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波，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内容提要】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伊朗战后对伊拉克的政策主要是在适应新环境的基础上，消除和伊拉克的传统敌对关系，协助伊拉克建立国内的秩序与安全，建立和什叶派的密切关系，并维持各种族和宗派在伊拉克权力机构中的力量平衡。同时，伊朗还通过与什叶派的联系积极影响伊拉克的内部事务，阻止美国利用伊拉克作为一种催化剂推动对伊朗政治制度的改变，甚至利用伊拉克来威胁伊朗的国家安全。

　　【关 键 词】伊朗/伊拉克/外交政策

　　伊拉克战争后，随着伊拉克国内政治局势的剧烈改变，两伊之间长期以来的对立和冲突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中东地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伊朗像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一样，也希望确定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范围，并努力在其中维护自己的安全和机遇。在遭到伊拉克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多年来的抵制之后，伊朗看到伊拉克新的环境为它提供了一个重新确定自己在中东和全球地位的重要机会，而目前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和战后伊拉克的关系。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必须在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上关注伊拉克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发展。在国家层面上，伊拉克面临的教派民族矛盾依然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出现分裂，解决这些问题不但取决于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在战后伊拉克的政治地位，而且还涉及到伊朗将如何处理和他们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上，伊朗需要和战后的伊拉克进行协调，重新建立地区的安全结构；在国际层面上，伊朗还要特别关注美军在伊拉克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尤其是小布什在其最后两年任期内可能会采取极端行动来加剧这种紧张局势。因此，伊朗对于战后伊拉克的政策对伊朗自身同样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政策不但涉及到伊朗将如何面对和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环境，而且更关系到伊朗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它在中东地区未来的地位。

　　一、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面临的新局面

　　在伊朗政治家的传统观点中，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伊拉克始终都是一种威胁。伊朗政治家们的这种认识，主要依据对伊拉克经济、文化、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全面评估，特别是阿拉伯复兴党政权在20世纪70年代上台之后，伊拉克对伊朗所构成的压力和威胁一直在不断加剧。因此，早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就用大规模扩展军备来阻止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威胁。两国间激烈的军备竞赛，终于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全面战争的爆发。不仅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把这两个国家确定为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甚至认为，维持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力量平衡，是维护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稳定的保证。①

　　伊拉克战争后，尽管伊拉克对伊朗构成的军事威胁已经大为减少，但战后的伊拉克依然给伊朗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伊朗对伊拉克政策的关键，就是如何把伊拉克从过去的威胁变成一种共同协调来建立地区性安全结构的机遇。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首先，伊拉克内部的种族和宗派矛盾可能对伊朗的国家利益造成危险的后果；其次，两国之间在地区层面上依然存在着出现新的敌对关系的可能，而且两国在如何确定这个地区的政治地图上也存在争议；第三，伊拉克的政治意识及其未来政府将如何对待伊朗，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伊拉克和美国未来关系的发展。

　　在这一系列问题中，伊朗目前面临的首先是伊拉克内部的种族和宗派问题。在伊朗看来，逊尼派多年来在伊拉克政府高层占据的那种大大超越自身人口比例的主导地位，再加上他们煽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趋向，不仅促使“伊拉克政府，特别是阿拉伯复兴党政权长期以来对伊朗采取一种敌对的姿态”②，而且最终导致了两伊长达8年的战争。因此，伊朗认为伊拉克战后应该限制逊尼派的权力，使其与其他政治派别保持平衡。

　　伊拉克库尔德人长期以来的问题是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一个自治国家并最终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自从1991年以来，“库尔德人在实现自治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从某种意义来说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国家”③。伊战的爆发，又为库尔德人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走向独立的重大机遇。对于这种趋势，伊朗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伊拉克可能出现的分裂，而且还来自分裂出来的库尔德人国家可能和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建立联盟，其中尤其危险的是和以色列的联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使伊朗的国家利益处于新的威胁之中，而且会导致伊朗周边出现新的不稳定和紧张状态。④

　　伊拉克战争后，尽管什叶派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伊拉克新的政治权力中心，但对于伊朗来说这个问题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这主要是因为，“伊拉克什叶派和伊朗政府以及民间宗教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会给伊朗的外交政策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⑤。因此，伊朗对待伊拉克什叶派团体的政策，必须是一种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现在，伊朗政府已经意识到，什叶派虽然是伊朗对伊拉克政治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但什叶派内部复杂的派系也可能给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带来很多麻烦。对于伊朗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无法预测和什叶派的不同派别结合将会产生哪些不同的结果。与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相比，伊拉克的什叶派团体在这个地区除了伊朗以外并没有其他天然的盟友。所以，无论是极右的沙拉比(Ahmad Chalabi)和极左的萨德尔(Moqtada al-Sadr)，还是像西斯塔尼(Al-Sistani)和哈基姆(Al-Hakim)领导的温和派团体，都非常重视和伊朗的关系，都希望利用这一因素来增加他们在权力关系中地位。因此，伊朗对战后伊拉克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时候，也可能由于卷入伊拉克内部的宗派矛盾而带来难以预测的危机。

　　从地区的层面来看，伊战前，“伊拉克的逊尼派政府曾造成伊朗和伊拉克以及整个地区的紧张状况”⑥。实际上，伊拉克自独立以来，就被确定为制衡这个地区所有非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朗的一种强制力量。伊拉克对伊朗的这种制衡作用，首先由英国外交政策所确定。1971年以后，在中东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又继承了这一观点。由此可见，伊朗和伊拉克最初的战略敌对关系，主要是西方国家为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结构中所确定的特定角色。所以，即使伊朗后来没有和美国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这种难以调和的程度，这种人为安排的格局也始终是两伊关系紧张的根源。

　　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相邻大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几个阶段。1992年以前，主要是维持双方力量的平衡。这种政策的特点主要是保持伊朗和伊拉克具有同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然而，这种政策却导致了两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军备竞赛，并最终导致了伊拉克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对伊朗的入侵。从1992到2001年，西方国家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政策开始转向双重遏制。在整个90年代期间，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同时削弱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实力。然而，美国的这项政策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反而提高了这个地区关系的紧张程度。⑦ 2001到2003年，美国政府把伊拉克和伊朗确定为邪恶轴心国家，并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借反恐为名乘机把它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合法化。美国的邪恶轴心政策强调，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等国家都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敌人。因此美国有权要求这些国家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或是强迫它们改变。结果，美国以此为借口用武力推翻了伊拉克政权，并准备把矛头转向伊朗。只是因为在伊拉克的大量伤亡和伊拉克的局势依然不稳定，美国尚未对伊朗采取具体行动。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力图以伊拉克为催化剂来促使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发生变化。通过在这场“示范性”战争的影响和美国在伊拉克大规模军事存在的压力下，美国政府认为“利比亚和叙利亚对其行为方式的调整和改变，已经表明其政策在这个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⑧。而伊朗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的行动，在美国看来是在其压力下做出的妥协。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宣称：“尽管是迫于国际社会通过伊拉克所构成的强大压力，但伊朗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做出了让步”⑨。

　　伊拉克战争后，伊朗也深切地感到，美国在这个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存在，正在对其安全和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此，伊朗已经表明，“它不会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也不会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决定其地区外交政策”⑩。像所有独立的主权国家一样，伊朗现在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自身的安全。但美国在其大中东计划中，则希望通过伊拉克作为一种催化剂对伊朗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施加压力，或者至少促使其反美政策中立化。因此，“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依然处于对抗伊拉克政治意识新挑战的前沿，而且还要全力应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11)。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的什叶派团体就成了伊朗对抗美国通过伊拉克来施加压力和影响的重要手段。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伊拉克什叶派在经过几十年的压制和边缘化以后，已经开始成为伊拉克政治势力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作为人口中的多数，他们现在已经通过大选占据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尽管伊朗政府始终保持一种温和的外交立场来维持与伊拉克国内各派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但伊朗国内的各种政治宗教团体则正在极力加强和伊拉克什叶派的密切联系，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压制和威胁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