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1918年由一批北大知识分子发起的歌谣运动，是推动中国文学语言形式和审美趣味转向的重要事件。这一运动作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滥觞的学术史意义早已得到肯定，然而其文学和美学方面的影响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歌谣一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语言习惯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通俗易懂和不断流动变化的；另一方面，它又保持了对日常口语的艺术处理方式和历史经验传统。这种稳定和变化的结合，使得歌谣从《诗经》时代直到今天，都具有鲜活的艺术生命力。这一形式经验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能为现代新诗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亦潜在推动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大众转向、民间转向和日常转向。文章以当时研究者的发掘和阐释为依据，通过对歌谣语言形式经验的呈现，可以更进一步思考歌谣运动乃至歌谣本身的文学和美学价值。

　　一、歌谣的音韵形式法则

　　歌谣的音韵形式是其语言方面的首要特征。根据对搜集到的歌谣的整理研究，歌谣研究者发现了歌谣在音韵方面的诸多具体的形式技巧，主要有起兴、双关、重奏复沓、联响等。

　　第一是歌谣的起兴。顾颉刚注意到，“起兴”是民间歌谣的一个重要特征，歌唱者并不在意歌谣起首一句同第二句之间的“可比性”，而仅仅是出于押韵的需要。他列举了“萤火虫，弹弹开/千金小姐嫁秀才”“阳山头上竹叶青/新做媳妇像观音”等歌谣的例子，指出在这些歌谣中，首句和次句之间都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因为两句最后一个字同韵，再就是避免了上来就直奔主题的率直和突兀。歌谣的起兴以音韵为第一要旨，而内容和意义的可比性则是锦上添花，既是作者的创造发挥也有赖读者的联想。满足后者可能是一首美妙的歌谣，但必须首先满足前者才能成为合格的歌谣。因此比兴的音韵基础无疑是歌谣的形式法则之一。

　　第二是歌谣的双关。钟敬文探讨了歌谣与诗相比一个重要的不同表现手法——双关语。他例举了“岭岗顶上一枝梅，千年万载无花开？柑子来同桔子味，唔得团圆做一堆”等歌谣，指出“柑”即“甘”，是“甘乐之意”，“桔”即“结”，为“郁结之意”。旨在说明：双关语是歌谣的常见手法，它似乎是一种“隐比”的手法，即通过隐喻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但并不注重所借喻的事物本身的意义，而是注重其谐音效果。

　　第三是歌谣的“重奏复沓”。语言学家魏建功认为，“重奏复沓”是歌谣表现法中首要的形式原则。与“起兴”和“双关”不同的是，“重奏复沓”原则并不侧重外在的音韵性，而是侧重内在的节奏性，而且这种节奏并不是机械的、技巧性的，而是自然的、自发性的。然而另一方面，“重奏复沓”同样从整体音韵层面强化了歌谣的形式化原则和艺术表现力，因此无疑是歌谣音韵形式技巧的重要表现。

　　第四是歌谣的“联响”。提出歌谣中“联响”现象的是民俗学家常惠，他以这篇歌谣为例：

　　月儿光光，下河洗衣裳，洗得白白净净，拿给哥哥穿起上学堂。学堂满，插笔管，笔管尖，尖上天。天又高，一把刀。刀又快，好截菜。菜又甜，好买田。买块田儿没地底，漏了二十四粒黄瓜米。

　　“联响”的特殊性在于，它把事物通过音响串联起来（从衣裳到学堂、从学堂到笔管，从笔管到天，从天到刀……），从而具有了意向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既像是一种纯粹音韵的语言游戏，同时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如学堂和笔管）。可以说这种“联响”的表面在“响”，但其妙处却在“联”，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联想”提供了可能性，这使得歌谣内容有跳跃性却又没有明显的陌生和断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