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点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区域的范围比城镇大，乡村的概念比城镇小，因而有人望文生义地以为不再讲城镇化了。这种理解和引申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完全割裂了城镇化和城市群的内在有机联系。党的十九大确立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区域协调发展为总体目标、以乡村振兴为重点战略任务的城市化格局，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根本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个重要论断和战略部署与城镇化直接或间接相关，并透露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新时代的重要信息和信号。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加以学习和领会。

　　我国正进入城镇化的“新常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中指出：“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在这句话中，有些人看到的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但其背后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一方面，这是对我国五年来城市建设成就的巨大肯定。

　　城镇化率是城镇化进程的基本测度方法，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是基本特征。但这“一点二个百分点”和“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不只是一个数据那么简单。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相比，当今世界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高成本”，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强大的经济支撑。据测算，我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年新增住房3至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可见，这五年来的城镇化进程是效果显著的。

　　另一方面，它还包含了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规律与未来趋势的战略研判。

　　自2011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开始进入“中程”。相关测算表明，每增加1个城市人需要新增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因而，能否精准把握下一阶段城市化的趋势，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城市领域的基本政策和资源配置。

　　事实上，与2000年至2011年年均增速超过1.5%相比，这五年1.2%的年增长率确实有所下降。但我们并不能贴上所谓“断崖式”或“急刹车”的标签，而恰恰说明我国正进入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为较高质量的增长。考虑到我国城镇化处于“中程”的国情，还远未到城镇化建设的“拐点时刻”，故依据各地实情对相关城市建设仍需未雨绸缪地谋划和积极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