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技术与服务全球化：根本变化

　　（一）传统服务业：低效率和不可贸易的产业

　　长久以来，传统服务业是一个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这源于传统服务的本质特征。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服务产出非实物，随生随用随灭，不能积累财富，因此他们将服务定义为非生产性的活动。马克思也认为，多数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服务业存在“低效率”问题。这个时期的其他学者没有太多地关注服务生产与商品生产的不同，对这两种生产的效率差异也没有进行很具体的比较。

　　维克多·富克斯（Victor Fuchs）是现代服务经济理论的重要开创者。他强调服务业自身效率较低，而且将其原因归为技术、劳动力素质和资本密集度等因素。

　　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提出“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按照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低，将经济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前者以制造业为代表，而市政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和休闲等很多服务部门，被认为是典型的“停滞部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舞台艺术。他提出“服务业效率低”的著名观点。

　　有关服务的定义，现在广泛采用的仍然是希尔在1977年提出的界定。“服务是指人或隶属于一类经济单位的物，在事先合意的前提下，由于其他经济单位活动所发生的变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即消费者单位的变化和生产者单位的变化同时发生，这种变化是同一的，服务一旦生产出来必须由消费者获得而不能储存。”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服务”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有以下特点。一是没有实物形态产出，具备“同步性”和“不可储存性”等特征。二是“不可远距离贸易”。三是由于不能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和缺乏规模经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且长期保持不变。

　　（二）信息技术、远距离贸易和服务全球化：以文化和体育产业为重点的分析

　　近些年服务贸易加速发展，有以下原因。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各种与信息生产加工相关的服务不仅可以远距离提供，而且成本极低。二是交通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提供服务的成本显著下降。三是服务中间需求即生产者服务增加，这部分服务可贸易性相对较强。

　　更为普遍和重要的是，借助卫星电视和网络，服务全球化呈现出新特点和新态势，大量服务通过网络空间跨境提供，极大地提高了服务业特别是网络空间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卫星电视将表演送达世界各地，网络提供了可复制、低成本的多种“观看”模式，普通消费者可以用极低成本获得大量的演出服务，消费规模得以极大的拓展。

　　文化产品领域这一典型特征的变化，已经体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当中。国际文化贸易学术界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已从原本的“不可贸易品”根本性地转化为“可贸易品”。由于文化产品的贸易成本低于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其可贸易性也强于制造业产品。

　　由于网络空间的全球连通性，现在一个好的艺术产品以全世界消费者为对象，巨大市场滋养出规模惊人的单个作品，最优秀的文化产品往往能获得巨大收益，劳动生产率与此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另一类可远距离传输和全球化的服务领域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些服务中的相当部分可以借助信息技术远距离提供。

　　（三）全球服务贸易较快增长和比重提高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有所增加，到1990年超过20%，2016年达到23.76%。从前面的分析推测，那些可以低成本远距离贸易的服务，在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应该呈上升趋势，并为统计数据证实。文化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70年的5.44%显著提高到2017年的9.45%。

　　1980—2015年全球文化服务贸易增长最快，服务贸易次之，全部贸易增长最慢。1980—2016年全球服务贸易以及全球文化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比重提升，文化服务贸易比重的提升，对服务贸易额比重提升有显著贡献。

　　网络空间服务业显示出极为重要的新特征，推动着服务全球化的进程。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全球市场成为“标配”；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全球产品成为“标配”；三是劳动力和劳务服务可以分离，全球服务成“标配”。

　　二、服务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各获益方产生合力

　　（一）供给方开拓国际市场：服务生产全球化

　　由于显著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跨境交易的极低成本，许多服务商同等重视国内和国际市场。有些海外市场规模已经超过或者接近国内市场。用国际贸易的术语讲，就是服务的进出口依存度较高。网络空间文化产品生产的若干特征决定其具备强烈的“受众数量极大化”倾向。“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之比极高”的突出特点，导致文化产品一旦成为畅销品，获利就会急速增加，一旦超越收支平衡点，额外的单位销售就会使利润暴增。为了实现“受众数量极大化”，不少文化产品采用“二次销售”模式，即一种产品面对两个市场：广告市场和受众市场。促使文化产品的目标市场拓展到全球。

　　近些年来，各国的高水平职业竞赛表演都开始向多个国家进行转播，从收视人数看，多数联赛的海外收视人数高于国内，有些联赛的海外收入也接近甚至超过本土收入。话剧作为典型的舞台艺术，即使在信息时代，也被认为是生产率难以提高的文化产业。即便如此，话剧艺术家们也在通过网络努力提高生产率。有些服务行业直接开发出依托网络的新业态，如体育组织竞相开发其电竞项目。

　　（二）消费者全球选用服务：服务消费全球化

　　国际经验表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各国的服务消费结构趋同。正是这种“服务消费口味”趋同现象，使跨国服务企业可以采用标准化的技术给全球客户提供同样的服务。网络空间文化服务消费有一个重要的典型特征，使其更容易形成消费全球化的态势。即网络外部性或“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 使一种文化服务为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为现有消费者数量的增函数。当人们发现自己所消费的产品被更多人消费时，其从该文化服务消费过程中获得的效用会提高。这是因为文化服务消费具备一定的“社交功能”。有研究表明，网络时代沟通成本的下降使这种网络外部性的影响更容易跨越国界，促进文化服务消费全球趋同。在电视节目领域，各国都实施本土节目份额制度，但是视频网站为海外节目播出带来新的平台，目前国内几乎所有视频网站上都有海外节目。数字音乐领域也是如此。

　　（三）投资者全球寻求投资机会：服务投资全球化

　　近年来，若干大型电影制片商越来越多地投资于以全球观众为目标市场的“国际大片”。体育领域的情况相似，近年来欧洲著名的足球俱乐部，相当一部分已经由外资全资或部分收购。

　　三、开放与文化多样性：关于产业集中度的一个分析

　　（一）大国市场开放与本土文化元素的传播：观点综述及事态描述

　　多年来，我们强调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有利于中国文化元素的传播，这的确是重要途径。不过，事实表明，中国文化市场的对外开放，同样有利于中国文化元素的全球传播，在目前阶段，有些文化表象以这个途径传播也许更快更广泛。在近年来好莱坞拍摄的一些中国题材的电影中，中国文化元素密集体现。对比当前一些高票房的国产电影，虽然不少票房成绩在年度全球电影排行榜上也排名前列，但它们在全球放映的地区数量很有限，且绝大部分票房都来自于中国内地， 对中国文化表象的国际传播作用远不如《功夫熊猫》、《卧虎藏龙》、《长城》等中国题材或具备中国文化元素符号的全球化运作的国际大片。职业体育比赛情形相似，引入外国球员和教练能增加对输出国观众的吸引力。

　　大国文化开放有利于本国文化传播这个判断，其理论基础是文化贸易中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即由于消费者更偏爱本地生产或具备本地文化元素的文化产品，所以全球化的文化产品出口到某一国时，就会遭遇“文化折扣”，并构成贸易成本的重要部分。如果产品中含有当地文化元素，就更容易开拓当地市场，降低文化产品贸易成本。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得更大规模的市场，意欲对外销售的文化产品就倾向于“讨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单一市场，“讨好”的方式就是加入其文化元素来缩短“文化距离”。虽然在文化产业领域，关于国际贸易自由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关系的问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大国文化产业开放有利于本国文化传播，可以说是文化贸易领域理论文献中的共识。

　　（二）市场开放与产业集中度变化：一个量化分析

　　本部分分析世界电影票房规模的扩大与世界电影制片地区集中度和语言集中度之间的关系，以验证上述观点，并分析中国市场这个“变量”的贡献。

　　1. 指标设定及相关说明

　　指标采用经济学中测度市场集中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将其设定为各制片地区出品的电影或各种语言电影总票房收入，占当年世界电影总票房比重的平方和。以测度某年的世界电影的制片地区集中度和语言集中度，这一指数越小，说明两种集中度越低，某年全球电影的制片地区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越强。采用1989—2017年全球电影排行榜中7050部电影的票房数据， 通过历年HHI指数的变动情况，分析世界电影市场的多样性变化，并观察其与世界电影票房总规模以及中国电影总票房变化之间的关系。

　　2. 计算结果

　　结果显示，1989—2017年的29年当中，世界范围内观众看到的电影多样性，呈现逐渐增强的动态趋势。相对而言，制片地区集中度下降得更快。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语言的网络外部性远远大于制片。排行榜上的制片地区数量增加较快，1989年榜上的制片地区只有英国和美国两个；2017年已增加到31个。以第一制片地区和第一语言为标准，1989—2017年作为制片地区，美国在全球电影排行榜中一直居于第一，但其市场份额呈较大幅度的下降。说明世界电影制片地区的集中度在大幅下降。2010年，中国内地首次出现在前十名；到2017年，以中国内地为第一制片地区的电影市场份额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与制片地区相比，世界电影语言的集中度虽在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有限。英语作为最重要的电影语言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汉语普通话电影的份额上升比较明显，2017年以汉语普通话为第一语言的电影市场份额已达5.83%，仅次于英语居第二位。

　　（三）大国的影响力：如果没有中国会如何

　　一些典型事实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市场规模扩大是近年来全球电影多样化的重要原因。为验证此判断，现将上述电影票房排行榜中的中国内地票房数据剔除，计算剔除之后的HHI指数， 将其与未剔除中国内地票房数据的之前结果对比，判断中国市场对世界电影市场集中度以及多样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按语言还是按制片地区分类，剔除中国票房都会使HHI指数变高。这说明，中国市场使全球的HHI指数下降，中国市场是导致世界电影市场集中度下降、多样性增强的一个重要变量。

　　分析表明，从较长时间序列区间来看，市场规模的扩大确实可以缓解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品在多样化方面遇到的约束。中国电影市场近年来的迅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也是全球电影多样性提升的重要影响力量。进一步讲，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在本文数据样本中，汉语普通话是近年来地位提升最快的电影语言。作为制片地区，中国内地的重要性提升更快。这两个比例的提升说明在全球电影领域，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逐步提升，其中既有华语电影票房增长的原因，也缘自为“讨好”中国市场，好莱坞电影中越来越多地加入了中国文化元素。大国国内市场规模更大，更有机会吸引全球优势资源竞相为其提供服务产品，拥有小国所不具备的优势。

　　四、启示与思考：网络时代服务全球化必将加速

　　首先，服务全球化仍将持续推进并展现出新特点。对于那些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远程提供的服务业来说，以往限制全球化的因素减弱甚至消失，全球化的推动力大大加强。

　　其次，中国在服务全球化中具有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我国在人口规模、经济体量、互联网技术创新、移动终端普及程度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在网络时代的服务全球化发展中，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并将形成较强的全球竞争力。

　　第三，扩大服务市场对外开放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需要注意加强对内改革，在某些领域用对外开放来促进对内改革。同时也要意识到，部分服务业具有社会和政治敏感性，尤其是文化、传媒、通讯、网络等行业，涉及价值判断、文化认同、社会舆情、公共服务等许多方面。总之，一个适宜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是充分发挥网络时代中国服务业规模优势的重要条件。

　　第四，对传统贸易理论和现实贸易格局的挑战。对那些能够在网络空间提供的服务来说，传统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今后，无论理论分析还是现实变化，对于网络空间服务业来说，水平分工理论或许具有更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作者单位：江小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