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网２１日发表研究中东政治问题的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生张楚楚撰写的题为《西方媒体的多重标准》的文章。文章说，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跨年夜，上千名醉汉有组织地前往德国科隆市火车站附近，侮辱女性，意在劫财劫色；同时汉堡、斯图加特等地也出现小规模性骚扰事件，引起一片惊悸。但更令人错愕的是，此次德国媒体竟然对此事“集体噤声”。事发多日后，直到“科隆案”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惹来众怒，才见诸报端。

　　在一向高度关注妇女权益保护的德国，媒体为何会集体对蓄意策划的性侵事件三缄其口，意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此案的主角为敏感人群——“具有阿拉伯人长相的青年男子”。

　　乍看之下，西方主流媒体包庇少数族裔犯罪，似乎有些匪夷所思。这一切还要从西方新闻媒体与族裔关系说起。

　　西方报刊萌发于“新航路开辟”时代。15世纪中期德国人开始以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刷、发行报纸后，哥伦布航海等欧洲人对“欧洲之外世界”的探索，一度成为报刊的重点报道内容。随后，随着殖民时代的来临，欧洲裔与其他族裔不平等交往中产生强烈的“自我优越感”，欧洲及其殖民地报刊上也就越发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

　　20世纪下半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西方国家内部种族平等运动的开展，关于媒体道德的讨论日益增多，平面媒体、电视媒体，乃至后来出现的网络媒体中的“显性歧视”日益减少，但由于后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内部本土人与外来移民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排外情绪广泛存在，迎合主流社会心理的大众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不乏“隐性歧视”色彩。

　　具体说来，这种歧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将移民、族裔问题作为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1974年，保尔－哈特曼与另两位学者在《种族主义与大众传媒》一书中，曾对当时英国的新闻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中18.8%的内容是移民话题，为新闻媒体的最热点话题；仅次于它的是“族裔关系”问题，占据报道量的18.6%；再者是犯罪话题，占据9.0%；而“最不重要话题”乃是住房、教育、医疗，所占比重竟不到3.4%。

　　其次，采用某些常用词给少数族裔做“一般化概括”。荷兰话语语言学家特恩·冯·迪基克曾对1985年至1986年荷兰媒体上的1700多条标题做出归类发现，大多数关于“少数族裔”的新闻标题，总会同时出现“驱逐”“逮捕”“约束”“抗议”“问题”“非法”等特定词汇。

　　再者，采用双重标准，淡化白人犯罪。去年3月，有两起抢劫事件在爱荷华大学校园里发生，其作案嫌犯分别是一个白人团伙和一个黑人团伙。对于这两个几乎一样的事件，Thegazette.com新闻网站竟作出“区别对待”，在报道白人抢劫案时采用“３名艾奥瓦大学摔跤手被捕”，为黑色粗体标题，只在副标题中提及“抢劫指控未决”；而报道黑人抢劫案的大标题却是“科尔维尔抢劫调查，４人被捕”。不仅如此，该网站与其它几家媒体在报道黑人抢劫案时，上传的照片为警方拍摄的“嫌犯照”，相片上４人灰头土脸，十分狼狈。但在报道白人抢劫案时采用的照片是在摔跤队中的照片，３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上去更像是“不良少年”。

　　最后，列举少数族裔的人数与增速，并表达对这种趋势的担忧。我们在不少西方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程式化”句型：“当前，阿拉伯移民已经占到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几，面对与日俱增的移民，我们面临的挑战是……”

　　久而久之，在此种独特的报道方式影响下，人们逐渐形成如下印象：“少数族裔更加具有暴力倾向，而且欧美少数族裔的人口在不断膨胀，给主流民族带来威胁”。其后果是西方社会“少数族裔恐慌症”，特别是“伊斯兰恐慌症”与“黑人恐惧症”的加剧。有数据显示，奥地利最受欢迎刊物——《皇冠报》和《每日汇总》的读者中，有将近一半惧怕其他族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