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内忧外患的接连冲击下，为挽救自身命运，清政府开启了以“师法”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军事变革，德国以其先进的军事科技赢得清政府的青睐。在武器装备更新、编制体制调整、军事训练和教育上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施加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发展。

　　关键词：德国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武器编制体制军事教育

　　作者简介：张瑞安，男，军事学博士，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结局使清政府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对比中西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醒时之论，曾国藩、李鸿章发动的“自强”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中，德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施加了广泛的影响。本文拟通过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历程，分析德国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中扮演的历史角色。

　　一、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师法德国的缘由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德国起步较晚。当英、法等西方列强竞相侵略中国之时，德国当时还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但它一心要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昔日辉煌。在俾斯麦的主持下，普鲁士接连发起了三场王朝战争，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德意志军事帝国。

　　统一后的德国经济迅速腾飞，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牢牢把握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权。在1897年暴露出其帝国主义面目之前，同其他列强相比，德国在中国谋求更多的是工商业利益，对中国主权并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加上德籍税务司德璀琳给李鸿章施加影响说“德国距离中国较远，既无边界毗连，又无传教贩毒的纠纷，两国可以永久和好”[1]，李鸿章受其影响，对德也深有好感，在他的主持下，近代军事变革从最初的师法英法迅速转向德国。同时，德国迅速打破周边列强环伺的盟邦分散状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国家的奇迹，对于致力于自强的中国近代官员是一个鼓舞，为近代中国树立了“一个弱国如何通过计划与努力，快速有效地增强自身实力”的榜样。[2]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显示出的促进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和消弭国内歧见两个方面的能力，也很符合中国自古就崇尚的“大一统”传统，可以说，德国的发展道路本身就成了近代中国一些改革者的揩模。所以，中德关系的互利性质及相似的政治氛围使近代中国在师法德国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障碍。

　　当然，中国要师法德国首先还得取决于德国在军事上的过人之处，而统一后的德国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通过军事手段来显示政治实力和威望的能力”[3]，这是日耳曼民族在演变中形成的性格。为塑造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武力统一的历史任务，德意志这个崇尚武力的民族在军事创新上不遗余力。19世纪初，以沙恩霍斯特为代表的青年军官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军事变革，使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战略战术、指挥方式和指挥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适应了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

　　为消弭法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德国也很注重军事理论上的创新，特别是在老毛奇的主持下，德国首创参谋本部制度，设立参谋本部，极大地提高了军事指挥效率，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划时代创举。三次王朝战争，特别是普法战争的胜利，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强国，陆军实力更是无出其右，成为众多国家仿效的对象，这对于徘徊在军事变革十字路口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所以，德国在军事上的优势，自然而然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学习的首选目标。同时，出于拓展在华利益的战略意图，德国也有意涉足中国军事领域，于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在武器装备更新、编制体制调整、军事教育和训练上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施加了广泛的影响。

　　二、德国与中国近代武器装备更新

　　在“借师助剿”中，李鸿章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在1862年，率先在淮军中采用新式兵器，枪械主要购自英、法、美，大炮主要是英国生产的阿姆斯特朗炮。1870年，德国在色当一役中，使用120尊克虏伯大炮不仅成功压制了法国炮兵，而且把法军步兵阻止在2000米之外，因此有人评论说：“普法之战的胜利便是使用克虏伯炮的胜利”[4]。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王韬在分析普鲁士获胜的原因时，也专门谈到它的武器：“普军所发皆墨迭儿鲁士新制枪炮，锋锐莫当。”[5]普法战争的胜利也引起了李鸿章对德国武器装备的关注，他用艳羡的语气说：“至炮位一项，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6]所以，在1868年，淮军铭、盛各营及亲兵炮队陆续购买了德国克虏伯后门四磅钢炮114尊。1873年，淮军又购15厘米35倍身长炮4尊、12厘米25 倍口径炮8尊，同时又与克虏伯厂商订了几十尊四磅后门钢炮，这大大增强了淮军的战斗力，使其成为国内的一支劲旅。湘军左宗棠部也较早地引进了克虏伯大炮，并在收复新疆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从1870年到1874年，尽管在一些军队中已购买、配置了克虏伯炮，但仍处于一种无组织购买阶段，缺乏统一规划。在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左宗棠等通过对英国阿姆斯特朗前膛炮和克虏伯后膛炮比较后认为：“行仗小炮为宜用后膛，取其轻而及远；轮船、炮台所用大炮，究以前膛为宜”[7]。随着认识的加深，采用以克虏伯为主的后膛钢炮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成为统归一律的主要炮式。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也将推销克虏伯炮作为他的一项职责，多次拜会庆亲王奕劻，庆亲王答应“除了克虏伯炮外，绝不订购其他炮”[8]，使德国武器在中国的销售取得了首要地位。此后，在中国的海防要塞、陆军炮队、海军舰船上装备的德制武器居多。

　　随着海防危机的加深，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重点转移到了海军建设，“阿思本舰队”事件后，李鸿章逐渐改变最初完全依赖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购船买炮，转而通过驻德公使和洋行向德国订购舰艇及枪炮。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从国外购买了46艘各式舰艇，其中德国36艘、英国10艘。到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时，25艘主要舰艇中，5艘主力舰、5艘鱼雷舰由德国船厂生产。其中，定远和镇远两艘巨型铁甲舰就是由德国的伏尔悭厂生产。甲午海战时，参战的10艘军舰中，有5艘主力舰是德国制造的，可见德制舰艇已成为北洋海军的绝对主力，在北洋船舰上安装的大炮均采自克虏伯。南洋舰队和广东水师主要舰只也配置了克虏伯炮。另外，德国的汉纳根大尉还为旅顺和威海卫海军基地设计和修建了全部海岸新式炮台，并在炮台上全部安装了克虏伯后膛钢炮，增强了北洋海军港口的防卫能力。

　　甲午战争后，掀起了“仿照西法，急练劲旅”的热潮。张之洞的自强军仿德国营制，制定了饷章，共13营，其中炮队2营，操用武器是克虏伯后膛钢炮。袁世凯接手定武军后更名为新建陆军，效仿德国营制，除了设有步队和马队外，还创设了独立的炮队和工程队。配以炮兵2营，全部装备德产克虏伯炮和格鲁森快炮，共120尊。1903-1904年，袁世凯为淮、练、武卫右军购买军火、枪、子弹花费银两594340余两，多数为德国制造。1905年，袁世凯又为北洋二、三镇采购大批军火，包括毛瑟枪15130杆、枪子1000万颗，克虏伯管退快炮72尊、炮弹43200颗。可以说，中国近代军事变革适逢德国军火工业向外急剧扩张时期，凭借雄厚的军事技术，德国向中国出售了大批军火，对于促使中国近代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配备了大批军事技术人员，对武器的使用给予指导。

　　三、德国与中国近代军队编制体制调整

　　武器装备的变化必然带来军队编制体制的相应变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军事规律。随着德式武器装备的输入，李鸿章聘请了一批德国教官，并按照德国军事章程对军队进行训练，德国军队的编制体制和训练方法也逐渐传入进来，摈弃了八旗、绿营落后混乱的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旧营制。

　　随着洋枪的引进，淮军中首次出现了洋枪队的编制。1863年，淮军开始筹建开花炮营，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兵制。1873年，淮军购买了克虏伯大炮，成了炮队19营，每营配克虏伯炮6尊，每炮配马7匹，创办了克虏伯炮车队。但在甲午战争前，近代军事变革的主持者仅将重心放在武器装备层面上，对军事制度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甲午战争期间，随着前线作战的失利，在德国军事专家汉纳根的建议下，清政府组建了定武军，由3000个步兵、1000个炮兵、250个骑兵和500个工兵组成，开启了中国近代军队成建制模仿德国军制的先河。后由袁世凯接管，更名为新建陆军，人数增至7000，除保留三个基本兵种外，还建立了技术队伍。以史卡纳为首的德国教官从士兵的录用、军官的选拔、武器装备、作战方法以及精神训练等方面进行全面指导，使新建陆军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近代军队。

　　与此同时，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在南京组建一支称为自强军的新式军队。自强军以德国编制为楷模，设有马、步、炮3个基本兵种和1个工程营，各支部队的训练和操演全部由以春石泰男爵为首的35名德国军官负责。同新建陆军不同的是，这些德国人不仅当教官，还担任协、营和哨的指挥官，军队的训练权都交给洋教习掌握。另外，从毕业于武备学堂的中国军官中挑选健康、诚实和坚强的人担任副营官，负责维护纪律与惩罚违反军令者。

　　德国军事制度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施加了广泛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军队编制的大发展，基本适应了近代热兵器作战的时代要求，使中国近代军队更好地实现了人与武器的有效结合，使战斗力得以大幅提升。在作战中，中国军队在密集炮火中能够自动散开，采用散兵队形，采用德国编制训练出来的军队在清末会操中，受到外国观察团的热烈赞誉：“士卒们军容整洁，操练纯熟，还能够胜任最艰巨的工作。”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德国对华侵略野心不断扩大，带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师法对象遂由德国改为日本。但日本陆军编制体制本身也是师承德国，所以，对中国近代军队编制改变不大。

　　四、德国与中国近代军事训练的发展

　　随着大量德式武器装备的输入，对中国近代军队施以德式训练也就顺理成章。在训练过程中，无论是德国官方还是德国军火工厂均派遣了大批军官来到中国，对中国军事训练予以指导。出于推销军火的需要，克虏伯公司于1870年即派遣原普鲁士炮队下级军官瑞乃尔来华，供职于山东登荣水师，原因是登荣师船购买了克虏伯炮，需人演试，瑞乃尔遂成为克虏伯公司派到中国的最早的军事教官。1871年，李鸿章雇用了克虏伯厂人员来华教授克虏伯炮法。1873年，李鸿章又聘请德国军官李劢协在天津指导淮军炮队操练。李劢协任职长达3 年之久，因工作卓有成效，在其回国时，李鸿章特请旨赏给他二等宝星的奖赏。1884年，李鸿章通过驻德公使李凤苞从德国一次聘请25名退伍军官，教授淮军枪炮和新式战法，因这批外籍军官“或熟精枪炮阵式，或谙习炮台营垒作，技艺优良，堪充学堂教习之选者颇不乏人”。作为中国近代军事变革重要成果的北洋海军建立后，也雇用了大量德国教官。当在德国订购的镇远、定远、济远三舰回国时，船上所有人员共455名德国人，到中国后，留任43名担任北洋舰队教习。北洋舰队第三、五任教习也分别由式百龄、汉纳根担任。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仿德国军制募练新军，要求“募德国带兵官50 0余人为统制，即电德国赶紧选募洋员，一面选将募勇，得6个月可操练成军”[9]。与此同时，德国顾问汉纳根也向清廷建议，在天津、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募练陆军10万，“军制悉照德国良法”，以一宗室亲藩为统率，并“用一洋员为师”，“各营统将，亦各延一洋员，为之教习，帮同办理”[10]。他的建议得到清政府的赏识，令他协同胡燏遍练新式陆军。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后，也聘用了不少德国教习，并完全仿照德国陆军章程进行操练。为使新建陆军更好地接受德式教育，1898年袁世凯创建了德文随军武备学堂，以德员慕兴礼为教习。此外，袁世凯还聘请德国人祁开芬、曼德、魏贝尔分别担任炮队学堂、马队学堂和工程队学堂教习，教授官兵近代军事技能[11]。1896年，在袁世凯的练兵事宜册中，还曾有拟聘1 3名洋员的计划，其中德籍教师占7 人。聂士成在对淮军进行改造时，也聘请了德国教习来训练步兵、骑兵和炮兵单位。还开办了一所军事学堂，有2个德国人在那里教技术科目和现代语文。采用德国训练方法训练出来的近代军队，呈现出了不同于旧式军队的精神面貌。连外国观察家观看了张之洞的精锐护卫营后，也禁不住高调赞扬“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上，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12]。

　　五、德国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

　　德国对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影响，主要包括在中国近代军事学堂中充任教习和接纳中国军事留学生。为培养新式军事人才，李鸿章奏请“仿照西国武备书院，设立学堂，遴派德弁充当教师”[13]。1885年，设立了北洋武备学堂，分炮队、步队、骑队和工程营四科，后又增设铁路一科，延聘了李宝、博郎、崔发禄、哲宁、那珀、后阃士、巴恩壬、艾德、黎熙德、拜耳、高恩兹等德国教习。他们讲授天文、地理、测绘、数学等近代课程，并教导马队、步队、炮队的操练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等近代军事战术。特别是负责铁路科的拜耳，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总教习3 年，“尽心指示，不惮烦劳，颇有成效”，李鸿章奏请授予他宝星奖励。

　　1896年，张之洞奏请：“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14]。获准在南京设立武备学堂和铁路学堂，延聘德人贝伦斯多夫、法勒根汉、根茨3 人任教。课程内容包括技术、战略、步骑战术、野战炮术、工兵工程和炮台炮术。测量、制图以及德文也列入教程。另外在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中，也曾聘用骆白克、泰白福、屯和恩、朴满斯等5 名德国教习。尽管到20世纪初期，清政府用更多的日本教习取代了德国教习，但在中国军事学堂里仍不乏德国人的身影，到1907年，南京武备学堂仍然还有2名德国炮兵教习。1908年，仍有5名德国人在第8镇和第9镇所属的军事学堂中任职，2名德国人在军事要塞和兵工厂事务方面担任顾问。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911年7月，清政府仍然聘用3名德国军官到北京陆军兵官学堂担任教务人员。他们不直接给军校生上课，只是对中国教习的教育质量负责，起顾问和督教的作用。

　　德国军事教习在华广泛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近代军事技能和战术思想，这使清末的军事建设受到了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的熏陶，逐步摆脱了传统的建军模式和落后的军事教育体系。如在清政府最早设立的陆军军事学堂——天津武备学堂中,课程设置大都照搬德国军校，引入了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等教育内容。这些课程大都是中国首次列入学校教学，使中国在军事教育内容上开始向近代西方国家靠拢。在教学方法上，也开始强调军事教育与实践的结合。如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在完成课堂教学外，每年还须到旅顺口、山海关等军营炮台实习两个月，第一个月练习步兵、骑兵、野战炮兵和工程兵的军事指挥，第二个月练习测量和绘图等技术操作。这些都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发展。

　　为了在军事领域对近代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德国竭力争取中国军事留学生，而主政北洋的李鸿章也认为：“德国近年来发奋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并峙……中国如派人前往学习船政、军政，彼国必当尽心教导”[15]。1876年李劢协回国时，李鸿章决定由卞长胜、朱耀采、杨德明、袁雨春、查连标、刘芳圃、王得胜等7人赴德留学，进入德国武学院学习水陆军械技艺，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德学生，也是最早的一批陆军留学生。7人中除卞长胜先期回国、杨德明病故外，其他5人均学成归国，在近代军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等在赴英法留学期间也都曾到过德国学习制船、制枪炮等法^[16]。第二届学生李芳荣也曾在德国炮厂学习制造枪炮，学成回国；林殿铄则从法国转到德国柏林鱼雷厂，学习修造鱼雷。1881年，第二批赴欧留学生魏逻、陈伯璋等三人被派往德国留学，在刷次考甫水雷厂学习鱼雷等法。1889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遣天津武备学堂学生段祺瑞、吴鼎元、孔庆唐、藤敏藻等赴德学习军事。伯厂接受炮术讲习及构筑炮台工程训练。除滕毓藻日后情形不详外，段祺瑞任北洋军械局委员，后调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吴鼎元后任新军第五镇统制；商德全后任清河陆军中学校长、天津镇守使；孔庆塘后任云南普洱镇总兵。这些接受西方近代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重要力量。

　　五、余论

　　在近代军事变革发起的1 9世纪6 0 年代，正是西方大国军事变革如火如荼深入发展之时，因而成为世界军事变革大河中的一个支流，而在以“师法”西方为中心的军事变革中，德国凭借其发达的军事科技和先进的军事理论引起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主持者的高度关注，并进而成为学习的对象。实事求是地说，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近代军队在军事装备、军事训练和教育以及编制体制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并走上了近代化之路。但在德国军事潮流奔流不息并创造战争神话时，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之河却逐渐干涸，形成“南橘北枳”的奇怪现象。这既有中国自身的原因，德国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军事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调整、军事理论的创新以及新式人才的培养等要素，大凡一场成功的军事变革无一例外都会把四个要素紧密结合起来并同时推进。

　　但由于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主持者的思想局限，普遍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进而用封闭的“中体西用”论指导军事变革。所以，在中国近代出现一个将军事变革诸因素分割开来分段推进的奇怪现象。首先仅将军事变革定位在武器装备的革新层面上，当认识到仅依赖武器装备的更新不能成功时，才按照西方军制编练军队，进而才认识到先进军事理论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变革方式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也造成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贻误。

　　从德国这方面来说，德国介入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是从推销军火开始的，它的每一步都和扩大在华利益的战略意图相关，并非是希望中国军事力量真正强大起来。时任德国驻华公使的巴兰德就说过：“中国人一旦开化，就会变得令人不能忍受”[17]。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德国不会将最先进的军事知识传授给中国，经其培养出的中国军官只能学到西方的一些过时理论。这在对创新最为的敏感的军事领域来说，所造成的劣势和落后则不言而喻。

　　总之，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中，德国曾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角色，尽管在主观上是服务于德国利益的，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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