年，也将是中东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十年。如果说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东的安全事务一直由美国主导，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都还不足，那么今天，中国作为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大调整中的主要变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积极推动者，无论从大国外交理念，还是从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需要来看，中国都已经有充足的理由和足够的资源，以更积极的姿态更实质性地参与包括中东在内的地区安全治理并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这既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普遍期待，也是践行中国大国外交理念的应有之意。更确切地说，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塑造，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也是促进中国与地区国家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当前美国一方面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和博弈，另一方面又在中东不断搅乱中东安全局势，破坏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加强同中东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上分析，中东面临的安全困境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包括那些由历史沿革下来至今悬而未决的地区国家间领土争端、民族矛盾以及外部势力干预对地区安全稳定造成的破坏。二是在大变革时代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背景下，中东国家在转型发展过程面临的困境和由此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隐患。二者彼此交缠，互相影响，从而使中东面临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中国要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既要加大实质性参与中东热点问题解决的力度,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强化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地区事务中坚持原则、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一面，更要依据全球和地区安全局势的新发展、新趋势，提出符合中东实际的新议题和新思路，增强在地区安全中的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并在中东的安全治理领域发挥独特作用。

　　第一，准确研断中东安全局势的发展趋势，把握国际和地区安全治理变化的新动向。如前所述，当前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演变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东安全局势的发展。美国一方面试图摆脱那些被认为对其不利的国际机制和规范，另一方面正在试图推动构建由其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这一做法正在世界各地不断制造和引发麻烦。在中东，美国轻率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并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手段，导致海湾地区局势骤然紧张。“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给地区热点问题增添新的复杂因素”。鉴于国际格局的调整和国际秩序的新旧之争是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其对中东安全局势的影响也将是长期的，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无疑也会较长时期存在，且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即便如此，人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些年国际秩序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大致判断出其对中东安全局势发展的趋势性影响。以下几点态势似乎已经较为明朗：

　　其一，从中东总体收缩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这一战略调整既不始于特朗普，也不会止于特朗普，这是受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大势驱使，并由美国国家利益变化决定的。国际秩序的演变态势决定了美国将继续调整其全球战略，美国从中东收缩是大势所趋，其对中东主导力和影响力的下降也不可避免。美国目前的中东政策取向与特朗普个人的价值理念及行为方式密切相关，也与其周围的幕僚政客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美国即将进入大选之年，大选之后，不管特朗普是否得以连任，美国的地区政策都会发生新的变化，但不会改变美国战略收缩的总态势，未来美国更可能是选择性地关注和介入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地区问题。

　　其二，美国自二战以后一直是国际和中东地区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者。因此，尽管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有明显差异，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也有诸多不满，但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军事安全上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其对外政策也会因此受到牵制。而美国也会继续制造和利用新的安全热点来拉拢地区国家为其中东利益服务，美国重新挑起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但应该看到，美国的这种能力正在变弱。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外战略重心已经转移，且自身实力有所下降，无意也无力在中东投入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因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利己性特点越来越明显，就连美国的传统盟国也不愿盲目追随。在中东安全问题上，美国正从中东国家安全的保护者变成搅局者，甚至是地区稳定的破坏者。不仅是反美国家，地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看法也在发生转变。美国近期欲拉盟友在波斯湾建“护航联盟”，但是各方反响并不积极。不仅如此，特朗普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以及单方面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等行为，还遭到其西方盟国的强烈批评。近年来，美国试图通过压制伊朗来拉拢海湾阿拉伯国家，但是我们看到沙特等国家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也不断走近，地区国家多元外交步伐明显加快，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也有缓和迹象。

　　其三，随着国际格局及国际秩序的持续演变，美国单边主导中东事务势头持续减弱，多元国际力量参与中东事务的局面正在逐渐形成。虽然现阶段各力量之间大多是以互相竞争和博弈的态势出现，美国也依然会利用其长期积累起来的霸权优势及其手中掌握的各种“长臂管辖”工具试图引导中东局势按美国意图发展，但通过建立新的多边合作国际机制来解决中东问题是大势所趋，多元力量的参与会推动地区局势朝着有利于构建起相互制衡、相对平衡和稳定的新格局发展。

　　其四，在全球性议题日益增多，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重要变革时期的背景下，中东地区的治理（包括安全治理）与发展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这些年来，中东许多国家进入了政治和经济乃至社会深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治理与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些已经成为新的安全隐患，甚至引发了新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引起中东国家政府高度警觉和重视，很多国家已经提出或者正在酝酿国家改革和发展规划，地区内与之相关的新议题也在增多。虽然目前中东传统安全局势仍对中东的治理和发展有很大的制约，但从前景看，地区和国家治理和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终究要盖过传统热点问题而发展成为地区的主流议题。此外，随着围绕中东发展议题的利益主体不断扩大，也必将给中东地区的治理和发展带来更多新的活力。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需要新思维，而新的发展议题在成为地区主流话语并得到切实有效的推进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思想和理念，反过来或将有助于传统问题的解决。

　　第二，基于中东安全形势的新特点，调整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路径。其一，面对错综复杂的中东局势，中国要在联合国框架下，鼓励建立并积极参与各方力量平衡的多边机制来推动地区传统热点问题的解决，并在与国际社会一道参与中东热点问题解决及地区安全治理的过程中，更明确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和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注重政策跟进及付诸行动，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中国也要主动创办类似中东安全论坛的国际交流机制和对话平台，增加在中东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及影响力。

　　其二，随着中东地区转型的深入发展，各国对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将越来越高，与之密切相关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已引起中东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国提出的通过治理和发展促进安全稳定的外交理念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的关注。这些年，中东国家“向东看”态势愈发明显，寻求与中国在治理和发展领域的合作成为这些国家“东向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趋向值得我们加以密切关注和积极引导。确立以“促进地区治理和发展”为目标的外交重点和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外交话语，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配套支持，帮助地区国家通过治理和发展来促进地区安全及国家内部的稳定，应该成为中国中东外交重要一环及中东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主要路径。

　　其三，中国将推动中东地区高新科技的发展引入中东安全议题，并提供必要的公共资源，为中东国家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提供更多帮助和合作平台。这些年，中国与中东关系发展迅速，已经进入了提质升级的新阶段，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也要在领域和质量上超越能源贸易和一般的产能合作并有一个大的提升。未来，科技因素在相关议程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对双边关系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此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逾6年，其内涵也早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需要持久的实质性的投入，也意味着越来越需要科技力量的支撑。如今，中国在科技革命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世界格局中已拥有市场、资本和人才方面的一定优势，更为重要的是，科技进步已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更占有特殊的位置，现已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中东国家尤其是沙特等中东产油国，当前迫切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及创造新产业来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它们对与中国加强在技术转移、科技创新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充满期待，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和潜力。未来，中国在参与中东科技安全治理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进而为中东的总体安全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结语

　　2018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于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演讲中宣布：经过中阿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阿方加强战略的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这些年，中国已同中东多个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已经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未来，更实质性地参与包括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和治理在内的中东综合安全治理将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内容。从中东方面看，当前大部分国家处于持续深入的转型之中，如何实现更好的治理和发展是中东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它们普遍希望中国在促进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发挥更积极、更实质性的作用，更期待与中国在事关国家及地区发展和安全的领域加强合作，因此，无论是从推动和夯实中国与中东国家战略伙伴关系，还是从营造共建“一带一路”的安全环境，促进地区稳定发展看，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是势在必行。

　　毋庸讳言，当前中东国家对中东当前安全局势的看法及对安全治理的观念和思路与中国的相关理念并不完全一致，这些国家在理解和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立场也存在较大分歧，这在客观上对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与挑战。因此，当下中国首先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多边及双边交流机制和对话平台，“倡导建立地区安全合作组织和沟通机制。中国引导地区安全议题设置，既搭台唱戏，也借台唱戏，探索建立和主办地区安全论坛，努力提高我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即将在北京举办的中东安全论坛要集中聚焦“和平发展”及“安全治理”两大主题，通过强化相关的议程设置来促进和提高中东国家对地区安全治理意识和共识，也为中国实质性参与中东治理发展奠定中国特色鲜明的话语基础。同时，中国要逐步加强与中东国家在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投入，并将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治理纳入中东安全治理范畴。（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