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霍文琦）7月26日，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第38次季度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报告会发布了深圳土地制度改革研究报告，与会专家就土地制度改革发表了观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介绍了三个与农地制度改革相关的补充观察案例总结了近年研究土地制度得到的几点发现：第一，本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源于城市。为什么上海先出现“三个集中”？为什么成都先把上海“三个集中”学过去？为什么重庆搞地票？为什么天津机场周围出现宅基地换房形成的农民居住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城市化后地价上涨，对土地的需求上涨。这种情况下，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相应的法律、习俗、传统多少少少都要变化。过去中国的改革是农村包围城市，例如包产到户，粮食统购统销改革等。土地改革则不同，是从城市出来的现象。要激活农村的资源，动因和财力来源在城市。

　　第二，地票、大挂钩、小挂钩、联建、宅基地换房，叫法五花八门，共同的东西就是“转让权”。农民在搞了几十年集体经济之后，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重新界定土地的产权：所有权属于集体，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属于农户。这一波土地改革非常重要的是要求转让权，有一些资源我不用可以给转让别人用，而且转让给别人用的距离半径拉得越长，潜在利用资源范围来得越大，通过竞争发现的转让价格会更有效率，也就对农民更有利。

　　第三，要探索对于城市化收益的分享机制。土地涨价要归公这一准则是由孙中山概括的，来源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的有关理论。基本考虑是靠近城市的农地市价大涨原因，是因为政府修建了大量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化带来的大量人口集聚，与那些拥有土地的农民无关。我在“辨‘土地涨价要归公’”专栏文章中分析了这一观点。今天要说的是，通过深圳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的现实世界实践经验可以看到，土地涨价是可以分成的。完全归公农民不会把地拿出来，还会造成社会紧张。这也是三中全会讲的，对城市化过程的土地涨价，要探索国家、中间组织、农民共同分享的机制。各地目前的做法形形色色，应该在各地多样的实践中耐心寻找平衡的机制，然后把它升为正规的法律政策。改革要尽最大可能让多数人经济活动和利益诉求被纳入到法律框架中。

　　第四，政府应该为市场的建立提供一个合法的框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创建市场当中是能起一定作用的。例如，地票市场是由重庆市政府设计和垫资的，成都的城乡统筹、三个集中、确权也是政府部门着手在做的，上海的宅基地换房做规划和动员全是镇政府和市建设部门推动的。我们不能单纯或抽象地讨论政府和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而是要经验地具体地研究如何界定二者的合理性边界。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离不开合法的框架，其中既包括法律文本的支持，也包括行政力量的指引；同时要尊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本身规律，理性务实面对由此产生的利益诉求，把蕴含在基层和地方实践包含的化解矛盾做法提炼上升为新的合法性规范。合法的框架能够让各方有更稳定的预期，对收敛商业活动当中的很多矛盾，降低摩擦，降低交易费用有非常重要作用。

　　【链接】

　　报告会还就宏观经济进行了探讨，以下为主要专家观点：

　　刘煜辉：中国式“量宽”开启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博士从短期经济和政策层面的观察入手，着重讨论了中国宏观政策变调的可能性和演变方向，并对中国经济的长短线问题进行了总体分析。

　　刘煜辉指出，从半年度经济数据来看，宏观“软数据”（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强劲反弹而宏观“硬数据”（挖掘机、重卡、铁路货运、发电）则继续疲软。这一结果表明以稳增长为目标的基建财政扩张政策对冲房地产下行的力度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的原因在于住房销量尚未企稳。虽然此轮地产调整已经开始，但为了保证调整进程对短期经济下行的影响维持在可承受范围内，财税改革预计将在未来2-3年内逐步完成。鉴于中国式通胀是地产型通胀，如果短期内住房销量没有明显反弹，那么通胀率很难持续呈高涨趋势，因此货币政策上的顾忌并不多。加之宽信用政策刚刚启动，资金面也不紧张，因此央行在未来仍然会继续为“宽松货币”做好服务，防止利率过快反弹抑制信用投放和投资增长。基于上述观察，刘煜辉博士指出，2014年宏观政策格局仍然处于“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状态。

　　刘煜辉认为事实上中国的宏观政策正处于等待变调的阶段。一方面货币政策的“锚”悄然在变，另一方面财政赤字货币化越来越明确。从货币政策多维目标的角度来看，金融稳定所占权重显著上升。央行在着手构建“利率走廊（SLO+SLF）+中长端利率指引(PSL)”的新时期货币政策框架。对此，刘煜辉博士指出，与其认为央行是在争取转型结构调整的主导权，不如认为该做法代表了央行对宏观条件的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会进入经济杠杆调整的非常规阶段，央行也需要逐步构建非常规的货币操作机制，例如量化宽松政策。从财政角度上来看，基本结论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越来越明确。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的金融能力就是财政能力。由于财政部未来两年需要承担财税改革的重任，账户不便于操作，因此国开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财政二部”。这一点也可以从央行为国开行提供PSL融资上看出。需要注意的是，货币量宽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之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反映了国家信用的膨胀。对于这一机制的操作，刘煜辉博士倾向于认为未来应当少用在基建的增量投资上，而应当多用在帮助其他部门进行杠杆调整上，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上述政策框架下，由于中央银行的积极操作或者量化宽松政策，未来的利率大致是有一个上限。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出清力量开始释放之前，利率下降的可能性并不大。当资本回报率越来越衰弱，资产周转率和货币流通率也会越来越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经济的杠杆包括利率的水平越来越靠中央银行来维持。

　　中国宏观政策正处于等待变调的阶段，但是如何才能走出“水+面”的政策格局，刘煜辉博士提出“清存量、宽赤字、宽货币”的方案。“清存量”是指政策重心应从“保增量”逐步调整为盘活存量，以降低经济的尾部风险；“宽赤字”则指财政政策重心不在于扩张政府开支，而是应当着力于抑制政府收入。更有力度的减税是备选的方案，但是减税要真正起作用，必须达到相当大的当量，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保持财政赤字的弹性，以帮助其他部门调整杠杆；“宽货币”则是指为了经济杠杆的调整，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非常规量化操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以帮助降低财政赤字的融资成本。这种实践也被一些经济学家证实是非常正向的。对此，刘煜辉博士认为量化宽松本身并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着力的方向。美联储量化宽松购买的是经济存量，包括一些坏资产，然而中国目前在做的一些定向操作还是在帮助稳增长，即制造新的增量，甚至是在制造新的无效投资，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至于对中国宏观政策变调时间点的预测，刘煜辉博士则认为2015年存在改变的可能，这一论断主要基于几点迹象。首先，地产周期下行过程可能会比较长，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2至3年；其次，央行货币政策的“锚”悄然在变，这是和地产周期调整相对应的，可以定性为非常规时间；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政治因素上的考虑。政治整合未来6个月有趋向定盘的迹象，政治的定盘将会使经济破局的概率上升，财税、国企、金融等诸多深水区改革有望破冰。

　　刘煜辉对中国经济短长线问题进行了总体分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短线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摆脱硬着陆的预期。短线政策逻辑就是如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从历史经验和体制逻辑角度来看，关键点在金融，只要金融部门的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很低。通常来说，当经济下行加速时，如果金融部门具备再杠杆能力，就能将信用快速导向受益结构性政策的方向，从而形成有效供给，也能在很大程度对冲过剩部门和高负债部门萎缩的冲击。为了使金融部门具备再杠杆能力，中央政府需要实行信用膨胀政策来转移和承接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杠杆。结构性财政工具的投放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和支出上升。为了对冲财政赤字融资的挤出效应，非常规货币量化操作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国经济短线问题和解决措施的逻辑。

　　刘煜辉博士认为中国经济真正艰巨的挑战是中期问题，即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产业层面来说，必须要找到一个替代地产模式的产业。刘煜辉博士指出，目前看有两个可能成气候的方向，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一个是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如果这两个方向中国能够成功建立起来，那么中国经济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标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刘煜辉博士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大市场资源配置框架，这一框架中包括高效的法律制度、有效的监管框架、能够消灭产权侵权保护品牌的政府、可靠的物流和分销网络以及清廉的官员体系。如果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中国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宋国青：利率的波动与企业融资成本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在演讲中指出，从有关数据中看不到金融业竞争和利率市场化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的情况。资金的供给（储蓄）对利率弹性很小，资金的需求决定贷款利率，因此降低存款利率可能难以降低企业贷款利率。

　　在过去一段时间，存款真实利率虽比过去有所提高，但仍然较低；贷款真实利率比较高，但难说偏高。具体来看，从2012年2季度到2014年2季度的9个季度中，按CPI计算的真实存款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CPI）为0.7，难说偏高，但由于过去存款真实利率显著偏低，0.7的存款真实利率高于过去。在过去9个季度，CPI通胀率与PPI通胀率出现了巨大差别，CPI平均为2.3，PPI为-2.0，贷款真实利率（6个月票据贴现利率—CPI和PPI均值）为4.3，这一真实利率比较高。这种真实利率的变化隐含了资金借出者和借入者的利益调整。由于通胀率显著低于过去，隐含在活期存款和手持现金中的负利率比过去显著减小，存款者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及其机构得益很大。但较高的贷款真实利率对净负债的工业企业形成了巨大压力。这种真实利率的变化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由此引起的真实利率水平是否可认为偏高，不同角度的看法有差别是正常的。

　　宋国青教授认为，要更准确地考虑利率对经济的影响，应该考虑预期的真实利率。在通胀率上升或者下降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拐点右边，预期真实利率可以和上文中计算的真实利率有相当大差别。在通胀率波动小的情况下，预期真实利率基本上可以和平均真实利率相当。2012年2季度以来，通胀率大致平稳，这期间按上述方法计算的平均真实利率大致上可看成和预期一致的平稳真实利率。给定对利率不敏感的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以及一些国营企业的融资数量，这个利率可认为是均衡的真实利率。

　　长期或者稳态的真实贷款利率是由需求决定的，与货币和融资数量及通胀率无关（货币中性论）。长期的居民储蓄对利率弹性小，政府和国企储蓄对利率更不敏感，所以压低存款利率对整个均衡的影响可能相当小，因此对均衡的真实贷款利率的影响也很小。经济结构特别是政府主导的融资占比对于均衡的贷款利率有影响。

　　给定长期均衡利率，给定短期的通胀目标（或增长-通胀目标），合适的货币或融资数量是外生的。给定量价关系，名义贷款利率是外生的。金融业竞争和存款利率市场化进展不会推动真实贷款利率的变化，但对存款利率有影响，在单向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存贷款利差的缩小，但不会低于商业银行生存边界这一下限。

　　与此前相比，过去2年多来PPI通胀率与CPI通胀率的差别导致了企业的真实融资利率较大幅度上升。前面谈到均衡的真实利率是外生的，但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对均衡真实利率产生影响。本来PPI和CPI相对差别应当导致企业真实融资利率上升而居民存款真实利率下降，但实际上按CPI度量的存款利率也上升了。这是因为过去的真实存款利益太低，现在有了利益调整。如果认为居民和银行的利益调整不合适，大可调整基准存款利率，但调整基准存款利率恐怕难以降低企业贷款利率。长短期周期因素可能导致了贷款风险升水的增大，对小微企业的压力更大，程度有多大缺乏系统的统计数据。从有关数据中看不到金融业竞争和利率市场化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