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在方法论上长期困扰研究者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心论”取向，它贯穿于整个美国汉学发展历程。我们在研究美国汉学时，通常会将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笼统归结为“西方中心论”。但仔细加以考察，其实美国汉学界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当前，我们既要批判其“西方中心论”，也要认识到其去“西方中心论”的转向。

　　在美国汉学界，费正清建立了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冲击─回应”模式，费正清的近现代中国研究始终体现了这一模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在美国汉学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范式”。“冲击─回应”模式假设西方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冲击─回应”模式不仅被应用于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被应用于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比如，保罗·H·克莱德与伯顿·F·比尔斯在其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一书中提出：“过去150年，东亚一直是一场革命的舞台……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亚。”

　　但就在“冲击─回应”模式盛行的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一模式也遭到美国学界中青年一代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随着传统的汉学研究向地区研究的转变，必须对引导地区研究的理论作出理性批判，因为它们充斥着狭隘的种族偏见。所谓“冲击—回应”的对象，成了“被奴役的对象”，“这样，也就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美国人是他们的救世主”。因此，消除种族偏见，建立非殖民化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美国学者提出，最为理想的途径就是以相互借鉴为先决条件，美国可以从与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流中学习到很多解决人类基本问题的有益经验，美国人完全可以从中国研究中得到激励。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柯文推出其著名的批判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系统地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