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一种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得到十四个国家积极参与，一些原本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冷淡的周边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这种反差值得关注。经济学从合作的逻辑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两种视角，给出了周边强国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解释，但却忽视了它们对政治收益的考虑。周边地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四个周边强国在四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拥有地区影响力优势，这一地缘格局连同“中强邻”的关系格局，决定了周边强国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除经济收益的考虑，更关心如何护持所在地理单元的影响力。第三方市场合作所达成的多方共赢的效果，对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推进地区合作进程，以及探索中国与周边强国实现共生共赢之道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周边外交；周边强国；第三方市场合作；地区合作

　　作者简介：韩爱勇，男，河北邢台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和亚太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效果，特别是不少发达国家与中国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不仅为“一带一路”倡议走实、走深开创了新的实施路径，也为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开展互利合作探索出新的合作模式。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安身立命之所、繁荣发展之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实施区域。但随着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周边的推进，一个反差极为明显的问题也浮现出来：为什么日本、澳大利亚等周边强国愿意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却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冷淡？更进一步讲，第三方市场合作到底折射出什么样的周边态势，以至于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作为一种开放包容的新型合作模式，它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开展又会产生怎样的现实启示？本文认为，周边的地区强国是指在地区或次地区层面具有传统影响力，或优先影响力的国家。在地区合作进程中，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在该地区的合作活动对其传统或优先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竞争甚至挑战。它们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关键动因在于所能获取的政治收益，而非单纯的经济收益，但这一政治收益又根植于周边地区的地缘格局以及由地缘格局决定的周边关系格局。下文论述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周边地区所取得的进展；第二部分回顾周边强国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既有解释，并基于周边地缘格局提出新的解释框架；第三部分从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和周边关系格局出发，解释周边强国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政治收益动因；第四部分分析第三方市场合作带给周边外交的现实启示；最后是本文的简短结论。

　　一、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提出及其在周边地区的进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指中国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的经济合作。作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中国企业与各国企业优势互补，共这一概念始于2015年6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法国时，两国签署的《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继法国之后，中国先后与西班牙、加拿大、英国等十四个国家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诸多共识，在实践中取得丰硕成果。尤为值得关注的两点：其一，中国与相关国家建立起诸如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合作论坛、合作基金、战略对话等机制性的第三方合作平台，为后续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制度性的合作机制和沟通协调平台。其二，明确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所应遵守的原则。《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指出，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应当遵循“企业主导、政府推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互补、互利、开放、包容”等原则；《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强调，“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应由相关企业按市场原则来决定，透明公平的竞争条件是其前提。”这些合作规则的确立提高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透明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些国家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疑虑。

　　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合作形式，第三方市场合作意在“通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将发达国家的高端技术同中国的中端技术装备相结合，可以更好地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扩大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产品市场，也可以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是三方受益之举”。这一界定似乎限定了两个前提：合作对象为发达国家、合作面向的市场为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中法两国开展首次第三方合作的目的地并非发展中国家，而是英国市场。在2015年召开的中英工商峰会上，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与法国电力集团（EDF）正式签署了在英国新建核电站的合作协议，成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出以来的首个成功案例。此后，中法逐渐明确将非洲作为两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区域。这也说明，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极大的延展空间和操作弹性，关键是要实现各方优势互补和多方合作共赢。

　　在周边地区，中国先后在2015年10月、2017年9月、2018年5月和2019年4月分别与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达成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最早开展的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发展得较为均衡，在合作实践中已取得不少成果，如科威特新建炼油厂项目、厄瓜多尔太平洋炼油厂项目、越南山阳港项目、埃塞俄比亚通信网和电网建设合作等。中澳第三方市场合作受两国关系整体环境的影响，进展有些迟缓。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虽然起步较晚，但达成的合作意向规模最大、规划也最为详细。2018年５月9日，在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同意建立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设立并举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推动第三方项目合作与两国企业间交流。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华期间，同李克强总理共同出席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两国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在实践中，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双方建立了涵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经济团体的跨部门、多层级、多主体的合作机制。二是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确立为双方优先合作区域，把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发展计划”作为两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项目。将某一个国家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区域，这在第三方合作框架中尚属首次。三是两国明确将基础设施、金融、信息技术、健康医疗、物流等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中日第三方合作的开展虽然得益于两国关系的整体转圜，但随着合作进程的深入，第三方市场合作所搭建的机制性合作交流平台，也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利益团体，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等经济力量，提供了一个获取新的经济收益和施展政治影响力的舞台，第三方市场合作也随之成为稳定和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表明，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开启一种新型合作模式的同时，也在逐渐显现出稳定和推动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外溢效应。此外，最晚开展的中新合作业已启动，值得期待。

　　二、周边强国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既有解释

　　日澳等周边强国对中国提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它们的积极性到底源自何处？对此，存在两种比较经典的经济学解释。一是合作逻辑使然。就目前的国际贸易治理而言，主要解决竞争规制问题，并未建立起优势互补的合作促进机制。在既有的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下，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等无法推动国家间的合作时，寻求新的合作模式也就成为必然。第三方市场合作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中同行业领域过于强调竞争的一面，着眼于不同的市场需求，利用差异化比较优势，寻求强强联合。从全球的背景看，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进展不畅的情势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启无疑提供了新的推动力量。从具体的工程建设项目看，开展多方合作也势在必行。在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2030 年前亚洲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约26万亿美元，其中电力投资需求14.7万亿美元、交通投资需求8.4万亿美元，平均每年约为1.7万亿美元。但是，当前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供给仅为实际需求的一半左右，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MDB）也只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2.5% 的资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如此大规模的资金需求显然超过了任何国家和金融机构所能单独承担的范围，引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资金相对充裕的国家进行投资合作建设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二是基于经济结构的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发展程度不同和经济结构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市场占有率。中法之间最早达成第三方合作协议，中国在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前十名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标准的第六、七、八此三类，法国则集中在第一、三、五类。而在国家贸易标准的大类之中，中国的比较优势居前十的有五类，而法国有六类。这种经济结构差异构成了两国基于优势互补开展合作的经济基础。同样，中日两国也存在经济结构的差异。日本在高科技、核心技术等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同时拥有丰富的海外运营经验与网络，中国则在人员、项目执行、成本、资本和工业产能等方面优势明显，两国共同寻求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的机会，有利于达成双赢的结果。类似的结构差异也存在于中韩、中澳及中国与新加坡之间。这就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互补基础。

　　客观地讲，这两种观点都为周边国家尤其是地区强国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合理的经济收益动因解释。但同时也都忽视了这些国家的主观偏好，所有分析都建立在中国具有与这些国家合作的“意愿”的基础上，从而使得三方合作变成一种基于中国意愿的单维度合作。基于国际交往的常识，合作必然会产生收益，而收益反过来会激发国家开展合作的意愿。但如果周边强国参与三方合作单纯出于经济收益考虑，那么“一带一路”框架下庞大的市场规模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必然会超越单一的地区和国家收益，为什么这些国家却对此兴致索然？显然除了经济收益的需求，它们还有其他更为深远的动机考虑。

　　对于地区大国而言，经济收益固然重要，但地区政治收益显然更为关键，这关系到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荣光。回顾国际关系史，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大国对周边辐射影响力，乃至建立势力范围可能是国际政治的铁律之一。这一政策首先受地缘政治这一恒量因素的驱动，而非受政治家个人的经历、喜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影响。也就是说，地区大国所追求的地区政治收益集中体现为在某一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也成为观察地区强国的一个关键指标。从大国地区政治收益生成的角度看，更多的是由国家在地区舞台上的“国际定位”所决定，首先是国家的实力定位和地缘战略定位。国家的实力定位镶嵌于地区既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地缘战略定位则外化为国家间互动的关系格局。基于此，从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家间关系格局出发，探究周边国家尤其是周边强国的地区政治收益，可以为周边强国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