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进，江苏东海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大学教师流动、学术劳动市场，北京　100081；沈红，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学术职业、教育经济学，湖北　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二战后大学教师流动随着学术职业的发展而变得频繁，迁徙模式从战前的因种族、信仰、战乱等原因导致的结构性迁徙转变为教育和经济因素影响的制度性迁徙。全球化加剧了大学教师的流动，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了国际化或本土化的政策来吸引或留住人才。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等使得教学和研究分离的趋势加剧，这导致教师流动性大幅增加、学术职业的主体性缺失等。

　　关 键 词：学术职业 大学教师流动 学术劳动力市场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各国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学术职业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关键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学术职业大发展的同时，流动如影随形，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90年代至今达到高峰，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教师流动表现出几个较为显著的特征。

　　一、从结构性迁徙到制度性迁徙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逃离曾经的科学中心——德国，作为主要接收地的美国、英国等成为流动的受益者。尤其是美国，在早期就大量派遣学者赴德国留学，这部分人的回归带来了洪堡的教育思想，带回了尖端知识，并建立起精良的学术机构和实验室，结合美国自身对于高等教育服务理念的创新，美国在二战前就已形成了高等教育的“高原”。大批德国及其他“轴心国”科学家的到来，极大充实了美国的研究实力，带动了相关大学和研究所的发展，使美国从学术“高原”走向“高峰”，世界科学中心在德国盘桓近百年之后转移到了美国。

　　笔者将这种因种族、信仰和战乱等原因导致的教师大规模流动定义为结构性迁徙。比如在冷战期间，大批前苏联国家的科学家“叛逃”至美国，一定程度上使美苏竞赛的天平向美国倾斜。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大规模的俄罗斯科学家流向西欧和北美，动摇了前苏联科学发展的基础。一些区域性的战争或民族冲突导致的大学教师流动也属于结构性迁徙的范畴，并在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一位南斯拉夫种族清洗的受害者来到美国，并最终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他在获奖致辞中说“成为美国公民，在我所热爱的工作中得到了承认，并有幸结识杰出的学生和同事，这一切我感谢命运”。①

　　结构性大学教师流动，与政治、战争和意识形态关系极为密切，但毛泽东等人所预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并未打响，世界竞争模式转变为经济竞争，教师的结构性迁徙下降为次要形式，制度性迁徙成为主流。本文提出的制度性迁徙，与结构性迁徙相对应，主要是指因教育、经济等社会发展形式和程度不同，出于对教师的吸引而形成的有规律流动。

　　1.教育方面

　　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校数量的激增和学生规模的膨胀一度使大学教师供不应求。在一段时期放松学历要求之后，对于教育质量的反思使各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出混乱，逐步加强了对学术职业入职资格的限制，对于博士学历或博士后经历的全面要求提升了学术职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吸引力。学术吸引力的提升通过至少三条途径促进了教师的国际流动。

　　一是直接吸引教师学术移民。“科学总是因它的无国界性而自豪，大学教授们也因此以世界主义者自居，往往降低了对于学校和国家的忠诚度。”②这种世界主义与低忠诚度可能与学术职业的特点有关：一方面，教师们更愿意向学术中心或者高等教育中心靠拢，正如中世纪旅行的教师们向往巴黎，19、20世纪的教师向往德国一样，随着院校系统的日益接近、学位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当代大量的学术人员为了追求学术事业而移民国外，那些处于高等教育中心的国家意识到高层次人才对于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制定的移民政策“越来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最终帮助大学“聘用全球杰出人才”③，这为教师移民打开了方便之门，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另一方面，学术职业与其他职业相区别的一大特征是学者的群居属性——他们更愿意聚集在那些本学科发展水平较好的地方，“学者不喜欢学术上隔离，好学者往往聚集到一起。这种聚集是特别有效能的环境”④。这也促使他们按照学科的发展水平选择流动或移民的方向。

　　二是间接吸引“准学者”移民。好的高等教育质量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目前世界范围内至少有250万学生在他国学习，其中一部分通过攻读博士或从事博士后工作受到了专业的学术训练，成为“准学者”。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完成学位以后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使他们的祖国失去了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这种途径虽然是间接促进了学术职业的跨国流动，但在大学教师流动的人数比例中却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阿特巴赫就曾指出，80%从中国和印度出国留学的学生在学成以后没有立即返回自己的国家。⑤MIT前校长特维斯也曾指出，“我国(美国)高校的出类拔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国际学者的开放。获得诺贝尔奖的MIT教师包括来自日本、印度、意大利、墨西哥的成员。我们的教务长出生于以色列。我们有出生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院长。他们几乎都是作为研究生来到美国的。”⑥学生的流动引发的间接的大学教师流动具有明显的学科特性。以美国为例，当前约1/3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授予了外国公民。这些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许多人最初都在美国求职，其中大约40%永远留在了美国。⑦

　　三是通过短期学者交流促进教师跨国流动。还有大量的学术人员并不在国外攻读学位和移民他国，而是为了从事研究或教学暂时旅居国外。以访问学者等形式出现的教师也大大促进了国际学术流动。目前世界上虽无确切统计，但有研究估计，全球约有25万名访问学者，2002年，美国的大学吸收了其中的8.5万名。⑧在中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中，教师们进行1至2年的出国学术访问已极为普遍。如果再纳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其他短期的跨国学术活动，则人数更多。这一过程中多数访问学者在旅居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但也有一些人定居外国。

　　2.经济方面

　　在《爱弥尔》中，卢梭强调不应提升大学教师的工资，因为这会让他们陷入金钱的追逐而不是学术追求。但不得不承认，当代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正使曾经清贫的学术职业变得富有和分化。

　　作为整体的学术职业，因薪酬的吸引力降低，存在大量向其他职业流动的情况。就工资水平来看，目前各国大学教师的工资很难与同等教育程度的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发展中国家这一情况尤其严重，有些国家教师的工资“连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无法维持”⑨，有些国家的学术职业沦为外围职业。

　　与现实工资水平相比，工作的稳定性预期也在下降。很多国家对于教师的职业阶梯设计从终身职位变为更多的固定合同、短期合同甚至兼职聘任，比如在美国，新的任命中只有一半是传统的终身教职。这既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又导致工作稳定性降低，而且聘任制度的改变使得管理主义的作风蔓延至高校，教师受到更强的官僚控制，他们管理自己时间安排的权利也减少了。⑩

　　在学术职业内部，薪酬差异巨大，这也导致了人才向待遇更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比如加拿大学者的平均工资比中国学者多6倍(11)，而其他很多国家则比中国还低。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往往因薪酬的差距引发教师们的骚动，英国经济持续低迷，最顶尖的学术人才往往接受那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酬的国家和大学的邀请，英国为此已不得不拨付资金，以将最优秀的教授留下。(12)发展中国家内部，这一分化也极为严重。以巴西为例，1992年和2008年两次学术职业国际调查发现，该国教师平均收入水平均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2012年笔者从巴西最好的大学——圣保罗大学副校长的一场报告中获悉，该校学者年收入近8万美元，这和美国同类大学已基本持平。

　　二战后至今，美国学术职业的发展与经济因素也密切相关。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学术职业的组成在进入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教师人数、工作形式和机构使命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对在学术和非学术领域全球竞争的社会回应。(13)在这一时期，学术职业的增长比例大大低于其他职业。工资收入增长也落后于其他职业，这一时期学术职业收入年均增长3.5%，非学术职业收入则在3.5%到6.21%之间。(14)低工资导致了新入职人员增加缓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学术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显著增加，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于其他职业向学术职业的流动。1958年之后美俄展开太空竞赛，整个国家的主旋律是通过科学竞赛促进经济增长。这导致对博士毕业生的需求上升，学术职位增加。(15)学术职业的工资也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5.21%，是其他非学术职业的两倍(16)，大量其他职业从业者涌入学术职业。60年代，美国的经济条件对于学术职业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尽管学术劳动力市场有所降温，学术职业的工资与其他学术市场还是有可比性的。这一时期的学术劳动力市场更多以男性和白人为主，这一时期的学术职业具有高度选择性，入职和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都有关系。(17)学术职业直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没有什么发展。(18)1940年，大约15万人受雇于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戏剧性的增加发生在60年代，5年内学术职业增加了15万人。在60年代中期，学院教授工作流动的比例爆炸性增长。在这段时间，8%的全职大学教师改变了工作。该时期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收到两个或更多职位的邀请是非常普遍的。(19)大学教师增长中女性的增长比例占19%，尤其集中在护理、图书馆科学和家庭经济学等领域。(20)学术劳动力市场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工资和入职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收益被学术职业的通货膨胀和招录人数降低所蚕食，教师的平均工资下降了21%，全职和兼职教师数从40.2万增加到52.2万人，10年内增加了30%。(21)在1972年至1982年间，工资的实际增长却是负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