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台经济：范畴、特性与类型

　　(一)新业态或新组织形式的相关概念辨析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起源于21世纪初新兴的互联网开源项目和社区自发的互助拼车行为，最初主要指基于闲置资源共享利用、协同生产和社区互助的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经济”(share economy)最初是指“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为解决国内滞胀问题，提出的将工资与企业利润关联的理论”，用它来描述当前的组织形式纯属误用。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系指数量众多的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人”，通过互联网企业的中介自主地提供计件工作的经济形式。“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概念由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丹·希勒提出，用以概括20世纪末展示的新形势，指电脑网络空间“在拓展市场有效范围的同时……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

　　可以看出，以上几种概括都仅聚焦于新经济组织形式的某一方面特征，并非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全面认识这种组织形式的特征。它们都仅着眼于数字技术发展条件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数字化和集中化趋势在交换关系、劳资关系、技术形式等方面的某些映像，存在“盲人摸象”般的不足。

　　(二)平台经济及其特性

　　平台组织在经济的循环和周转过程中，与经济中其他主体所形成的各种经济联系的总体，就是平台经济。平台经济以敏感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可以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的信息，促进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

　　数字平台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数字技术体系使得不同地域和部门中具有相似逻辑的经济活动，都集成到同一数字平台上进行。

　　此外，数字技术体系通过记录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而产生的数据，可以被一般性地用于生产过程的改良，通过技术革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被一般性地用于社会需要的研究与开发，以改善产品和服务，更能适应社会需要。

　　(三)平台组织和平台经济的类型

　　我们认为，平台组织是通过集成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参与总体经济运行的，应当根据它们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的角色与功能进行分类。平台经济运行的核心是平台组织本身，平台经济也可以根据其核心平台组织的类型进行分类。

　　第一类平台组织促进商品和劳务的流通，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线上交易中介服务，向卖方收取服务费或从交易金额中抽成。

　　第二类平台组织便利信息传递和社会交往，提供免费的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服务，通过出售广告位获取收入。

　　第三类平台组织为整个平台经济的运行，提供数字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向使用者出租互联网硬件和软件，收取租金费用。这类平台在技术上可分为“将基础设施作为服务”和“将平台作为服务”两类。

　　作为拥有、运营和维护数字平台的经济实体单元，平台组织无论类型如何，都借助对关键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垄断，引导甚至决定产品及信息生产与交换的走向。

　　二、平台经济中的组织间关系：动态的不完全竞争

　　(一)平台组织与非平台组织之间的竞争：支配—依赖关系

　　平台组织通常并不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它主要依赖非平台组织来完成价值增殖的循环。但是，平台组织控制了生产与交换所必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这种依赖关系又以平台对非平台的支配为主要特征。

　　就同行业内的竞争而言，这种支配性表现为平台组织在许多领域挤出了非平台组织。就上下游的竞争而言，平台组织虽然依赖于非平台组织完成价值增殖的循环，但因为垄断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因而控制着非平台组织。

　　(二)大小平台间的竞争：动态的嵌套型层级结构

　　平台组织间竞争关系的最显著特征，是大平台对于小平台的相对控制。全球大大小小的平台企业组织，在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上互为上下游，在股权投资关系上互为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形成了控制与依赖紧密维系的“嵌套型层级结构”。

　　大平台对小平台的相对控制，也是现代产业—金融体系运行逻辑的结果。开拓新领域的小平台，在创立初期通常缺乏平台扩张的资本金。而大型平台的垄断地位使其拥有充盈的流动资金，可以对小平台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并购。这就造成了初创小平台多被少数大型平台收购，或被纳入由后者大比例参股的嵌套型层级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和垄断成为必然趋势。但是，这种集中和垄断实际上并没有排斥垄断平台的更替，甚至依赖于平台更替来维持整个平台经济的积累体系。

　　(三)大型平台间的垄断竞争：基于平台系统的创新竞争

　　通过一系列相互兼容、补充和依赖的数字平台，大型平台可以构建一个平台系统。平台系统急剧增加了用户在不同大型平台的产品间切换的转移成本，利于大型平台垄断地位的维护，因此成为大型平台相互进行垄断竞争的基础。大型平台垄断竞争的赢家，必须不断技术创新，才能对未来生产与交换施加影响。

　　构建数字平台并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进行推广的过程，是众多平台组织相互竞争，直至建立少数几家大公司寡头垄断地位的过程。同时，开创新领域的小平台不断涌现和成长，大型平台间的组织竞争日益尖锐，形成的动态嵌套型平台层级结构，与少数几家不断发展和对抗的巨型平台系统一起，形成了平台经济下组织间的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

　　三、平台经济的劳资间关系：就业不稳定化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形塑

　　(一)知识劳动的不稳定化：“众包”革命与技能退化

　　随着数字平台兴起并趋于集中化，知识劳动者正经历工匠劳动者曾经历的退化和贬值，逐步陷入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化的境地。通过平台进行的数据标准化采集和处理，减化和降低了大多数从事统计和管理工作的劳动者技能及其需求;基于数字互联网逻辑对知识劳动进行的科学分解和重组，使得大型平台企业可以便捷地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离岸外包等方式，降低雇佣知识劳动者的成本。在知识劳动领域，平台企业引领的“众包”革命，使资本持续获得高技能知识劳动者的无酬努力。

　　过去30年间，软件开发行业劳动者最初的确具有一定技能上的垄断权力，但随着信息技术扩散导致的劳动退化和平台企业引领的“众包”革命，面对不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们处于转向实际隶属于资本的过程中。

　　(二)传统劳动的不稳定化：外包普遍化和工人的频繁流动

　　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使传统劳动的外包更为普遍和深化。一方面，作为外包或承包商的供应链下游企业，面临着平台企业垄断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和数据潜在生产力的压力，只能接受极低的利润率，压低工资支付。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造成的去技能化，在世界范围造就规模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为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提供了更大的博弈空间。这种变化导致“通过新的信息化技术、生产的自动化控制和自主性工作集体来增强工作紧致度”的新福特主义发展，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外包企业工人频繁流动的不稳定就业。

　　(三)按需劳动的不稳定化：平台包买商和零工经济

　　数字平台提供的广泛且即时的信息采集、传输与匹配，使得按照需求组织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资本复活了包买商及计件工资制度，把退出生产过程的生活资料重新作为自备的固定资本，以及把退出生产过程的劳动者空闲时间，都吸入了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其具体经济表现形式是按需(on-demand)劳动的不稳定“众包”，所谓的零工经济与共享经济。

　　零工经济平台的典型代表是群体流动者(crowdflower)、巧手匠等，以及提供服务“众包”的平台企业。消费者在零工经济平台线上下单，在平台上注册的劳动者根据自身技能在平台上接单，并在给定时间内完成相应工作。

　　通过数字平台，经营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平台企业，实现了按需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既节约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和折旧，又避免了长期契约的劳动保障支出，将风险和成本全部转嫁给了劳动者。随着平台垄断优势的建立，劳动者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选择，日益陷入就业不稳定化的困境之中。

　　(四)数字“产消者”与劳动再生产过程的形塑

　　在平台经济中，大型平台垄断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消费、社会交往等所必需的数字基础设施。用户使用这些平台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提供了平台上绝大部分的数据和内容。作为消费者，用户同时又是平台数据和内容的生产者。数字“产消者”的活动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第一类数字“产消者”活动，生产可供研究个人需要以便推销广告的数据。第二类数字“产消者”活动，生产可为平台吸引更多用户的数字内容。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成为社会信息传播和个人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通过“产消者”的数字活动，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进行引导和塑造，变得越来越容易。平台通过垄断用户的数据以及信息传播与获取的渠道，为资本提供基于“产消者”活动、更深入且不易察觉的渠道，形塑劳动力的再生产。

　　四、平台经济的解放潜能与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

　　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算法革命与物联网等新技术，人类第一次可能控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部分活动的实时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社会再生产运行的能力。这种再生产组织形式的潜能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新发展，呼唤对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全部社会关系基于数字化逻辑的变革。

　　第一，平台经济各种类型信息的收集、储存、传输以及标准化利用，使信息传播可以迅速突破时空界限，各个分立的生产生活领域和相应的经济部门，根据活动逻辑的抽象相似性，被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到一起。

　　第二，平台经济在数字技术体系基础上，推动了全球化发展。它通过改造劳动过程，将传统劳动的控制与效率建立在外包工人的频繁流动中，使工人在不同行业就业的流转及培训中，劳动能力得以被动地向全面性发展。

　　第三，平台经济使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将更多的社会经济活动纳入社会化大生产，急速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本矛盾的制约，平台经济社会形式仍然是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的组织，资本积累的矛盾仍然是推动这种新社会形式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

　　首先，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台经济具有的内在垄断倾向。这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平台可以借助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相关的关键性信息，对大量产业资本实施直接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支付平台的出现对传统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资本提出了直接挑战。

　　其次，垄断性平台的兴起将大量非垄断性过剩资本挤出市场，以致推向毁灭，使资本积累的平衡发展因而得以短暂修复，但同时导致中小资本和新增资本的普遍过剩，无数风险投资丧失了价值，从而以更大的规模加剧了资本积累过剩的矛盾。

　　最后，矛盾表现为平台经济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在平台经济下，工作性质被重塑，导致劳动者就业日益不稳定。平台经济赋予垄断组织资本积累的高度灵活性，吸纳遍布全球的产业后备军，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大大加深了。

　　总之，基于数字技术体系发展的平台经济社会形式，导致资本积累过程扩展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进而使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

　　结语

　　本文从马克思的总体性逻辑和资本积累规律出发，基于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和应用，从相互联系的角度探讨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平台组织，及其主导下竞争过程和劳资关系的新形式。分析表明，平台经济预示了数字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方向，这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矛盾的加深，以及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的恶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制度合理性以及全球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平台经济正在按照数字逻辑从根本上塑造着全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必然对我国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发挥深远影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驱动力和重要支撑。在大力发展平台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对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平台经济进行“积极扬弃”， 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是走中国特色信息化发展道路的根本保障。

　　（作者单位：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吴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王生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