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从当代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中选择创业及创业者的视角展开分析。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制度结构的变迁将导致社会结构，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更替或循环，新的精英阶层将成为市场转型的“赢家”和未来转型的主要推动力。然而该理论引发了许多争议，经验研究结果也不支持市场转型理论的预测，“精英再生产”似乎更符合现实。已有研究还有许多讨论空间。

　　本文将创业的组织过程引入新兴市场的精英流动研究中，进而探究创业者的社会出身与其创业结果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过程。大企业的形成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创业时的企业初始规模，二是创业以后的企业成长。在这两个过程中，创业者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分析创业者的社会出身在上述两个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探讨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其变迁。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回顾

　　围绕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者将创业者看作新兴市场精英，探讨他们与原再分配精英的关系，目前存在三种理论观点：第一种是“精英循环论”，强调原再分配精英已经习惯于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的权力秩序，难以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故而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占有优势。第二种是“精英再生产论”，认为原再分配精英不仅掌握更多人力资本，同时能通过体制内的关系网络获得更多市场信息与稀缺资源，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新兴市场精英。第三种则是“精英分化论”，它注意到精英内部的异质性，认为只有部分再分配精英顺利实现了“精英再生产”。对中国的研究大多支持“精英再生产论”。

　　要详细考察市场精英的流动过程，需引入组织研究视角。大企业的形成包括创业初始的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两个过程。相比之下，关于企业成长的研究更为丰富，现有的组织研究大概存在三种观点：“内部资源成长”“网络化成长”与“合法化成长”。

　　上述三种理论实际上都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企业成长的基础在于资源的汇聚与整合，三者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如何获取资源。围绕这三种企业成长理论，已经产生了大量经验研究，但这些经验研究很少把创业者的社会出身与企业成长联系起来，也很少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讨论三种企业成长路径的变化。

　　综上，精英流动研究关心创业者的社会来源与其创业结果的关系，组织研究则关心企业发展的过程。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企业创立还是企业成长，基础都在于资源的汇聚与整合。

　　三、研究假设：经济改革与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变迁

　　(一)创业者的分化与企业规模

　　参照以往研究，根据创业者的工作经历将其分为三类。

　　1.草根型创业者：主要包括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出身的创业者，他们自身所携带的资源相对较少。

　　2.市场型创业者：主要包括三部分成员。一是创业前在非国有单位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二是个体户；三是创业前在国有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和供销工作的人。

　　3.内源型创业者：创业前一般是机关干部或国有企业管理者。

　　相对于草根型创业者，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可以看作精英型创业者。与草根型创业者相比，精英型创业者在创业前就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具有更丰富的外部关系网。与此同时，精英型创业者通常也来自于精英家庭，能从家庭网络中获取更多资源。因此，可以得到假设1.1：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更大。

　　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往往具有更强的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和丰富的社会关系网。他们更了解国家对民营企业的要求，并按照这种要求来经营企业。

　　综上，由于精英型创业者的管理能力、社会关系网、企业合法性都要强于草根型创业者，在经营企业过程中，能够获取、整合更多资源，他们的企业成长必然也会快于后者。由此得到假设1.2：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速度更快。

　　基于假设1.1与假设1.2，可以得到假设1.3：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的当前企业规模更大。

　　(二)宏观经济环境与大企业主社会来源的变迁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所有的创业活动都是高风险行为，在一个新兴行业中尤其如此。对于一个新兴行业，面临着两种合法性的不足，一是认知合法性不足。二是政策合法性不足。随着行业的发展与成熟，其合法性不断得到巩固，创业与企业成长对于创业者的要求变得更低了。

　　然而，组织生态学理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它认为，组织的成立与生存，受到其种群规模与密度的强烈影响。随着一个行业的发展日趋成熟，此时的创业活动将面临更大的失败风险，除非那些创业者本身具有大量财富与资源，否则新创企业难以成长。

　　在中国，首先，就初始企业规模而言，即使民营经济合法性有所提高，家庭网络与非正式金融依然是创业者获取创业资金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得到假设2.1：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优势有所扩大。

　　其次，社会资本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强化，这就意味着精英型创业者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具有更大优势，企业成长得更快。

　　总的来说，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合法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加强了“内部资源成长”路径与“网络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因此，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优势在不同改革时期可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由此得到：

　　假设2.2：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合法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下降；“内部资源成长”路径和“网络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上升。

　　假设2.3：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优势保持相对稳定。

　　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优势保持稳定，其当前企业规模的优势也将随之扩大，故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总体上将遵循资源竞争逻辑而趋于精英化，从精英流动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向市场精英的流动趋于固化。由此得到假设2.4：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创业者的当前企业规模优势将扩大。

　　(三)精英型创业者的分化

　　精英型创业者分为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二者的关系网性质不一样，内源型创业者关系网更可能局限于体制内。市场型创业者在创业前能够建立更多的市场网络。

　　第二，相比于市场型创业者，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组织结构与行为通常具有更高合法性。

　　由此，可以得到假设3：在改革初期，相对于市场型创业者，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模更大；这种优势在改革深入期趋于下降。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的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本研究的样本相对于其他民营企业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该调查始于1993年，至今已经进行12次。考虑到第一次(1993年)调查和最近一次(2016年)调查都缺乏部分变量，本文选择1995年和2014年两次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同时，对2014年的调查样本，本文仅选择1995年以后开业的企业作为分析样本。在确定分析样本并删除各变量的缺失值后，两次调查最后进入模型的样本数分别为2364和2731。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

　　因变量包括三个内容：创业时的初始企业规模、当前企业规模以及企业规模的年均增长率。企业规模综合体现了一个企业发展的程度，能够较好反映创业者的成功与否。本文选择企业净资产作为企业规模的指标。由于企业净资产与净资产年均增长率并非正态分布，按照惯例，企业净资产取对数进入模型，净资产年均增长率转化为百分比后取对数进入模型。

　　2.自变量

　　(1)创业者类型

　　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是创业者的社会来源，将创业者分为三类：草根型创业者、市场型创业者和内源型创业者。

　　(2)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变量

　　“内部资源成长理论”强调创业者整合内部资源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本文使用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该能力的测量指标。

　　“网络化成长理论”强调创业者的关系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这里使用创业者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作为其关系网指标。

　　“合法化成长理论”认为企业的某些组织特征将会提高企业的合法性，从而吸引更多外部社会资源，尽管这些特征并不一定会提高经营绩效。这里主要从企业组织特征是否符合国家要求来衡量其合法性。本文选择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合法性，一是该企业是否为改制企业；二是企业是否设立了党组织。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创业者个人特征和企业特征。就创业者个人特征而言，本文对创业者的性别与年龄予以控制。对于企业特征，控制企业生存时间、企业所在行业及企业所在地域。企业所在行业用两个指标来测量：一是企业经营的主要行业；二是企业经营的多元化。

　　五、结果分析

　　(一)创业者的社会来源与企业初始规模

　　无论是改革初期，还是改革深入期，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二者的初始企业规模显著大于草根型创业者，其中内源型创业者的规模优势更为突出。比较1995年与2014年的数据结果，虽然市场型创业者的系数有所增加，但不显著；而内源型创业者的系数则显著增加，说明他们的初始企业规模优势有明显扩大。

　　就控制变量而言，男性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往往高于女性创业者；创业年龄在改革深入期对初始企业规模有显著积极影响；相比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企业的初始规模显著更小，但第二产业的初始规模在改革初期更小，改革深入期更大；参与多个行业的初始企业规模往往更大。从地区看，改革初期的东部地区企业初始规模更大，但在改革深入期，这种差异不再明显。

　　(二)创业者的社会来源与企业成长

　　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速度更快。就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而言，无论在哪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创业者的企业成长要明显快于初中及以下创业者企业。创业者政治身份对于企业成长有显著积极影响，具有政治身份的企业成长速度更快。就合法化成长路径而言，在不同时期，不同合法性指标的作用不一样，在改革初期，改制企业的成长速度明显更快，而党组织作用不明显，但到了改革深入期，改制企业的优势不再存在，而党组织作用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说明在改革过程中，精英型创业者保持了企业成长优势，三条成长路径的相对重要性保持相对稳定，合法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并未下降，假设2.2未得到支持。

　　创业前的政治身份对于企业成长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要比目前的政治身份作用更强。

　　(三)创业者社会来源与企业规模

　　就不同来源创业者在当前企业规模上的差异方面，在这两次调查中，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模显著大于草根型创业者。且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模优势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扩大。

　　加入了初始企业规模，可以看到，初始企业规模对于当前企业规模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变得更强，说明企业未来发展越来越受企业初始特征的影响。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模优势之所以在改革过程中有所扩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初始企业规模优势有了明显扩大，企业成长速度优势并未显著增加。

　　一些控制变量对当前企业规模也具有重要影响。控制企业初始规模后，企业生存时间越长，企业规模就越大。企业行业与企业规模也有密切关系，相比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规模更小。而企业多元化经营与企业规模有着正向关系，但内部因果难以明确，也有可能是企业规模变大以后才开始多元化经营。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也与企业规模明显相关，东部地区企业的平均规模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结论与讨论

　　随着市场中的资源日益丰富，民营企业的资源来源日益扩大，但市场运行具有自身逻辑，且会产生诸多市场失灵现象，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市场竞争将会自然促进垄断与马太效应的形成，那些出身草根的创业者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小，很容易成为市场竞争的淘汰者。这时，国家与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平衡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力，帮助这些弱小者，激发多元化的活力和创新力。在中国，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对于企业发展非常重要，但政府资源的分配却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如果政府把更多资源分配给那些需求更强、效率更高的企业，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创新潜力还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续研究推进。首先，本文认为创业者的关系网决定了初始企业规模，但由于缺少创业者创业前的关系网数据，我们没有直接检验这一假设。其次，在讨论企业成长路径时，本文使用的指标都是与国家相关，创业者的关系网用政治身份测量，企业合法性某种意义上也指满足国家要求的合法性，之所以未涉及市场关系，以及满足市场或社会要求的合法性，主要原因也是缺乏相关数据。期待未来更好的数据能弥补上述研究不足。

　　（作者单位：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