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0次会议于秘鲁当地时间12月1日在该国首都利马开幕。与会的190个国家代表将展开两周谈判，为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多边协议做准备。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有望签署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并于2020 年生效实施。此次利马会议将关系到巴黎大会能否取得预期的成效。在今后的一年时间内，各国将展开马拉松式的谈判。(《12月3日环球日报》)

　　此次会议看起来有着比哥本哈根时更好的政治机遇，但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承认，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可以说远远大于2009年时的哥本哈根大会。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新形势

　　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挫折对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及其领导人造成的一定的政治压力，比如奥巴马肯定希望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上留下对自己和民主党的积极遗产；联合国IPCC的第五份报告的主要结论，再次表明了人类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人为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继续持续下去可能带来的巨大生态风险；世界各国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近年来各自综合性考量的结果是一种有利于更加积极的后京都协定的立场，比如中国国内对生态环境难题应对的日益增加的公众关切和更加积极的政府回应，而后者应该是两国最近半年来明确表示支持2015年底前达成一个一揽子《巴黎协定》的主要原因。正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有理由对于2015年巴黎大会达成一个针对2020年以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协定（类似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持一种相对乐观的立场。因为，至少从目前来看，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都难以承受像哥本哈根那样挫折的政治责任。

　　但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于一个新协定的框架性结构及其要素也仍未达成充分的政治共识，现在能够确认的只是像2摄氏度的全球变暖控制目标、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以及能力原则、自愿性减排目标与路线图但接受信息公开与监督的原则、发达国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和能力脆弱国家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或制度安排规则，更多是基于对《京都议定书》的延续继承，同时也体现了近年来坎昆大会、德班大会、多哈大会和华沙大会的谈判成果。但对于每一个原则的具体阐释及其制度化意蕴，比如2摄氏度的控制目标的现实可能性和2020年后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具体划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都有着明显的分歧。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能够在上述歧义性认知的基础上达成一个被各方接受、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