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预测，“我国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2%—6.93%，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可以达到8%”。而上述预测实现的关键取决于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

　　9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布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以下简称《报告》），聚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为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出谋划策。

　　有统计显示，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的国家有101个，而到2008年，仅有13个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报告》通过对国际经验进行梳理发现，历史上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国家，都伴随着增长模式转型和增长动力转变。它们基本上经历了从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向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则由劳动力驱动转向投资驱动，再逐渐转向技术创新驱动。

　　事实上，中国自身的经验也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历程不仅是增长率的持续升高，而且伴随着动能的转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分析了中国潜在增长率在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及2011年的五次变化，认为“在潜在增长率的波动中，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刘凤良表示，中国经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转变增长方式，由简单的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转变。原有增长模式下，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要素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效应逐渐达到极限，创新驱动成为提高全要素增长率的主要增长极。“培育创新能力，需要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积累、组织模式创新、政策框架转变等多种因素协同支撑。”

　　技术创新是构建新动能的先导

　　对构建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可能方向，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提出若干建议。

　　技术创新是新动能构建的先导。当前世界经济走到了一个关键当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新技术革命的孕育期是否意味着中国存在加速赶超和弯道超车的可能？刘凤良等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2015年，中国发明专利年度申请受理量达到110.2万件，连续5年世界第一。研发费用也已经达到1.4万亿元。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测算，中国研发费用将在2018年超过美国。“未来一段时间世界主要前沿技术仍将集中于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我国在该领域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前沿，这将为中国未来的技术自主创新提供基础。”刘凤良说。

　　制造业高端化和智能化是新动能的重要源泉。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并未完成工业化发展阶段，正处于由工业低端化向中高端化发展的关键转折期。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工业部门的高端化及在此进程中所引发的高质量投资，必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新动力形成的核心来源。“中国的工业化要向深度和广度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认为，中国不仅有巨大的国内空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还可以把自身的工业化和全球的工业化更好连接起来，寻找更大增长空间。

　　以城市群一体化为特征的深度城市化也将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看来，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着力点是培育新生小城市。中国城镇化率从31%增长到55%期间，城市数量由668个减少到652个。这背后是大量人口涌向大城市，小城市却在减少。“小城市是当前城镇体系中的最大短板。” 辜胜阻说，当前我国很多特大镇已经具备了城市的体量和特征，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的特大镇有238个，超过5万人的有885个。“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特大镇有序改市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克服大镇“体大衣小”、“小马拉大车”的突出矛盾，也有利于探索降低城镇化成本和风险的路径。

　　此外，与会学者认为，构建新动能的方向还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

　　促进新旧动能转化

　　要真正形成以上新动能并非易事，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新旧动能的转化。《报告》认为，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就是要从政府主导推动的、以技术模仿赶超为基础的增长机制，转向市场引导的、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新型增长机制。实现这一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大改革力度，重塑微观创新主体，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与创新引领相一致的制度基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状况如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到位直接相关。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增长潜能，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要防止泛化，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激励产业升级、营造创新环境，创造必需的制度和政策条件。

　　“既要培育新增长点，也要重视在老领域换新机制，这也是新增长点，而且更现实、一定时间内潜力更大。”刘世锦举例说，对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金融等产业进行改革，真正放宽、鼓励竞争，将会带动新的大量有效投资。“这些领域的改革显示改革的决心和诚意，有利于增强信心和调整预期。”

　　谈及改革的机制时，刘世锦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相结合的方式依然有效。顶层设计就是要指方向、划底线，而改革的真正落地则要依靠基层试验。改革本身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定要有大量的基层试验才能找到真正符合实际的办法。“包括国企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这些难度很大的改革，各地已经有相当好的案例。要注重发现总结案例，并将成功经验加以推广。”

　　刘世锦相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在今后一两年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增长平台形成后，将可能持续5—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