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术词汇，“文学人类学”在1988年才正式出现。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呈现出独有的蓬勃发展景象：它孕育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萌发于新时期文艺学的复兴、在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学科建制中成型。在成为新的研究领域之后，它又与多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古代文学、文艺学等学科紧密联系，尤以表现出对主流文学观的反思与开拓、方法论的创新而备受关注。

　　一、新时期以前的学科实践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最大特点是在文学研究基础上，切入了人类学资源。人类学发端于欧洲现代性转型之际，它的产生是为了诉诸新概念与话语，来解释一个从“神创”到世俗的、从神学到科学的社会。

　　在西方人类学的刺激下，中国同样是在现代性转型中形成了人类学，其实质是本土文化自觉的诉求。中国的人类学具有明确的救亡启蒙色彩和进化论诉求。与西方人类学的发端一样，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同样旨在论证一个去神圣化的中国历史如何可能，一个世俗的“自然时间”社会如何被表述。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在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跨学科实践，比如被后人视为中国文学人类学开山鼻祖的郑振铎，以及茅盾、闻一多等大家，纷纷从人类学视角去重新阐释先秦文本。当人类学中的进化论派传入中国时，在西方却已面临着诸如文化传播派、功能派、结构主义等学派的激烈挑战，当时中国学界拥抱了古典进化论，伴随反思与探索，进化论之外的其他学派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激发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其他实践面向，比如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揭示有意识行为之下的无意识思维模式和文化结构、对现代性文化的反思等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研究相对滞后的时期，台湾学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纳和实践“原型批评”。在台湾学界的相关实践中，又以李亦园的研究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关系最为密切，他的开拓性贡献在于引入了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从“口头文学”视角质疑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

　　二、新时期以来的学科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文学人类学在文艺学复兴的大框架下萌生。由于西方的原型批评与“神话批评”、“剑桥学派”等思潮有关，聚焦神话、仪式等文学与人类学的学科交叉地带，所以从萌发至成型，神话学及原型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核心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文学人类学研究成为文艺学界的热门现象，它逐渐溢出文艺学领域，走向民族文学研究和对传统国学的“改造”实践。

　　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在长春召开，与会学者们商议成立二级学会——“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199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教委规划教材《比较文学》一书中，增设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专章，“文学人类学”以更成熟的姿态走进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中。至此，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文学人类学正式成型，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与领域、研究方法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