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蔡宗模(1967- )，男，重庆璧山人，博士，重庆文理学院院校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重庆 402160；毛亚庆(1966- )，四川南充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范式理论来自库恩的科技史研究，与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密切相关。该理论因概念的模糊性问题遭到“严格科学”的质疑，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理念、话语和技术三个方面对一个范式进行操作化、学科化、问题化处理，使之成为一个适切的概念工具。这对于理解高等教育中的各种范式论争，处理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重大转型和发展问题，具有显著的理论潜力。

　　关 键 词：库恩 范式理论 高等教育 人文社会科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第三批)“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趋势与中国战略”(13FJK014)；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BIA080035)。

　　中国古代汉语里本没有“范式”一词，只有“范”与“式”。虽然南朝刘勰将两者连用，但他是在“模范”和“榜样”的意义上使用的[1]。现代“范式”(paradigm)概念源自希腊语paradeigma，柏拉图把具有相似性的特殊对象的形式称为范式，人们审视范式以获取知识[2]。美国的《韦氏大学词典》中，范式具有“范例、样式”“词的变格或变位”“科学学派或学科的哲学框架或理论框架”等意思。[3]《牛津大学英语词典》对范式的解释有两个：①一个典型的例子、模式，或某一科学问题的研究方法。②词形变化[4]。显然，英语中“范式”一词的含义是受到库恩的“科学范式”的影响的。

　　一、库恩的“科学范式”

　　在研究科技史的过程中，库恩发现科技发展并非如现代化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幅连续的、线性的、螺旋上升的进步图景，而是一个以一种信念、规则和技术取代另一种信念、规则和技术的“跳跃”和“突变”过程。借用政治革命的概念，库恩称之为“科学革命的结构”，即旧范式的崩溃和新范式的崛起。两者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新范式并不比旧范式更科学。科学家在各自的范式框架下所从事的研究活动和解释工作，在逻辑上都是自足的、合理的，因而都是科学的。“不科学”不是跟范式的新旧不同有关，而是跟没有任何范式指导的“盲动”有关。科学家一旦放弃了旧范式而又不愿意接受新范式，他就游离到科学领域之外，所从事的就不再被视为科学探究活动了。

　　可以认为，库恩的范式概念，相当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科技王国的“宇宙”。范式一旦确立，就意味着学科发展达到了成熟阶段。后继者的研究活动不必再从“地基”开始，大多数时间和大部分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下从事“常规性”研究和实验。研究问题的选取首先受到范式制约，凡是不符合范式规则的现象和问题都被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不构成研究的对象。而凡是符合范式规则的问题都必定有一个“谜底”，科学家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找出这个“谜底”。他的作用不是发展或改变范式，而是使之趋于精确和完备[5]111。一旦出现既有范式不能解释的结果或“反常现象”，科学家不是首先怀疑自己的范式信念存在问题，而是怀疑自己的研究操作出了问题，因而极力想办法改进研究设计，通过注释和局部修正继续维持旧范式的权威地位。没有足够多的反常现象大量出现，没有另一个足够强的新范式(可行的替代方案或新的范式候选者)可以更好地解决旧范式不能解决的问题，科学家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原来秉持的信念而改弦易张。科技革命的工作往往由受旧范式影响较小的年轻科学家来完成。库恩认为，新范式的确立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新范式必须能解决一些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著名的和广为人知的问题；其次，新范式必须能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只有这样，科学家才会有意愿接受新的范式[5]152。在革命前后，有些科学家放弃了原来的范式，也拒不接受新范式，他们实际上选择退出了科研领域；有些科学家继续坚守原来的信念，按照旧范式从事深入细致的探究工作，试图维护和恢复旧范式的合法地位；更多的科学家，特别是新加入的成员则在新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所谓“清理垃圾”的新的常规性研究活动。整个科学史就是遵循着“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的规律，不断周期运动而向前推进和发展的。

　　库恩的范式也有大小之别。整个科学共同体有一个共同信守的范式，但科学共同体内部也有很多分支，包括各个学科和每一个专门的研究问题。每一个分支领域都有自己信守的一套范式，规约着科学家的行为，界定着研究的问题，规定着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所以，大大小小的范式有点类似于大大小小的模式。“一个范式(paradigm)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但“许可这种合适的模型和模式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在‘范式’定义中通常包含的意义”[5]21。显然，范式比模式更宽泛、更抽象、更具包容性。

　　关于库恩科学范式的含义，有研究者指出，仅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文中至少就有21种[6]77-83。对此，库恩在《后记──1969》[5]175和《再论范式》[7]中一再试图澄清，以致最后干脆放弃了这个概念的使用。可见要真正把握库恩的范式概念并非易事，这为范式的滥用和争议埋下了种子。

　　二、范式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运用

　　虽然库恩最终放弃了范式概念在“严格科学”中的使用，但这一概念是在研究科技史的过程中形成并提出来的，它关涉到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使之具有“普世”价值，获得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在内的各学科的广泛认同和共鸣。

　　目前，在人文社科界，范式理论的适用性问题还存在争议。科技哲学界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最有发言权。他们往往通过对库恩本人及其著作的历史考察，雄辩地梳理出库恩“范式”的本然意蕴，为库恩及其范式正名，进而对非科学领域(实为自然科学标准)的范式泛滥大加挞伐。他们坚持对范式概念的严格运用，认为和自然科学相比，情景差异和社会变迁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都是两个重要的参量，而这两个参量都反对范式性概化，因而社会科学不适于使用“范式”。[8]这样，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准科学”在内的范式运用要么是不合格的，要么是对原范式概念的扩展或工具性套用，跟库恩本人及其范式已经没有多少内在一致性了。“准科学”的范式研究尚且如此，那些远离客观性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更不在话下。

　　由此可见，后人对人文社会科学中范式运用的批评大有原教旨意味，与库恩的担忧颇不相符。我们不能无视人文社会科学中经验范式存在的现实，也不应该否认其中科学范式应用的可能性和价值。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及其范式有什么特殊性？①

　　肯尼思·贝利认为，社会科学的范式“就是观察社会世界的一种视野和参照框架”[9]。葛兆光等认为，它从“预设”或“假说”开始，到“模式”或“范型”，最后变成“常识和制度”[10]。乔治·瑞泽尔认为，在社会学中，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使用“范式”概念：既可以用来区分科学家共同体或干脆用来区分不同学科，也可以用来代表某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还可以用来代表同一时期、同一领域内的亚科学家共同体[11]。社会学家们基本上都认为，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共存的。比如约翰逊就证实，面对不同的范式，“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一种高得多的意见一致程度”[12]。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这种差异，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完全相同。社会科学的发展更多体现的是理论的选择性与可能性，因而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中范式的更替和转换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发展的深度、广度和维度的拓展上，而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学中所谓的“革命”[13]。

　　如果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行为，上升到文化现象加以解释，则范式理论便可获得新的理解[14]。由于范式与包括社会学、历史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先天亲缘关系，国内外用“范式”来分析研究各学科问题的学者不胜枚举，几乎覆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②，而“文科理论，作为思想中的时代，不能不随着时代变革发生巨大的变化，并转换它研究的范式”[15]。从强调研究主体思维转变对科学知识体系的影响来看，范式理论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范式”的理解和使用已经超越了库恩的意图，成为表示“事物的观点”和“思维的框架”[16]以及“研究路径”等一般用语的意思。

　　范式的提出并不是自然科学自身演化的结果，因而不应该为所谓“严格科学”的自然科学专享。如果放弃其原教旨般的僵化逻辑，转而吸取其作为“科学范式”的合理成分，人文社会科学对范式遗产的取用就会从容得多。之所以库恩一提出范式就引起了科学界内外的广泛反应，完全有其社会现实、社会经验和社会心理之必然，只不过在这个学科遵循着一种范式，在另外一个学科又变形为另一种类似身份罢了。如果以所谓科学的严格准确(事实上库恩本人也无法使这个充满了人文和社会气息的复杂概念变得明晰易识)为范，不以社会发展的眼光，也不考虑概念本身作为问题解决或知识探索的工具(或拐杖)价值，为概念而概念，为科学而科学，那么这种话语不是科学霸权的反映，就是守旧自负的表现。

　　本文认为，无论被视为一个工具，还是作为一种哲学，范式都有其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范式可能不是一个万能的工具，不可以一劳永逸或革命性地解决科学发展中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概念或哲学都没有这种真理豁免权。将库恩的范式概念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不能囿于科学领域的理解。必须从范式本身的基本规定性出发，根据学科特性和研究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学科化、问题化处理，使之成为一个适切的概念工具，为了研究的目的并更好地指导实践服务。

　　三、范式理论的操作化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多次涉及对范式理论的操作化理解。例如：“各种承诺——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所形成的牢固的网络的存在，是把常规科学与解谜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主要源泉。”“在技术、方法或意识形态上得有怎样的改变才能使我这行也那样地进展呢？”“‘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范式即‘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的元素有：符号概括(公式)、信念模型、价值和范例。”[5]38-39，145，157，163-168英国语言哲学家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认为，符号概括是指科学群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共同遵守的惯例和成规，模型则是群体共同遵循的信念和查看方式等，范例则是更为具体的可资运用的工具、仪器设备、教科书或经典著作等。在《范式的本质》一文中，玛斯特曼将库恩的“范式”归纳为三个层次：(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metaparadigm)。这一层次的范式指的是科学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信心、观察方式等，是一种形而上学观念或实体，在本体论、方法论指导下的科学思维方式。(2)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这一层次的范式指的是被科学家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像一套政治制度或公认的法律判决那样被科学共同体遵守。(3)人工范式(artifact 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这一层次的范式指的是更为具体的一些可运用的工具、实际的仪器设备、教科书或经典著作等[6]73-115。

　　这些理解无疑有助于我们将范式理论从纯粹学理探讨引入到具体操作层面。通过深入剖析其基本结构内涵，可以将范式分解为以下三个层次：

　　1.范式的精神内核——理念(idea)

　　理念指科学共同体对世界本质关系等基本问题的独特理解，即世界观(本体论承诺)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倾向(价值观)。范式的世界观功能所认定的根本信念奠定了共同体研究得以建立、科研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范式的价值观功能中的价值选择体系则是共同体得以维持、研究活动得以有效并有序开展的保障。理念显然是构成并决定一个范式的精神内核，相当于迈克尔·波兰尼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译为“缄默知识”)。

　　2.范式的实质构成——话语(discourse)

　　话语是理念灵魂的演绎、外化和丰富，是构成一个范式的主体和实质性内容。福柯认为，话语是语言与言语的结合，它与权力关系相交织，反映着更加丰富、复杂、具体的社会现实。索绪尔将语言流变视为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反映着某种观念或思想的进入或消失。批判话语学者认为，“话语”意味着一种规则或言说方式，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力量。某种话语类型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形成反向的建构作用。因此，分析话语演变是审视和研究范式变革的重要途径，它包括核心概念、理论(符号概括)和规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