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晋升锦标赛”和“县际竞争”等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多聚焦于政治晋升因素，较少剖析县域社会中官员“层级分流”及关系主义运作的影响。对个案县的研究发现，县级官员在推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以党政科层组织为运作载体，以整体目标责任制考核为驱动工具，乡镇官员在经济强激励和政治弱激励的作用下，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以多种策略为考核排名而展开竞争，导致了县域党政科层组织“为经济增长而激励”的显性运作逻辑和乡镇官员“为经济收益而竞争”的隐性行动逻辑。这两种逻辑因为县域社会中官员“层级分流”和关系主义作用的影响而生成，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的现象。

　　关键词：县域社会县域关系主义政治激励经济激励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基层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诸多理论解释中，戴慕珍（Jean C.Oi）以“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理论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县镇村三级组织和政府官员受国家财政改革影响和奖金收入的激励，不断推动经济增长和乡村工业化。[1]荣敬本、杨华等从县域治理视角提出的“压力型体制”[2]和“行政包干制”[3]等观点，更多着眼于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和横向的党政关系及其对县域经济社会治理的影响。而对于基层政府和官员的行动逻辑和竞争机制，“晋升锦标赛”理论和“县际竞争”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周黎安虽然没有专门针对县域经济增长，但他的“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员或政治家最终都关心仕途和晋升，因此,“把政府官员激励搞对”是政府治理的核心，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关键的制度基础。[4]张五常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明确归因于“县际竞争”，[5]因为县际竞争对官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这与“晋升锦标赛”观点相似——是一种强激励（highpowered incentive）的形式，政府官员的晋升高度依赖于一些可测度的经济指标。这些研究为中国县域党政科层组织如何具体推动县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不过，在县域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中，是否就如“晋升锦标赛”和“县际竞争”理论所揭示的，政治晋升激励对官员经济绩效起着主要作用？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 and Rosen）最早提出的“锦标赛理论”原本更多的是讨论企业组织，该理论的基本模型包括：参赛者仅为两个风险态度中性、个人禀赋同质的代理人；合约规定事后业绩相对优的代理人为胜者并得到奖励。[6]但在实际中，该理论也面临着多代理人锦标赛的充足统计量、异质性、激励成本增加和代理人为追求激励出现的捣鬼行为等现实难题。而且该理论更多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科层组织被抽象为一个不具有政治性、纯粹追求生产效率的生产性组织，其中的晋升制度被视为一个完全合约，其事先设计和事后执行都不具有政治性，以至于上级并不具有按照自己意愿挑选晋升者的权力。但现实中科层组织存在着下级代理人之间策略性的串谋和捣鬼行为，而且更重要地表现为上级成员，尤其是顶层成员对激励承诺的策略性使用。质言之，科层组织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内部的晋升制度不太可能是单纯的、基于某种客观业绩排序的、完全合约性质的锦标赛。[7]周黎安进一步认为，“中国具备一些特殊的政治与经济条件，适合采用政治锦标赛作为一种官员激励模式。”这些条件包括：第一，中央或上级政府有权力决定下级政府官员的任命，即具有集中的人事权；第二，历届政府都把经济发展当作第一要务；第三，从省到乡都非常相似，具有可比性；第四，中国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第五，地方官员之间的高度竞争是常态。据此，官员的经济增长绩效（在任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应是晋升的基本依据。正因为有明确的晋升规则和可期的激励回报，因而作为理性人，官员会以较大的动力投入到经济工作当中。但其有效实施又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威胁：其一，晋升锦标赛制度不能公平公正实施；其二，官员失去参赛的兴趣和热情，看淡政治晋升，只求保住位子。[8]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政府组织，“锦标赛理论”适用的共同条件就是这种晋升规则能公平公正实施。如果以“晋升锦标赛”理论解释中国县域经济增长实际，需要回答这几个问题：作为委托者的上级是否就一定会按照业绩优先者晋升的合约而执行？作为代理者的下级是否就必然遵守规则公平竞争，没有捣鬼行为？委托人和代理人在一种共同情境下，激励的目的和成本投入是否符合本组织长远利益最大化，这和组织的公或私，经济或政治属性是否相关？

　　既有的关于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的研究大都指向了省市级官员，[9]对县域基层官员尚未深入探讨。而从官员政治晋升动机来解释县域经济增长，可能忽略了其他激励因素对官员动机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此外，戴慕珍关于县域官员追求经济增长的行为解释没有充分关注官员晋升激励，而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又缺乏细致的剖析。事实上，不同层级的政府可分配的激励资源不同，越是到底层越是有限。而且，在区域发展的多目标任务中，官员注意力难以均等分配。如果上级对某项任务的绩效加以强激励，就会刺激理性获取激励的下级政府及官员对该任务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基于此，本文以东部地区沧浪县及其整体目标责任制考核（以下简称“整体目标考核”）实践为例，[10]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与“晋升锦标赛”等理论对话并提出新的解释：为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县级政府如何对乡镇官员进行激励，哪种激励作用更强或更弱？这种强激励或弱激励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是什么？再深究，在县域社会及关系主义视角下，基于政治晋升对乡镇官员激励的县域经济增长分析是否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