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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基于产业分工角度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劣势分析
2020年07月31日 13:12 来源:《经济纵横》2020年04期 作者:邓洲 字号
2020年07月31日 13:12
来源:《经济纵横》2020年04期 作者:邓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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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业分工理论的演变

  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概念以来,国际产业分工的研究是与国际贸易研究相结合的,先后出现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形成本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同时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技术、标准、品牌、资本、人才、渠道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锁定在中低端环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同时,开始逐步实施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静态分析方法都难以解释国际产业分工的实际动态变化。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国家间产业分工和贸易关系,即新贸易理论。相对于以前的研究,新贸易理论扩展了要素范围,承认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研究对象从产业间分工拓展到产业内分工,将分工、贸易和产业升级联系在一起,认为技术才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最关键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新贸易理论引入了动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无论是承接产业转移还是参与国际分工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实现一国主导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从而改变自身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础条件改善,在新的技术路线上与发达国家实现同步“起跑”,并且以更快的起跑速度超过很多发达国家,这是数字经济国际分工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二、数字经济产业链特征

  (一)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同时也是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传播介质

  数据对于数字经济的重要性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种新的关键投入要素,数据成本的大幅下降决定了数字经济整个产业链效率的提升,并能有效促进数字经济的专业化分工。第二,数据是数字经济产业链最重要的传输介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经济的主线就是数据要素价值的不断挖掘,并与其他产业进行深度融合。第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一般要素的价格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国家不断趋同,国家间比较优势越来越反映在制度、关税、综合等非要素价格方面。对于数字经济而言,数据则是一种很难被趋同的要素资源。当数据成为专属资源,拥有更多人口和更大经济规模的地区在数字经济分工上占有更大优势。

  (二)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存在高端领域

  不同技术特征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有不同的产业链,进一步反映为有不同的价值链高端环节。目前,数字经济不同环节附加值水平的高低不仅与技术和工艺垄断有关,也和潜在的应用市场规模相关。

  (三)创新发生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后端的场景创新与前端技术研发同等重要

  对于数字经济而言,后端的应用创新与前端的技术研发同样重要。在很多时候,识别用户需求比满足用户需求更加困难,近些年数字经济领域出现的增长奇迹,是因为新的场景创新而非技术进步引发的。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成熟,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领域得到较好应用,但在制造业中应用明显滞后,其主要原因也是缺乏适合制造业的应用场景。

  (四)数字经济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其产业链还将继续快速演变

  工业化进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数字经济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准确判断还需要时间。可以预见的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其边界是比较广泛的。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产业划分的角度,数字经济范畴和边界将逐步收敛到最核心的领域。因此,数字经济产业链还将继续快速演变。从分工的角度,需要了解在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链的哪些环节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以及企业或区域能够提供哪些关键性要素资源。

  三、数字经济分工逻辑

  明确优势、参与分工、获得收益是企业和地区参与产业分工的三个主要环节。由于数字经济产业链的特殊性,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不同参与者协作的网络和方式,以及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与其他产业存在差异。

  (一)新竞争优势的来源

  由于主导产业的更替、贸易模式的调整,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也不断变化。20世纪中叶以前的国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各国生产具有要素比较优势的产品并进行国际贸易。20世纪中叶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产能,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不断提高并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区域间分工模式将主要依托于数据信息交互实现数字协同,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数字经济产业分工需要依托的关键性要素禀赋、市场范围大小、产业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条件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

  从要素禀赋看,数据和复合型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资源。从市场范围大小看,产业“有效半径”能够扩大至全球。从产业配套基础看,更好的能源资源供应能力、产业配套能够促进产业的聚集,形成规模经济,这对钢铁、化工等流程型产业的分工布局非常重要。随着分工更加细化,很多产业经历了产业链的水平解体或垂直解体,或两者兼有,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让位于供应链体系。

  (二)协作的网络和方式

  分工就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同参与者之间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协作模式,才能实现整个产业链的高效运行。在分工基础上,数字经济各参与者之间打破传统技术关系范式,逐步构建新的适应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协作网络,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协作呈现平台化和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通常都会以平台的方式实现要素的聚集和整合。数字经济平台一方面链接各种数据资源,另一方面为各行各业输送处理加工的数据,可以说,数字经济的生态系统以数据为基础要素,但平台才是生态系统的核心。

  作为一项使能技术,数字技术除了自身形成数字经济,还能够在几乎所有的其他产业部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数字经济的核心参与者(主要包括数据企业、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硬件制造企业等)与其他行业的参与者之间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三)价值的创造和分配

  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价值创造:第一,数字技术、数据信息的应用提高了经济运行体系中原有要素的价值转化效率,这是数字经济的乘数效应。第二,数字经济自身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新兴产业,产生新的价值,这是数字经济的增量效应。

  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和参与分配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数据要素的创造。第二,数据要素的传输与加工。第三,数据的价值创造。第四,数据参与价值分配。

  相对于价值的创造,数字经济价值的分配面临更多障碍,也存在一些问题。数字经济部门对价值增量的贡献测算很困难,同时价值的分配受数据垄断的影响存在不公平和不合理。数据价值的衡量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数据的产权模糊不清,收益是属于创造数据的一方还是数据应用的一方,还是多方共同参与分配,各自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四、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的优势和劣势

  (一)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的优势

  1.互联网产业规模大、发展水平高。我国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在全球互联网企业排名中位居前十;在全球上市互联网公司排名前30位中,中国有10家企业入围。在新兴数字经济领域,我国成功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角色的转变。

  2.人才储备量全球领先。2000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加强了数字经济相关学科建设,成为培养计算机、自动化、信息管理等专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从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优势集中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开发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两个领域。

  3.数据规模庞大。我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产业体系最完备、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还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全球领先的国家,是名副其实的数据资源大国和强国。

  4.数字经济场景创新资源丰富。人口和产业规模不仅使我国成为全球数据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同时也奠定了数字经济场景创新的市场基础。超大规模市场、繁荣经济活动和大规模数据采集是成功的场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

  (二)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的劣势

  1.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存在短板。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依赖的高端芯片、传感器等元器件与美国等领先国家还存在代际差;第二,工业控制、芯片设计等基础工具类软件基本依赖进口或授权使用;第三,0到1的颠覆性技术和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的探索不足;第四,科技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新的研发成果转化能力较弱。

  2.复合型人才紧缺。尽管我国教育水平、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但仍然不足以满足数字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从总量上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与教育改革跟不上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的速度,在原始创新、开创性创新等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的领域,复合型人才紧缺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顶尖人才基本依靠输入。

  3.数据开放度有限。我国数据资源丰富、数据产业发达,但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并最终参与分配还面临一些体制障碍和技术短板。

  4.场景创新领域较窄。我国数字经济场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人口和产业规模红利,场景的原始创新较少。我国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领域不够广泛、应用程度不深。

  5.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分工的不利影响较大。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在刺激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更加保守的贸易和技术政策,这对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分工格局产生不利影响,而对我国这种影响更加巨大。

  五、巩固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分工地位的政策措施

  (一)坚持以创新引领数字经济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

  针对重点突破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增加投入,缓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完善数据创新链、产业链。

  (二)进一步挖掘我国在下游应用的市场潜力

  加强数字经济与下游应用市场对接渠道建设,巩固我国数字经济在场景创新和市场开拓上的优势。

  (三)加强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

  进一步完善和升级信息化基础设施,巩固数据大国、强国地位,注重专用数据网络建设,重点推动工业互联网配套设施建设,以及数据标准的统一和推广工作,扩大工业大数据创造和采集规模。

  (四)培养重点领域复合型人才

  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高校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数字经济在各领域的应用创新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应将教育重点环节由课堂教育延伸到职业培训,以专业化、定制化、细分化的职业教育来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纵横》2020年0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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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邓洲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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