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我们对中国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惯常思维，我们应该试着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它。纵观古今，悉数中外，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够看到远离定式话语的重要性。作为行进在探究文学路上的我们，更要懂得如何从外围视角的解读中，重新获得对事物有生命力、深入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中国文化 外围视角 个人 群体 国民性

　　开篇：破除思维定势，找寻陌生人眼光的必要性

　　最近，我在关注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想探究里面究竟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内在的品质，我们是怎么样地来界定这种品质，同时，外面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学和文化。这些人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或者用学者的方式，或者用普通老百姓的方式进行研究。他们的言语，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很多表述和认识已经说了很久了。那么，一直在说的话，背后是不是经得起推敲，是不是有一些表述我们也需要作出一些相应的变动，这是值得我们去重新探讨的。

　　因为我这几天是在中央党校一个文化班里学习，班级里面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上的文化厅厅长、文联主席等职务，他们一直在讲文化产业等相关问题。我们国家这几年也都在说文化产业。当我们说到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是想当然的，因为我们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其实不然。对于外国的情况我还是知道一些，比如美国大片，有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制作的。因为我们一旦说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经济的行为。我们应经说了二十几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最终实际上还是把经济作为主导，所以说文化产业这种说法实际上恰恰印证了我们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背后又说明了什么问题。这种问题，我们大家提出来的很少。我们的文学传统或文化传统里面，我们以为有一些很好的表述，以为这些表述，不用更正。随即，我们就直接认同了。在我们研究或者写文章，就有很多的套话。使用这些套话好像我们在褒奖某一个人，但实际上，这个品质值得表扬吗？今天，我希望大家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从陌生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文化传统。

　　一、回溯中国知识分子对认识中国文化的求索

　　从20世纪以来，有一些非常值得敬重的人士，他们指出了我们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相比有什么特点。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像陈独秀他们推崇西方文化，认为两者完全对立，希望用欧洲的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这个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诠释。但是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代表性的像梁漱溟先生，他比较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其用心可嘉。包括后来季羡林先生也是一样，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觉得过分的否定了中国文化，会走向民族虚无主义的道路，确实是这样。所以他们重新界说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他们在维护中国文化的时候，在很多立论上，在很多方面与陈独秀那些人相近。他们会说西方文化以个人为主。

　　我们现在说到新文化运动史，如陈独秀他们，就主张个性张扬，个体经验，认为这种精神都是美得不得了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个性张扬，个体经验究竟是什么。如果说这种经验要是有的，我想说《红楼梦》的时候是有的，《诗经》也是有的，一直就是有的，并不是五四以后才有的。只是五四以后出现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开始流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个性张扬，个体体验，一直沿用到今，一直原来的样子。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个体，是把他说成是很美好的东西，就好像新文化运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他们说，像易卜生的戏，怎么反对封建主义，走向新生活，都是以个性解放为号召。梁漱溟他们不认为这样，他们更多的认为中国文化实际上是讲阶级的，他们用来肯定一个集体，认为个人只有在集体里面才有意义。

　　从这里可以联想到，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比如原来的家属结构、村落结构、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所起到的作用，他们的生活又在很大程度上又反映了儒家社会的更高理想、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梁漱溟他们几个也是这样，他们想到，可能西方是重个体，但是我们是重群体的，而且重群体的这种痕迹很多。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一般做比较文学的人和政治思想学界的人也会说，西方重个体，中国重群体，重社会。但是，实际上外面的人看起来跟我们不太一样，有一些学界的前辈他们做的都非常优秀，像哈佛的杜维明，他要在美国来弘扬儒教文化，我们比较看重的是我们经典上的文字如何说，就认为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一个社会学家跟老百姓的很多行为习惯，或者说文字与习惯，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就要看看，外面的人怎么看。我想到苏联文论家巴赫金，我们都知道，他有提出狂欢理论，他还有一个词叫polyphonic，多声部，然后他还有个关键词叫“外围视角”，就是你处在外面来看一个东西。最近几十年，在整个西方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跟我们课程的主体相关，就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流亡者，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像《东方主义》的作者齐亚乌丁·萨达尔，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exile（流亡者），流亡者从一个地方出来，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再到一个地方。他不属于一个固定的地方，很多方面他有一个优势。优势是什么萨达尔本人没说，但是，巴赫金说到的了，那就是外围视角。他不固定的地方，就是几种文化结合起来的产品。他总是能以外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东西。所以，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后现代批评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很大，很重要一个分支就是，你流亡者的身份能给你带来的优势。

　　作为中国学者，使用外围视角是不够的，要分析原因，我暂时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长久的生活在一个地方，浸润一个同样的文学，读差不多的这种文学史的表述，确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事情天经地义必然是这样的。但是一旦你用外围视角，你就会觉得，不是这样的。我刚才举的例子，不管是陈独秀、梁漱溟，他们的观点不同，一个说中国个性张扬不够，另外一个梁漱溟说我们的社会是重群体的，西方的社会是重个体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学界是怎样的一种态度。

　　我今天拿的这本书的，是一个美国的女传教士写的，她很多年在山东生活。文学所一位退休的老同志——陈广林同志，他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叫《我日所思》。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但是讲得事情要更早。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传教士怎么说中国社会。书里面取得一些视角，我们从来没想到过，但仔细一想，好像还有一点道理。美国传教士是美国派过来，在美国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错，但是他们有传教的热情。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简·爱》，影片里简爱从罗切斯特离开后，到一个荒原上，碰到有一家人家，看到她昏倒在地，就把她收养起来，很好的照顾她。这个人家里，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叫圣约翰，他公开表示他想跟简爱结婚。圣约翰说，他老早以前，就跟上帝结婚了，他们的结婚很重要，能够帮助他服务上帝的事业，他准备到外面去传教。简爱相对来说不太一样，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她觉得不自然。但是圣约翰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很多的，简爱离开他后，他有可能就来传教了，到中国、印度等地方，开始做很多的工作。

　　最近几十年翻译了很多的著作，都是跟传教有关的。明末的时候有一个人，叫Matteo Ricci?，我们译为利玛窦，还有像司徒雷登，他家里也传教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都是这些传教士在起作用。在这些传教士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中国文化所不具备的力量。这个真的是看来很有感叹。我前几天，还在看美国学者写的传记，关于赛珍珠（Pearl Buck）， 她也是在中国生活多年，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美国一般的情况下，生活条件相比较中国要好很多。建议大家也去看一下，美国四五十年的电影，彩色画面，看起来舒服一些。他们讲的是19世纪下半叶或者20世纪初的生活水准，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美国人的一般人的生活水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那些美国传教士就放弃这样的生活程度，到中国来。那个传记里还讲到，当地人，怎么处理垃圾，怎么处理人类排泄物啊，怎么用处理人类的排泄物来表示对这家人家欢迎或是不欢迎。看到很多细节，非常有冲击力。

　　《我日所思》里的这个人也是，她叫安娜?普鲁伊特。那个时候的山东，像梁漱溟他们说，我们有宗族的观念，我们有村落的观念，我们重集体，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中国农村遇到灾难的，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看到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像陈独秀、梁漱溟他们都没有想到的，陈独秀他会想，中国没有个人，梁漱溟会想，个人？个人主义给西方吧。在中国，我们有群体，集体的概念。当时中国乡间，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有麻风病，很多人得病后，知道要传染其他人，就听之任之，自己勉强过日子，也许有一天在街上就死掉了。

　　书里说，有一天清晨，在门口看到一个得病的孩子，曾经在城里干过活得。得病后，老板把他赶出来，后来在一个庙里待了几天，和尚怕他死在庙里，又把他赶了出来。得病的年轻人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些专门“行好”（原文写的是汉语拼音）的外国人。当然，这个话要打很多折扣，因为外国人来传教，也需要为自己讲很多好话，比如我们要帮助你，要办育婴堂，要办学，这里面，背后也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们暂时不批评。我们来看她的观察如何。这个生病的年轻人，是从地上爬过来的，爬了一公里多，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小院子。书中写到，传教士让他躺在一个草垫子上，端来一碗稀饭，放在他身边，还给他拿了一些面饼和开胃的洋葱，对他进行一些比较业余的护理。同时这个美国传教士还找到男孩子的母亲——一个小脚太太，老太太走了十多里路，来认自己的儿子。然后教堂里的人，给他们叫了独轮车，要生病的年轻人坐到车上，把它们送回家。这个背后事情还很多，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书里说的不一定完全公平，但是我们要用欣赏这种外围视角的态度，来看他怎么说。“也许你会认为中国人心肠太硬，出现这种事，是因为他们文明里面个人主义太严重。”他说的个人主义太严重，实际上是对于周围的人或事得冷漠。

　　我们读一些美国文化或美国文学史上的东西，会看到，像埃莫森这样的人，他们会非常强调英文里面Individuality，中文的理解就是个人，个性，有特点。他们强调做事情，不应群，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挑战，同时这个individuality他是既有权利，又是有承担的。也就是说，在明知、确知自己的权利的同时，也有很多责任义务，并且要去践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多方面，一个人在很多群体里面，可能是很好的一员，在群体里是有个性的。但埃莫森为代表的人又担心，在19世纪的社会，劳动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原来一个人生活在世上，要做各种事情，但是分工一明确了以后，做的事情范围越来越狭窄。这种生活状态，埃莫森他们认为，是不利于人性的充分发展的，人性的充分发展是整个身体，两个手，有头有脚，现代的社会，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只是一个拇指，一个食指，一个鼻子……我们成了一个碎片化的人，完全没有充分发展的，远离头脑并用的人。埃莫森在这种意义上，强调人的个性，但是，这个女传教士看到一种情况，在中国，很多时候，有人遇到了危难，没有人去管理他，大家觉得我管自己的事情，这个不干我的事。这种情况，我觉得在外国人写中国的时候，表现的比较多。

　　前些年，有一部电影，我不确定这个电影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电影脚本是英国的作家Maugham（毛姆），写得有一本跟中国相关的小说，英文叫《Veil》，中文叫《面纱》。里面就有这样的场景，可能确实毛姆当时就是看到，到了中国一些小城市里面，看到有人就在街上死了，没人去管他们，或者病重，也没人去管他。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他们说中国人是不是心肠太硬了，他们说在中国的文明里面，是不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书中说“每个人觉得应该只顾自己，同情别人多少有些轻率。”就是应该不要轻易去同情别人，同情别人。像我刚才说，在一个庙里面，你同情他，到时候你是要负责任的。人家反过来说你什么话，这样就说社会之间，猜忌比较多。“那个男孩子，在他主人的家里，不仅会给主人带来厄运，死者的母亲还会控告主人对孩子的死负有责任。”这些话要我们觉得，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不完全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我如果的到广州去，在广州火车站，有一个很大的民警的友善提示，有八条或者几条的样子，叫你千万不要去理睬陌生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猜忌心比较重的社会，现在可能好一些了。所以，现在是大家只管自己的社会。

　　在中国，男孩子的病被看做是本世或者前世，所犯下的错的报应。只有跟他有关系的人，比如家里的直系亲属才会去照顾他。陌生人去帮助他，有为自己招来上天报复的危险。一个离开家乡的得病者，也并不会期望陌生人来帮助他。他病情越加重，越要赶紧回家，能够体面的死在自己的家里，这才是一个人的本分，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死去连累任何人。下面这句话，我认为是不太准确的，他们不像我们基督教文明对自己给别人带来怎样的麻烦并不怎么在意。他观察问题的视角，可能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让我们看一个很难下咽的东西，吐出来也不一定会我们的健康有利。吞咽下去也无妨，看看我们的消化机制能不能更多得吞咽这样东西。

　　我们说的以上的作品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也不是纯粹的史料。很多的回忆的东西都并不完全可靠。背后都有一个回忆的中介，总是在考虑想象的读者，看这个想象的读者他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有很多妥协或者说是representation，有好多的东西，我们怎么去represent。现在我们大家认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事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有人都达成共识的东西。我们任何的现实，最终离不开我们的采信（representation），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说，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我们都带着当代的既定的价值的、美学的、理论的来处理一些零零散散的事情。这里的representation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他提供了一些情况，可以有其他比照的。史料为我们更接近真相，提供了一种可能。

　　我不久前，曾经接待过以色列的小说家阿莫斯?奥茨，他是很优秀的作家，跟他有几次机会长谈。他是个以色列人，在很多方面，不是处处维护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尤其最近，我还从报纸上看到，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以后，在约旦河西岸不断的建立定居点。但按照原来协议的精神，这一地区应该归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但是以色列原则上不同意，美国也是。但是以色列不断在被占领的地方，建定居点（settle），定居点建了以后，就变成实际占有，最后，就永久占有。对以色列这种批评非常厉害。最近还发生了一件事，但是各地媒体报道不多。就是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由阿拉伯国家发起，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建立永久的拘留点。所有的国家，都是同意的。有一个世界的老大，投了反对票，于是，这个决议就不能通过。老大是谁，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事情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意义特别重大，事情出了以后，我们看到CNN他不报道，世界主要的媒体，也不报道。他们报道的是埃及、也门、巴林出现什么事情，尤其是最近利比亚出现什么事情。到最后，重大的新闻就消失了。所以像奥茨这样的人，对类似以色列建居留点的事情是非常反对的，而且明确发出自己的声音， 是很有责任感的行为。

　　奥茨的生平也很有趣，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到集体农庄（Kips）去生活，举目无亲。照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他相当于一个孤儿，被遗弃的孩子。但在农庄里的生活，没有叔叔伯伯的关怀，在所有人都不认识的情况下他仍然健康长大了。后来，农庄出钱，让他去读大学。他成长于小小的一个社会群体，在那样的文化里长大。中国文化经常强调集体精神，解放前，梁漱溟他们这样说；解放后，说得人更多了。我在想这样的孩子，成长中的不愉快事情，是跟我们集体主义相关，还是跟个人主义相关？我想更多的是跟负面的个人主义相关。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征婚广告，里面有一些男士或女士，他（她）们在介绍自己离异了以后，会说没有子女。这种说法跟他有一辆汽车或者房子是给他加分的。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孩子，拖带过去，就有拖油瓶就要受到虐待的。奥茨，父母都不健在了，他到了一个群体后，会怎么样？依然健康的成长起来了，所以从这种方面一看的话，我们确实觉得，东西方有很多不同。

　　由书里面观察到的再引申开去说，日本人曾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非常认真地观察社会。日本天生就有国家利益的观念，今年辛亥也要纪念百年，我在看纪念的过程中，看到原来的“革命先烈”，看那些材料比读到这些东西心里更难过，更咽不下去。比如说，1903年时候，孙中山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到越南（安南）河内去，当时河内是法国的殖民地，革命者想要跟法国在越南（安南）的总督交涉，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南方政府，独立于中国其他地方，想得到法国的支持。有些人觉得，当然应该这么做。这样做就说明我赢了，那就可以。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赢了，不要让他赢。我可以跟英国，也可以跟日本谈都可以。在记述历史的时候，在谈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行为背后，有一种变态的个人主义，把个人变成小集团，其他的整体的，国家的，民族的考虑的不多。我们把这一套叙事话语延续下来，有人写文章讲以孙为代表的革命派后来到英国去，说你们帮我，我以后给你好处，跟日本说你们帮助我、解决我的财政困难，我怎么回报你。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毫无愧色，想当然的。日本人，就不一样，日本当时深深卷入中国的事。大家如果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到日本从19末20世纪初，成立了一个协会——黑龙会，目的把日本势力扩展到黑龙江，要把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排挤出去。俄国人以哈尔滨为据点，在建造中东铁路，控制东三省的事务。黑龙会跟日本的关系，盘根错节，以个人名义活动，背后想着怎么样使中国的发展符合日本的利益。但是这一套思维模式，在中国是不大有的，革命者不大会想到这一点。所以同盟会成立，开会的地方，是黑龙会头目家里。我觉得，中国有一点是非常不幸，让人觉得揪心，那就是：当我们国家面临种种问题时，不要提出泛泛的批评，不要借重外国势力，来对中国施压。如果这样做，就使得批评完全变换了性质，这样做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做是非常恶劣的。这就是“挟洋自重”。看我们中国近代史的话，也是有来历的。我们可以重新来看，这样的人是不是有很强的国家民族意识。有一些先人，比如孙中山，在说中国人一盘散沙，缺乏国家观念的时候，很不幸地自己也是那个群体中的一员，不然的话，怎么会在1894年的时候，一方面孙中山要上书李鸿章，对这个国家提出积极的建议，然后又通过别人，像王韬、郑观应的关系，把上书交上去，而且还要请人润色，希望得到国家政府的重用。另一方面，就在同一年，在中国各个地方看，在想自己做点什么推翻这个国家。我想，如果李鸿章很快的回复他，说你的建议太好了，我请你来做事情，这样中国的历史肯定会非常不一样。这个小小的插曲，使我想到了《战国策》，大家去看一下，那时候，社会上有很多聪明人有很多计谋。今天到这个国家献计，希望被统治者采用，他就成了这个地方的高官。如果他的计策人家不用，他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献策说：最好的办法是打败那个国家依次延伸，兜售自己的计谋，获取个人利益。我们可以看到，《战国策》所有的序言还有跋，都会说战国那个时候道德是非常沦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士大夫本人都是把自己当做投资的工具，用一句俗话来说，叫“有奶便是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怎么会强大，怎么会不是一盘散沙？因为有无数的个人要打天下的英雄，大家都要做刘邦和项羽，背后就充斥着个人主义。

　　这种个人主义实际上跟埃莫森所说的个人的责任和承担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完全负面的，不幸的是，这种个人主义在中国还是很强的。

　　比如说在中国，有时候，我们能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我自己觉得长在红旗下，但实际上我的很多生活习惯，平时上课、玩得游戏，跟哥哥他们一模一样，虽然他们都生活在解放前。我们共同爱好，一放学，就开始赌博，所有的游戏都是赌具。不管是洋片啊、香烟纸啊，一切游戏都是赌。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各地的赌场去看看，黑压压的一片，兜售黑头发，黄种人。这种游戏的盛行，实际上反应了对个人利益尽最大可能博取的国民心态。我们自省这个方面是很少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日本有些书也是翻译过来的，那些书，现在看看，再出版也特别好，因为里面有一些说法让我们特别不能承受。比如说有一个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在20年代，说中国人有两点，：一是主我心，凡是以我为中心；一是自利心。他在说这个同时，还说到其他的一些话，让我们感受更深刻的。他以《水浒传》为例，认识到：看中国法制的话，都是个人为单位的。“水浒”里面的人物，比如九纹龙史进，都是个人在习武练枪，自己走天下，武艺高强，别人就不敢欺负他。他自己不能够用拳头来为自己说话的话，他就受欺负。中国的国家是很弱的，所以最终法律最后落实到个人怎么来造福自己？但在日本碰到任何事情都会去找警察，生活是安全的。这一点，特别的发人深省，让人警醒。

　　我们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在特别安全的地方，碰到陌生人，你不会对他怀疑的，你不会觉得很危险的。我曾经听出国的人说起，他们很惊讶外国的房东什么都不锁。有的社会，你进进出出，人家不把你当贼的。我们的社会就是一种瓜田李下的情景，所有人都是贼，所有人做事都是为了自己，别指望有什么公道，别指望他有什么假惺惺的东西。如果所有人都为了自己，这样的社会就非常可怕。一方面，变得比较cynic，就是犬儒派的人，愤世嫉俗。在中国传统里愤世嫉俗，一般形容比较好的人，但是在英文里面，cynic或者cynicism这个词是不好的。这样的人相信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自私的动机，不相信人会以非个人的理由来做事情。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这样的问题后，一方面在批评这个事情的同时，另外也确立了一个前提，所有人，做事情，都是这样的，背后有一个动机。《水浒传》，就是这样的，所有村里的人，都是自己要有一只小小的队伍，保护自己，看不到国家所起的作用，看不到社会所起的作用。你一个人到城里去的时候，要求你要本事大，你要会打拳，看看你认识什么人，才能保证你最后求得比较公道的待遇。像林冲一样，他发配的路上，很多经历，值得我们多读几遍。在这里，我推荐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语，大家一定要去看，我认为他是中国小说批判里面最优秀的人物。因为他对人事背后隐含的动机观察的比较深刻，习以为常的举动，他会提出看法，提示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现象。比如像水浒里面的一个情节，林冲到了柴进的庄园，柴进出去了，柴进的庄客说，他不在这里，不然的话，你可以白吃几顿饭，拿几两银子。我们就发现柴进小小的世界，维持世界的正常运转的是银子，是银子在一路说话。武松曾经在那生活过，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宋江的行为也是这样，金圣叹突然看到在那个社会，这个小群体里面，银子所起的关键作用。很多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会下意识地用银子来指挥，自己会意识不到。在那样的社会，一方面，公共的、个人的力量是很弱的，你要靠个人的拳头，或者靠村庄里面小的一个群体，雇佣一些人，建立武装队伍。另外一面，又是单纯靠银子来做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弊病。最终，中国社会，慢慢地一定要走向一个现代社会的话，就要有一个公民社会（civic society），是一个民治的社会。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上下情是通达，在我们这里，面临巨大瓶颈。

　　我们这一部分，先从小事情讲到我们要运用视角，跟现在后现代文学批评里面关于流亡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有一定联系。眼光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从不同地方观察，由此，再反观中国文化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