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美)裴宜理，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美国 马萨诸塞

　　译 者：谢喆平，陕西大荔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学术史、国际组织

　　内容提要：当下的教育全球化与近代教会大学有相似之处，即存在着大量的学术竞争。由于缺乏明确的学术评价标准，学术竞争并不一定带来学术增长，反而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以及冲突。本文以早期的齐鲁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和目前的北大燕京学堂为例，进行了相关分析，指出学术标准的重要性、多样性是高等教育系统持续发展的保障。

　　关 键 词：教育全球化 哈佛燕京学社 齐鲁大学 燕京学堂 学术竞争 学术标准　

　　当下的我们身处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贸易领域如此，高等教育也如此。这一点很容易观察到。事实上，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这两个领域也越来越相互关联。较之全世界其他地方，由于一批高等教育国际项目高调展示了中外投资力度，这一趋势在中国也许更明显，其中有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宁波的诺丁汉大学、昆山的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等。通常，这些机构得到了学费导向的欧美高校和中国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教育上它们是创新的，在经济上也是有效和有收益的，为争夺全球贸易中高等教育的“市场份额”而相互竞争。

　　在很多方面，当下全球化高等教育实验的商业模式与中华民国时期的基督教教会大学相去甚远。早期的高等教育实验由西方教会机构主导，大批资助源自美国、英国和欧洲教会的会众捐款。今天，推动高等教育的全球化进程的则不再是寻求“转化”的教会，而是寻求经济增长的政府和寻求提高收入和排名的高校。上述努力也不再局限于西方，而已扩散至全球。

　　尽管就动机、机制和规模来说，过往与当下的高等教育全球化差异甚大，但我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有启发意义的相似性。其中最根本的，是这两者与全球化一样，在校际和国际间导致了大量的学术竞争。国际关系专家们经常就经济全球化到底为世界带来和平还是战争而进行争论。实际上，教育全球化的作用、即其对国际和平与冲突的作用，也值得思考。

　　我们大多觉得冲突是坏的，应该避免；合作通常对教育发展而言是好的，值得鼓励。因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我们似也倾向于欢迎全球竞争。究其根本，大学间为吸引最好的学生、国家间为建立全世界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所开展的竞争，看似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常被告知“全球化教育”对培养世界公民而言很重要，而世界公民应拥有最优知识。但是，过往和当下的教育全球化实验表明，学术竞争也会导致负面作用。如果没有学术上有意义的标准和卓越的教学法，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可能导致资源浪费、甚至导致冲突，而远不是产出全球公民或者全球知识。我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其一源自过往(本文将深入讨论)，另一则取自当下(本文只做简要介绍)。

　　以齐鲁大学(西文名字是山东基督教大学)及其与哈佛燕京学社(HYI)的关联为例。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陶飞亚教授和刘家峰教授1999年在《文史哲》杂志已就此发表了相关论文。①刘教授去年与我分享此文，并抱歉说他协助开展上述研究时只是个研究生，但这个道歉是不必要的——因为论文很出色。由于该文，我有机会研究哈佛燕京学社档案中所保存的齐鲁大学档案。哈佛燕京学社的档案与陶刘二教授的文章是一致的。陶刘二教授指出，与对其他基督教教会大学一样，哈佛燕京学社对促进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很重要。但他们也指出，由于当时中美之间的学术与文化语境差异甚大，哈佛燕京学社和齐鲁大学的取向存在着显著差异，导致合作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摩擦。他们认为，尽管哈佛燕京学社对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学社从未能理解齐鲁大学与其他高校开展学术竞争的重要性。结果是学社强调本科教育超过前沿研究的政策，永远无法完全实现。

　　上述分析当然有其模糊性，但与我在哈佛燕京学社档案中的发现事实上也不矛盾。然而，我愿意提出稍为不同的阐释。陶刘二教授从齐鲁大学的角度提出了与其他高校竞争的动力，而我认为，哈佛燕京学社对加剧竞争负有更大责任。由于陶刘二教授已就竞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讨论，我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没那么正面。

　　确实，哈佛燕京学社像联合董事会一样，鼓励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彼此进行分工。但是在哈佛燕京学社眼中，这并不真的是一项平等主义的安排，反而是相当层级性的——燕京大学位于金字塔塔顶，其他基督教大学被鼓励要敬仰和仿效燕京。哈佛燕京学社要求其他基督教大学把年度报告提交到位于燕京校园内的哈佛燕京学社办公室，而不是直接提交到美国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本部。齐鲁大学很快表示同意，但解释说“即便在中国，机构性嫉妒也并未全面消失，大学都意识到各有所长，自然也就指望他校在其他领域的引领地位。例如，各校都认同金陵大学在农科、齐鲁大学在医科、燕京大学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引领地位”。②这听起来是中国基督教大学间平等主义的劳动分工，但是，由于哈佛燕京学社资金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中国文化研究、燕京大学被视为该研究领域的领军教会大学，因此，哈佛燕京学社制定了固有的层级制度。

　　更确切地说，中国所有的基督教大学都意识到，开展中国研究是在本土获得认可和受到尊敬的一种途径。就齐鲁大学而言，其国学研究机构——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与山东省图书馆、山东考古学会、中央研究院的山东籍院士，以及本省其他主要机构和学者开展了重要合作。该国学研究机构的重要课题关注山东的历史地理、齐鲁文化的发源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齐鲁大学教员的明义士是出色的甲骨收藏者和学者，1936年他高兴地向哈佛燕京学社报告说“较之以往，齐鲁大学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获得很大提升，研究所的工作也得到了教育界赞许”。③他写道，中国地方社会“认识到基督教大学有兴趣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并在用最现代的方法训练自己的学生来进行理解和欣赏。”④明义士教授指出，青岛市长沈鸿烈为齐鲁校园内的一个小博物馆捐资1000块墨西哥鹰洋，以提高用现代考古方法研究中国史的兴趣。⑤

　　在明义士这样的传教士型学者心中，中国文化的前沿研究是争取地方精英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山东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但是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分级体系中，齐鲁大学并不是中国研究的引领者，应该关注本科层次的中国研究教学，而不是开展前沿的国学研究。对哈佛燕京学社来说，在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中，只有燕京大学才提供“世界一流”的研究生层次的中国文化训练。哈佛燕京学社教育委员会总结道：“在(中国研究)的研究生层次，只有燕京大学一家。”⑥

　　自然而然，燕京大学热切希望提升自己的超然地位，拿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国研究款项中的最大份额。意识到了来自齐鲁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所的竞争，燕京的司徒雷登校长1933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一次董事会会议中指出，“最令人不满意的状况大概是齐鲁大学，该校把因汇率优惠带来的额外资金用在了项目扩充上，这政策是否明智，值得怀疑。”⑦司徒校长建议说，由于齐鲁大学所拿到的资助已经超过其所能做的；易言之，哈佛燕京学社对齐鲁的额外资助既不必要、也不明智，资助更应拨给他的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一任社长叶理绥教授1937年春天对齐鲁大学的访问更强化了这一判断；叶理绥教授指出：“齐鲁仍以旧方法开设课程，应让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进行改进。这种状况在其他高校也存在，只有燕京是个例外——燕京有洪业教授。”⑧

　　事实上，齐鲁的中国研究难说不合格。抗战时期，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迁至成都，聘请了三位中国最有声望的国学家：顾颉刚、钱穆和吕思勉(吕为上海的国学研究所工作)。顾颉刚之前是设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办事处成员，但战争开始后他离开北平去了昆明。之后，顾成为设在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但这并未改变哈佛燕京学社的观点，即燕京大学仍是中国研究在中国的首选之地。在评论齐鲁国学研究所的研究质量时，叶理绥批评说其学术发表缺少方法、缺少原创性、是“老式的”、“不值得发表”。他强调说齐鲁需要一个燕京的洪业那样的领军者来提供现代方法论，建议齐鲁派一名年轻学者到燕京跟洪业学一年。如果洪教授认为齐鲁学者够出色，可由哈佛燕京奖学金供其前往哈佛大学继续学习——在叶理遂心目中，哈佛是全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⑨

　　在成都，哈佛燕京学社鼓励齐鲁大学和也迁至此地的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一起，提供统一的本科层次的中国研究课程。学社经常对齐鲁将大笔资助用于研究而非教学表示不满。例如叶理绥曾质疑为什么吕思勉收到6000块银元的特别研究费——几乎跟他7000块银元的高工资一样多，而且吕当时人在上海，并不在齐鲁教书。⑩学社还坚持要三所大学放弃各自独立的中国研究刊物，只出一份期刊。(11)

　　哈佛燕京学社对齐鲁、金陵和华西协和大学的政策与燕京大学的待遇形成强烈的对比：燕京出版的《燕京学报》(在中文世界中，该学报的地位相当于英文世界中哈佛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收到学社的大笔资助。中国其他的基督教大学不得使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名义，但学社的研究办事处就设在燕京大学校园里。有次收到一封信，说顾颉刚是“齐鲁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叶理绥发火了，他愤怒地反击说“哈佛燕京学社是位于麻省的坎布里奇的一个机构。在中国，学社只在北京有一个办公室，一位执行秘书，其他相关大学不应使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名字。”(12)

　　不只叶理绥因其他教会大学争夺哈佛燕京学社资源而生气，燕京大学对顾颉刚到成都领导齐鲁国学研究所也不高兴，尽管他是出于爱国目的。洪业写信给叶理绥说“我已一次次地告诉(顾颉刚)，反对他扩展无数的学术和其他活动……我认为他应该在1937年秋天返回燕京。”(13)洪业和叶理绥尤其关注顾颉刚关于王朝史的一项索引研究，因为该研究与洪业在燕京领导的汉学索引项目产生了直接竞争。(14)

　　根据哈佛燕京学社的评估，齐鲁也因与其他基督教大学的比较而受伤害。齐鲁1938年迁到成都，马上就对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金陵大学独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印象深刻。齐鲁自然希望得到同样的支持。但是对叶理绥来说，尽管金陵当然和燕京不在一个档次上，但金陵拥有“机构完善的中文系和出色的教员”，因此有在学社的支持下成立独立研究机构的基础。(15)相反，叶理绥在1945年给齐鲁大学董事会的一封信中说“以我的经验，即便学社提供了充分的资源，齐鲁的中文系从未强过。”(16)叶理绥坚持认为，齐鲁中文系质量不高的原因是该校把基本教学的经费用在了前沿研究上，他建议齐鲁立即关闭国学研究所，否则就会有失去学社支持的风险。

　　数年中，齐鲁确实为本科教学缩减了研究活动。但是直到1950年1月末，齐鲁文学院院长张Hsishan教授(尽管叶理绥早先警告过，在当地张仍然被称为“齐鲁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仍致力提高本科教学与国学前沿研究。中共建政山东后，齐鲁的一位外籍教授德雷克致信叶理绥：“我们尤其希望哈佛燕京学社能够考虑持续在中国的(研究)项目，我认为，有些事比致力于研究中国文明源头更重要。”(17)与之前的西方传教士教育家一样，德雷克乐观(天真)地认为“正在逐渐转对中国文化根源的研究……如果我们将工作再持续一些年，我们会再次见到其价值被充分实现，并能更清楚地看到，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中国的未来而言，那将是多伟大的贡献。”(18)对德雷克以及他之前的明义士来说，基督教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目的很明确：争取中国社会对传教士的教育和宗教事业的接受。但是，随着所有的基督教大学被批评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代理并于1952年被关闭，这一希望当然落空了。30后哈佛燕京学社重返中国、重返山东大学，但情况已与当初相差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