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环境还是健康，都从未在文学作品中缺席。通过梳理文学作品，可以寻找到不同文明体系下人们对环境以及健康的关注。生态批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倡导者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将它定义为“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认为“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相互关联，前者可以影响后者或者被后者影响”。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唐丽园（Karen L. Thornber）是该领域的一位新锐学者。掌握十门语言技能的唐丽园，行走于跨学科的前沿，探索不同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诠释；同时作为哈佛大学新任亚洲中心主任，她还向记者介绍了该中心启动的多个亚洲研究项目，其意义重大，充满活力和人文关怀。

    环境不仅是科学议题更是文化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2012年出版的《生态含混》，荣获了好几个图书奖。如何理解“生态含混”？

　　唐丽园：我常常为环境保护的话语和实际行动之间的断裂感到困惑，比如人们常常宣传说我们需要回收，我们需要绿色等，但是往往话语是一个方面，而实际行动是另一个方面——即使是那些宣扬绿色生态的，在日常生活中愿意为创造更加绿色的生活作出牺牲的人们。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开始我的研究，看看究竟能够探索多远。

　　当我开始进行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时，选择从亚洲文学入手，这对我而言可能是最得心应手的，因为我已经从事近10年亚洲文学的研究。我发现这样的“含混”（ambiguities）存在于任何地方。从古典文学开始，包括中国诗歌、日本诗歌及艺术中对巍峨山脉的歌颂等；当早些时候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东亚居民在破坏他们的环境时，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遭遇“断裂”了，因为理想主义、佛教思想、儒家思想以及道家宣扬的话语是一回事，而现实中实际发生的是另一回事。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以及考察目标，我完成了《生态含混》这本书。

　　此外，我对“原生态”（indigeneity）的研究也予以很多关注，即考察原生的居民、原生的民族与环境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体现在论文或者编撰书卷的章节中，当然我也发表了大量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不同主题的论文。总之，我对生态环境的兴趣和关注已有很长时间。这个领域目前已有了很多成果，但是这些出版物主要还是英语占主导，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科发展态势来看，您如何评价生态批评近年的趋势？

　　唐丽园：我认为生态批评研究发展态势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工程、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人文社科关于环境变化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不同领域的学者、同行越来越关注这个议题，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为解决或者至少缓解问题提出他们的方案。当然，也依然存在一些障碍，其中的一个可能就是有些人存在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解决问题，但这是不正确的。环境问题不仅是个科学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议题，因为通过考察文化，有助于了解人们为什么作出某种选择、为什么支持他们的领导人、为什么支持某项政策、为什么遵循此规则而不是彼规则、他们如何决策、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以及未来等等问题。如果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结合在一起研究这些问题，或许能得出更好的答案，当然这对人文社科学者来说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