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立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

　　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特征就是进入到了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在总结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特征，并结合近几年高等教育发展形势来分析我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正在由追赶型、被动型的模式转向主动型的发展模式。

　　一、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种模式

　　从总体上看，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可以大致分为发达国家模式和后发国家模式。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以欧美和日本为代表，高等教育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是在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在高等教育投入的生均水平较高的基础上，经过较长时间而逐步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扩张也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相适应，实现了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高等学校多样化。这种模式可以看做是自然演变发展的、主动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普遍是在人均GDP水平较低、高等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较低、并主要是社会和政府推动的背景下，以较快速度实现了大众化，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所谓跨越式增长。高等教育发展只是注重数量增长，缺乏自然演变发展的历程，高等教育结构传承了精英阶段的特征，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并不显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脱节。这种模式可以视为被动型的、追赶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

　　1.发达国家主动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是在人均GDP具有较高水平，在较长时间段内实现大众化进程；后发国家的追赶型模式是在人均GDP较低水平上，以较快速度跨越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用数据衡量的话，到底在人均GDP达到什么水平时，就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世界各国并无一致的标准。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国家，1940年，在美国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的时候，其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5%，1970年，在其人均GDP约为5000美元的时候，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毛入学率为49.9%)。许多研究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设想，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会普遍按照美国模式预演。但是，欧洲高等教育发展却呈现出与美国不同的路径。在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0%左右的时候，欧洲仍保持精英教育模式，只有不到5%的适龄青年进入高等院校。只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逐步实现了大众化。英国在1970年人均GDP为2223美元时，其毛入学率为14.4%；法国在1965年人均GDP为2095美元时，其毛入学率达到了14.2%；联邦德国在1970年其人均GDP为3087美元时，其毛入学率为13.4%，基本接近大众化的水平。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在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时，才逐步实现了普及化。2006年法国人均GDP为36642美元，毛入学率达到56.2%；英国2006年人均GDP为39227美元，毛入学率达到59.3%；德国2006年人均GDP为35166美元，毛入学率超过50%，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处于追赶状态，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GDP有限的情况下实现了大众化和普及化。阿根廷在1970年人均GDP为1318美元的情况下，毛入学率达到了14.2%，2000年其人均GDP为7703美元，毛入学率达到了53%，其后不断发展扩张，到2009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71%，而其人均GDP仍为7665美元。智利、乌拉圭、秘鲁等国从大众化步入普及化中期阶段(毛入学率达到60%)时，还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秘鲁2001年人均GDP为2056美元，其毛入学率达到了32%，其后一直缓慢发展，到2006年人均GDP为3312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了35%。智利在1998年人均GDP为5278美元时，毛入学率为35%，到2009年人均GDP达到10179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59%。巴西2000年时人均GDP为3700美元，毛入学率达到16%，2005年人均GDP为4723美元，毛入学率为25.5%；印度在2006年人均GDP为826美元，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2%，开始向大众化迈进；印度尼西亚在2000年人均GDP为773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了15%，到2009年人均GDP为2273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了22%。

　　2.发达国家的主动型大众化是依靠较高的高等教育投入作为保障；后发国家是在投入水平较低，特别是部分国家财政投入较少、主要是依靠社会投入增加来支撑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高等教育投入是高等教育得以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职能的扩展，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投入可以分为政府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包括学费、捐赠等)两个部分。

　　美国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强国，1940年人均GDP为1014美元，毛入学率为15%时，其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71%，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21%和0.49%；1960年美国人均GDP为5264美元，毛入学率为31.5%时，其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10%，其中，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9%和0.61%；197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人均GDP达到13827美元，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2.07%，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94%和1.12%。到2007年，美国高等教育总投入达到了创纪录的3.1%，其中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0%和2.1%。日本在197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7%时，其高等教育总投入为0.92%，其中，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8%和0.44%；198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1%时，高等教育总投入为1.28%，其中政府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60%和0.68%；到200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时，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51%，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68%和0.89%。有学者曾专门统计过OECD主要国家1998-2008年高等教育投入的平均值，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模式，美国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2.75%，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04%和1.71%；日本总投入为1.27%，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8%和0.88%；澳大利亚总投入为1.58%，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78%和0.80%；加拿大总投入为2.43%，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46%和0.97%；英国总投入为1.12%，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68%和0.44%；意大利总投入为0.79%，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56%和0.23%；法国总投入为1.24%，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03%和0.21%；德国总投入为1.11%，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97和0.14%；加拿大总投入为2.46%，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49%和0.97%。

　　表1　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DP的对应情况

　　发展中国家情况各异。以2009年的有关数据为例，阿根廷毛入学率为71%，人均GDP为7665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4%，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1%和0.3%；秘鲁毛入学率为35%，人均GDP为4412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2%，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和0.8%；印度毛入学率为16%，人均GDP为1127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3%，几乎全都为政府投入，社会投入极少；智利毛入学率为59%，人均GDP达10179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2.1%，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3%和1.8%；印度尼西亚毛入学率为22%，人均GDP为2273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0.7%，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5%和0.2%。

　　总体来看，后发国家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占GDP比重偏低，并且大多数国家主要是依靠社会投入增加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世界银行专家贝努瓦·米洛特经过研究得出了结论：高收入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公共生均支出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在高收入国家，公共支出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增多，政府不断向其高等教育系统增加投入。而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生均公共投入随着财富的增加急剧下降，政府增加公共投入的步伐无法赶上入学人数的爆炸性扩张。许多国家正在经历这一变化，政府也无法向现在的学生提供精英教育时期的高校学生所享有的资源。

　　3.发达国家的主动型大众化进程是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相适应，建立起了不同于精英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体系，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规模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相脱节，高等学校更多是精英教育阶段的“扩充版”，没有建立起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体系

　　教育是培养人才，面向未来的事业，高等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究竟应该培养什么类型、何种专业的人才，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才能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传统观点认为，高等学校需要认真细化研究针对未来几十年经济和科技对于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然后据此研究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建立起所谓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但是，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几十年经济科技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具体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建立起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等教育结构？答案就是提高高等教育的适应性，建立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体系。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着重培养学生的适应性，以适应技术变革、组织变革、产品结构调整及工资水平的变化。卡内基高校分类方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70年，克拉克·克尔担任卡内基金委员会主席时，根据不同高等教育机构承担的不同任务，将美国各类大学和学院予以分类，并制定了明确的分类标准，于1971年制定了供卡内基教学促进委员会内部使用的版本。此后，卡内基高校分类经过系统修改，又先后出版了1976、1987、1994、2000和2005年5个版本。多样性也是欧洲高校的优势，欧洲教育政策也正在通过指标分类体系引导欧洲高校多样性的发展。欧盟给予高校分类的定位是，分类不应该被看做大学排名的工具，也不是在各种机构之间建立等级制度，而是强调分类的多指标和非等级性，目的是帮助高校树立自身形象。其次，分类也不是对高校质量进行评价的工具。欧洲高校分类方法强调系统多样性、结构多样性、专业多样性、方式多样性、声誉多样性、构成多样性、价值与氛围多样性。

　　无论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法还是欧洲高校分类方法，都是在对高校现状描述与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指引高校朝着多样性道路前进，并无判别高校优劣高低之意。当然欧洲高校分类与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都是在欧美高等教育较为成熟、高校多样性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成熟与多样性的高等学校体系是开展有效分类的基础。可以说，欧洲高校分类方法和卡内基高校分类方法是对欧美高等学校现状的统计与描述，是对现实的反映与归纳，具有统计学意义，是在现实基础上开展的分类而不是以分类指导高等学校发展。在高等学校多样性发展不成熟的背景下，开展高校分类对高等教育系统自身意义不大，也难以为高等教育改革制定提供依据。

　　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传承了精英阶段的特征，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高等教育扩张主要基于政治与文化的需求而非经济的自然需求，高等教育结构是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扩充版”，没能建立起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多样化高等学校。

　　二、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人均GDP水平较低，高等教育生均投入水平较低的基础上以较快速度实现的，符合追赶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征。

　　中国高等教育在短期内通过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8%。当时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自1999年实施高等教育大扩招，1999年招生152万，2000年招生220万人，2001年招生260万人，到2002年便提前实现了15%的奋斗目标。

　　中国是在人均GDP较低水平上通过快速扩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1998年人均GDP是821美元。2002年毛入学率达到15%时，人均GDP是1135美元。2006年强调降低扩招速度时，人均GDP是2070美元。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为2385万人，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是3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人均GDP是4394美元。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进程中，高等教育投入水平较低。199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0.696%，2008年占比为1.446%。但是，相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规模的增速，高等教育投入增速有限。财政性投入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从1999年到2006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近几年才有所缓升。中央普通高校1999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12150.5元，到2005年、2006年降至10851.3元、11956.1元，到2008年缓慢回升到13631.6元。地方普通高校1999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7010.8元，2005年、2006年、2007年降至4741.6元、5072.6元、5724.1元，到2008年才回升到7017.4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高等教育投入是处于下降状态的。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渠道主要是依赖社会投入。1999年2月19日，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经济学消息报》撰文指出，若三年内使我国高校招生数量增加一倍，达到年招生量200万人，并一律实行收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4000元-5000元，在校消费约40亿元，再用我国的产出乘数匡算，这240亿元可拉动1000亿元的投资与经济消费。当时，高校扩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从此，学费成为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696，财政投入为0.421，社会投入为0.275，社会投入中学杂费为0.101；到2002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1.269，财政投入为0.627，社会投入为0.642，其中社会投入中学杂费为0.354；到200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1.446，其中财政投入为0.686，社会投入为0.760，社会投入中学杂费为0.490。扩招十年来，学杂费一直呈现绝对增长趋势，1998年，学杂费为1789元人民币，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3.0%，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2.8%；2002年，学杂费为3524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5.7%，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4.3%；2008年，学杂费为6612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1.9%，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38.9%。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中学杂费占比重过高，2008年已超过高等教育投入的三分之一，其他社会投入明显增长，国家财政投入比重不断下降，这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增长、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基尼系数高的状况不相适应。

　　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有质的变化，1998年是“财政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辅”，到2008年改变为“社会投入为主，财政投入为辅”。1998年财政投入占60.5%，社会投入占39.5%，到2008年财政投入占47.4%，社会投入占52.6%。199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0.696%，其中，财政投入占0.421%，社会投入为0.275%；到200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1.446%，其中，财政投入为0.686%，社会投入为0.760%。另外，中国高等教育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建设和改造力度，导致部分高校负债严重，据《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披露，当时我国公办高校拖欠银行贷款额度已达到1500亿元到2000亿额度。另据《新快报》2013年1月12日报道，截至2011年6月，广东很多省属高校有3亿到5亿元不等的公债；截至2012年，广东50所省属公办高校贷款为98.69亿元，需向银行支付7亿元利息。银行贷款和高额利息，是高校过去从来未遇到过的困境。

　　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高校分层分类和高等学校多样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相一致，高等学校类型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时，高等学校呈现出“同质化”的特征，到了大众化阶段后，则会形成高等学校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了高校学生数量剧增、高校数量增加和高校规模急剧扩大，还没有出现合理的分层分类，更谈不上实现高等学校的多样化，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速、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