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孔懿，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邮编：210013

　　德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1880-1963)说过：“教育也是一种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指向不断发展着的主体的个性生命生成，它的最终目的，是把既有的客观精神(文化)的真正富有价值的内涵分娩于主体之中。”[1]学校正是一个集中、精选、传递、传播文化之所，是将人类文化的真正价值“分娩于主体之中”的地方。它与文化无法分离。只要是学校，自然就有包裹、充斥和浸透着它的文化。换言之，学校文化是一种事实上的客观存在。你建设不建设，它都存在着，都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或意识之外存在着。因而我们面临的不是“要不要”建设的问题，而是建设“什么样”学校文化的问题。

　　学校文化是专门的文化教育机构有组织的文化，是根植于民族文化、超越大众文化、带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文化，包括唤醒校园主体精神成长的启蒙文化，以及由相对独立的学校群体创造并分享的校园精英文化。学校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精神是内在于物质、制度以及人的所有活动的深层机理性要素。斯普朗格将文化分为四个主要部分：①团体精神；②客观精神，它积淀在语言、文字、符号、工具之中；③规范精神，体现为学术规范与生活规范；④人格精神，即具有意识的个人无不具有文化意义，并使这种文化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这四者中的前三者属于超个人的客观力量，也称客观文化。后者为个体的人格精神，它必须借助于对客观文化的吸收内化才能充实与完善。这里，个体既依赖客观文化，又是独立的、自由的；假若成了客观文化的奴隶，就会丧失创造激情，产生无可奈何的压抑感，即产生与文化本义相悖的“反文化”效应。

　　“文化”有新旧、正反(负)、雅俗、优劣、高下、先进与落后等等的区别。“文化品位”是标志文化品质、水平高低的概念。“文化是有高低之分的。高文化是人的心智发展相对成熟的表现，低文化是人的心智发展相对不成熟的表现，由于人的心智成熟程度的不同，因此文化也就表现出高低。”[2]所谓学校文化建设，其实是说推进学校文化品位的提升。它不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我们推动学校文化进步的持续努力。

　　 文化的高低不在于外表繁华与否，而在于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说，学校文化品位将是评价学校文化的内在标准。没有这一标准就无法区分高下，也无法确立学校文化进步的目标，那将会助长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倾向，在所有学校都有文化、都有“特色”的背后，将是严重的良莠不齐。

　　 学校文化的核心是学校精神，其最高指向是真善美。真善美是评价学校文化品位的当然尺度。

　　 ——“真”的尺度。

    至少可以从三方面衡量学校文化之“真”。

    一是指向人的内心的伦理学之真，考量学校校长及教师对待学生、家长及社会的真心诚意。《庄子》记载：“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3]这样的“真”可谓“天真”——全无装腔作势的自然之真，朴素之真，与虚情假意相对立。在学校文化中，这样的“真”主要体现为挚爱、坦诚、包容、和谐。

　　二是以客观性为基础的认识论之真，它是科学性的代名词，有层次差别，例如：有根本之真与枝叶之真，有本质之真与表象之真，有整体之真与细节之真等等。就中小学校而言，对基础教育与受教育者全面、和谐、终身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对基础教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的认识，就是最根本的认识。学校如能自觉地以这一根本认识统领其他方面的具体认识，保证各种教育措施都能符合这一根本认识，那就达到了根本的、全面的真。

　  三是指向认识与行动的关系的实践论之真，主要指行知同一，言行一致，真抓实干，不耍花枪，不虚张声势，不搞形式主义。它要求校长和教师将正确的理性认识付诸实践，一切从校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不唯上，不唯古，不唯书，只唯实。动员全校师生鼓实劲，扎扎实实地下真功夫，把奋进气概和求实精神、远大理想和当前现实、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现在有可能实现的事现在就努力去做，不保守，不拖延；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的事创造条件准备将来去做，不浮夸，不冒进。

　　——“善”的尺度。

　 “善”的含义之一是善良、慈爱，与“恶”相对。学校应该是充满着爱心善意的精神家园。如果将学校文化比成水池，那么，爱心善意就是水池中的水。我们在讨论水池是圆形好还是方形好的时候，更应当关注的是池中的水质。

　　以善为取向的学校文化，底线标准是学校中没有恶意的讽刺、挖苦、责骂、体罚等现象，没有伤害师生自尊的现象，没有扭曲和摧残人性的现象。“学校，按其性质来说应是讲究人道、仁慈、人性的地方，是培植人类心灵和高尚人的细微情感的圣地”，然而“现在有时成了任性、专横和非正义的所在地”，“我们因忘记教育学上最简单的真理而给自己、给孩子带来了多大的不幸。喊叫、神经质、紧张，使教师进入到教育学上的无能为力的困境，此时此刻教师又会使用更加可怕、使学生更加蒙受羞辱的手段。”[4]在这些学校，学生被视为消极被动的容器，成为分数的奴隶。为了分数，为了升学率，学校不惜挤压学生的休息时间甚至睡眠时间，不惜牺牲后进学生的人格尊严。“不少儿童在尚未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中、在课堂中、在班级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经历着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漫长过程，体验着‘边缘’的惆怅与‘底层’的痛苦。对他们而言，学校还是乐园吗?教育还是道德的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