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经济因素看，跨国公司产业链短期内大幅迁出中国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受政治、安全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可能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例如用产业链某些环节的备份、缩短供应距离、增加供应链的多样性等来分散风险。当下的中国产业链已经在承受疫情带来的现实冲击和影响，诸如汽车、机械、化工、医药、航空、航天等产业。除了这些冲击，中国产业链本身存在的短板也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国际产业链的调整是外因，中国产业链自身的短板则是影响产业链安全和稳定的内因。在防范和化解产业链风险的同时，中国要敢于超越既有的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本土企业要通过开放式的自主创新，补上既有产业链的短板和不足。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坚持自主创新、善于学习的“企业家精神”，也是多数国家开展大规模高技术创新活动的共同特征和必要条件。

　　关键词：全球产业链；防风险；补短板；比较优势；产业政策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关系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下，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政府表示支持本国企业回迁产业链或加强本国产业保护，势必给全球产业链稳定带来新的影响。全球产业链的种种新情况新变化，对既有的国际经贸格局和规则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中国防范化解产业链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美日德政策牵动全球产业链

　　跨国公司产业链异动的系列消息，主要涉及美国政府官员支持本国企业回迁或转移的表态、日本政府支持本国企业转移、德国政府对于外国公司并购实施更严格审查等方面。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2020年4月初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支持美国企业迁出中国，搬迁支出可以计入相关费用抵扣。库德洛表示，“让企业回流的政策，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例如，可以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装修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所有相关支出100%直接费用化（expensing），实际上等于我们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买单。”路透社5月初报道美国政府正在推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意图改变现在的产业链构成。

　　彭博通讯社4月8日报道，日本政府已从经济刺激方案中拨出22亿美元，帮助制造商转移生产基地。具体而言，日本政府4月7日出台了追加预算方案，包括2200亿日元（20亿美元）资助企业把生产地点迁回日本，235亿日元资助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给予不同比例的补贴。越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越是跟疫情密切相关的、越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比例就越高（从1/2到3/4不等）。

　　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继欧盟委员会3月颁布《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收购指南》之后，德国政府4月8日宣布修改《对外经济法》，旨在对非欧盟国家投资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核，执行更加严格有效的审核标准，以避免关键漏洞。近年来，德国政府已经收紧了对外资并购的审核标准，这次法律修订可以视为对外资并购德国企业进行审查的进一步升级，也会对全球产业链的紧密联系产生影响。

　　二、跨国公司会大量迁出中国吗？

　　美国、日本和德国政府的新政策动向有什么影响，会否引发美国、日本、德国在中国投资的大量迁离，会否引发全球产业链的大面积“脱钩”？这需要从经济、非经济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回应。

　　（一）美国的情况

　　从美国来看，美国有着世界上非常先进、甚至规模仍然庞大的工业（含制造业）体系，以汽车、半导体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构成了在中国投资兴业的主体，多数属于跨国产业链的范畴。

　　首先，美国跨国公司打造的全球产业链，与其“外包”为特色的产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美国企业非常依赖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资源禀赋，即美国企业依靠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网络、熟练劳动力来生产商品；另一方面，从美国国内来看，如果美国企业执意迁回美国，以苹果为代表的美国企业不仅要重新搭建自己的生产网络，也要面对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资本和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矛盾。

　　某种意义上，除了产业链本身的技术要求，正是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通过入股实体企业等多种形式，影响了美国实体企业的运作规则（包括波音和苹果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利润优先为主导的“外包”体系构成了当下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形态。一方面，“外包”体系割裂了生产和研发，减少和制约了一些重要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苹果、IBM以及2015年之前的通用电气等美国大企业都介入了大量的金融业务，其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的资本投入甚至大于用于研发的资本投入。伴随着金融化，很多企业的资本投入包括研发投入，倾向于短期投入而不是长期投入。

　　其次，包括汽车、半导体产业在内的美国企业累计在中国投资近千亿美元，通过中国庞大的市场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2005—2019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大都在百亿美元以上，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就在美国政府官员宣称愿意支持美国企业迁出中国的同时，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美国车企在内的跨国公司将受益。早在2005年，美国学者贝克尔(Blecker)就研究披露：尽管美国经济积累了大量赤字，看起来是相关贸易产业的工作流失，但是美国本土企业并没有这么大的赤字，它们通过自己的国际经营获得了大量的利润，美国国内市场的大量进口商品也多数是这些美国本土企业生产的。

　　再次，尽管美国政府官员提出支持美国企业回迁，但是并没有说替企业回迁本国而全额买单，美国企业回迁本国的意愿有多高并不好说。即使企业有意愿，但包括原料药在内的相关产业在短期之内大量回迁美国也是不现实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史（Shih）多年来一直批评制造业“外包”、生产和研发的分离，主张美国企业回迁并打造美国自己的产业公地，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苹果工厂回迁本土的困难。

　　最后，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能否较快恢复是不确定的，带给跨国公司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面对2020年大概率经济负增长的美国和正增长的中国，理性决策的跨国公司并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更可能会在美国和中国同时下注，对于新的大规模投资也会比较谨慎。根据公开信息，美联储会议在讨论美国经济会呈V型或较长时间的U型，但也不排除美国经济会呈较长时间的U型或L型。

　　（二）日德的情况

　　从日本和德国来看，日本和德国的产业体系和美国的产业体系有不小差异，但也存在着相应的短板。

　　首先，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在各自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不同于美国的产业链“外包”，日本和德国的跨国公司在本土有自己的母工厂，而不一定绝对依赖于中国等特定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优势。比较而言，相比美国这种“外包”特征的制造业企业，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企业更容易在短期之内回迁母国。

　　其次，尽管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水平在全球领先，但是德国和日本的市场体量却无法支撑众多高技术产业在本国的自我循环，这使得日本和德国经济高度依赖与外国经济的联系，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生产，还是上下游产品的进出口都是如此。

　　再次，日本和德国企业是全球产业链的受益者，同样在中国有很大的经济利益。人们熟知的大众、宝马、本田等汽车企业以及西门子、发那科等装备企业，其在中国的投资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中国工厂的存在可能增强跨国公司的供货能力和赢利水平，尤其是当下疫情期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0年2月和4月对华南地区日资企业的两轮调查显示，相比疫情暴发之初，越来越多的华南地区在华日资企业选择留在中国发展，而不是转移出中国。

　　最后，就日本政府的回迁补贴而言，几十亿美元可能是杯水车薪，并不能支撑企业的开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教授邢予青还认为，彭博社的报道题目是明指中国的，但是日本政府的新政策没有明确说是针对哪个特定国家的回迁。

　　（三）中国的情况

　　从中国自身来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影响是由产业链上的大量产出和中间产品角色、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口、庞大的本国市场等决定的。

　　首先，中国制造业虽然在质量效益、技术创新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但是，受益于在市场规模、产业齐全、基础设施、熟练劳动力等方面的既有基础，中国制造业和产业链的规模和布局使其具有了总体优势。在全球工业增加值中，约1/4是由中国企业创造的。中国是全球30多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和60多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国。

　　其次，全球制造业中间产品贸易的20%左右来自中国，世界多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业链有较大的依赖，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比例较高。在这些产业链下游国家中，有的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占比接近40％，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越南、韩国、日本、泰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南非、菲律宾、新西兰、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金额较大的产业包括电子类、化工类、机械设备类等。

　　再次，中国产业链的优势既体现在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等方面，也体现在产业配套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区域，产业政策和创新型企业引领的产业集群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产业升级，为相关产业和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一般而言，企业会选择那些产业化成功的地区进行高技术产业投资，因为这意味着更大的成功机会和更低的成本。

　　最后，相比一些国家，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展现的体制优势，让外资企业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链稳定的较好前景。疫情期间，受益于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和体制优势，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液晶产业的多数大型工厂并没有关停。

　　综上，从纯粹的经济因素来衡量，除非放弃或大幅降低中国市场的巨额利益，依赖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跨国公司，短期内大幅迁出中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依赖中国产业链进行生产和研发的跨国公司，短期内迁出中国也需要相应的时间，寻找可能的替补国家和生产研发团队等；既不依赖中国市场也不依赖中国生产和研发的外资企业，最可能迁移，但这样的外资企业占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