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大学校长是连接大学内、外部治理的节点。政府能否善治大学要看校长管理制度是否科学、完善，大学内部能否实现善治要看校长如何负责。

　　就促进大学校长管理的专业化水平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教授宣勇。宣勇还担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的首席专家。

　　记者：提高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水平需要大学校长、政府两个主体的共同作用，两个主体各自应该怎样促进其专业化？

　　宣勇：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课题组，通过对211工程大学书记和校长的问卷调查、网络信息跟踪分析和深度访谈，对美国教育委员会（ACE）发布的《美国大学校长（2012）》研究报告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国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

　　提高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水平需要两个主体的共同作用。第一个主体就是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对大学的管理必须专业化，“专心的事业、专长的从业、专门的职业”是其专业化三个“专”的维度。第二个主体是政府，要求政府对大学校长的管理也要专业化，必须提供一种职业化的制度安排，让大学校长有“负责的动力、负责的权力、负责的能力”三个“力”的维度。

　　调查显示，现任大学校长中有87%继续从事原学术研究工作，从事原学术研究工作所占精力占1/4以上的有51.3%， 91.6%的大学校长拥有学术兼职，平均学术兼职6.05项。只有12.5%的人表示愿意放弃原学术工作，担任职业化的校长。调查数据表明， 63%的大学校长理工科出身，管理学背景的校长占10.9%，教育学背景的校长仅占4.3%。与美国比较，美国大学校长中，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背景的达37%，理工科背景占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