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杨，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活动持续扩展。以文化和教育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战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恰在此时，东南亚华人酝酿数年的华文高等教育学府——南洋大学——在新加坡成立。这使美国对中国借华文高等教育向东南亚扩张影响力的担忧进一步增强。由于亚洲特殊复杂的冷战形势，美国对南洋大学的政策经历了几次调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才最终明确了“推动华人学校逐渐融入所在国教育系统”这一优先政策目标。美国的政策和行动间接影响到了包括南洋大学在内，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走向。

　　关 键 词：美国外交 冷战 中美关系 东南亚 南洋大学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NCET-12-082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GJ033)的阶段性成果。

　　筹建于1953年的南洋大学①是海外华人历史上第一所华文高等教育学府。这所华文大学②是战后东南亚华人青年继续求学的希望所在，也是海外华人群体寻求文化归属的精神象征。然而，南洋大学发展之路极不平坦，“很少有一所大学，在倡议之初就引起如此强烈的官民对质、朝野较量、种族纠议，甚至是国际政治的异常关注。”③南洋大学的最终命运(1980年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亦昭示了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坎坷路途。

　　南洋大学在华人世界影响巨大，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④然而，若要全面解读南洋大学的兴衰历史，至少要从四个层面来分析才能看清其全貌。其一，战后东南亚华人群体民族意识复兴，迫切寻求文化归属和精神家园的主观意愿；其二，华人的中华文化取向与其侨居国构建国家认同这一根本政策目标背离所引发的政治难题；其三，处于新旧霸权势力交替时期，传统殖民国家(英国)与新兴帝国(美国)争相介入东南亚华文教育问题的角力；其四，冷战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对东南亚的冷战政策，对华文高等教育的干扰与影响。上述四个层面中，前三个常被学者用作研究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问题的切入点。⑤但对于冷战如何影响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走势这一层面，虽在相关著述中有所提及，却鲜有细致深入的探讨和解读。⑥

　　包括南洋大学在内，东南亚华人创办华文高等学府的梦想自萌生之初就备受挫折、磨难重重。⑦归结起来，这固然与其明显的中华文化教育导向有悖后殖民时代侨居国政府寻求国家认同的根本政策有关，不可否认，它亦是美英等国在东南亚反共产主义的政策产物。通过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和变动，分析美国关涉南洋大学的政策和行动，本文欲实现以下三个目标：首先，考察冷战如何影响了某些特殊群体(族群)的命运；其次，考察美国随形势变化调整其东南亚政策的历史，以及(美英)新旧势力更迭的历史进程；最后，考察中美对抗如何影响包括南洋大学在内东南亚华文高校的走向。

　　一 南洋大学酝酿期美国的有限支持政策

　　百余年来，海外华人自己筹钱兴办华文中小学校已成惯例。虽然也曾有过成立华文大学的倡议，但由于各种原因终未能付诸实施。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人民族意识复兴。1953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Tan Lark Sye)倡议兴建一所华文高等学府(即后来的南洋大学)，得到华人社会的热烈响应。

　　陈六使曾在多个场合陈述过兴办一所华文大学的原因。从现实来看，毕业后的华文中学学生求学无门。正在走向独立的东南亚各国高等教育资源奇缺，许多国家仅有一所大学。不仅如此，无论是马来亚大学，还是仰光大学，都有很高的入学要求，特别是语言要求，华人学生一般都无法考入。⑨因此，“新马华文中学毕业生目前只能回去中国升学。政府不承认新中国，学生去了就不能回来，如果没有在本地办一所大学。华文教育不能自成系统，将来师资来源必成问题，连小学都不能存在，后继无人。”⑩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陈六使在致林语堂信中写道：“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保留我们的文化，10年后我们会发现华人的教育根基将动摇。20年或30年后我们的语言和文化或许会消失。40或50年后我们将或许不再称自己为华人。”(11)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后来南洋大学面临的主要指责，即一所华文大学会破坏侨居国的国家认同，陈六使已有解答。早在1950年首议南洋大学时，陈六使就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从速办一大学。”(12)由此可见，华人热心办学，仅为满足自身精神需求和现实需要，并无破坏侨居国国家构建的想法。

　　不仅如此，海外华人倡导的华文大学本身也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无论是英殖民政府，还是战后不断向东南亚扩张影响力的美国都承认。“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说，他们不太关心国共之间的激战，甚至也不关心当地政治。”(13)更尖刻一些的评价是“华人只管是否有奶可挤，不关心谁是牵牛人。”(14)

　　然而，这样一个设想单纯的华文大学，处在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冷战政治旋涡中。归结起来，华文高等教育引发美国决策层的担忧是出于以下冷战逻辑：

　　第一，语言和文化教育等同于意识形态灌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两大阵营对抗的影响，东亚和东南亚整体上处于“恐共”国际氛围中。有历史亲历者回顾说，其时学习汉语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人们认为选修汉语的学生具有共产主义取向，“是赤色分子。”(15)美国政府关注的是华文教育更为实际的方面。中央情报局曾对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群体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尽管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但总体来看，他们认为华文教育便利了中共向东南亚国家输出意识形态。美国发现，自殖民统治时期起，华人社区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华人学校系统实际上是在中国控制下。(16)这表现在不仅教师来自于中国，教材亦来自于中国，因此，华校学生的思想意识也必然来自于中国。根据中情局等机构的评估，20世纪50年代初，“缅甸270所华人学校中约有90％为共产主义所控制”；(17)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等地的华文院校也不同程度的遭到共产主义的渗透。(18)

　　第二，学生的流动会加大东南亚地区共产主义化的危险。陈六使所述华人学生升学难的情况的确普遍存在，因此，虽然东南亚各国政府为侨生赴华求学设置了种种障碍，仍然有大批学生前往中国。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在侨务政策上秉持积极主动的原则，特别鼓励侨生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19)1951年，政务院在改革学制时决定，要在“各种高等学校附设先修班或补习班，以便利工农干部、少数民族学生及华侨子女等入学。”(20)美国政府对于侨生赴华学习表现出强烈担忧。美国新闻署认为海外华人青年到“红色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就是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21)行动协调委员会(OCB)(22)则在研究后认为，这些学生已经成为共产党宣传的有力武器：他们的想法已经传回海外华人社区，并且正在影响华人社区的(政治)导向：他们“使中共有了潜在的第五纵队。”(23)

　　第三，在美国政府看来，冷战是一场“人心之争”。海外华人学生，乃至整个海外华人群体是倒向共产主义一方，还是导向“自由世界”一方，对于亚洲冷战的结果至关重要。海外华人没有政治倾向，“对于谁控制中国大陆不感兴趣”这一点并不值得称道，因为这使得中国能够利用其对华人天然的情感号召力，以及作为精神家园和传统文化与语言源头的优势来赢得华人支持。(24)数量如此多的华人支持建立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高等学府，说明大多数华人希望维持其文化和民族传统，这种愿望不容忽视。特别是，美国政府相信，“中共威信的增长是吸引海外学生赴华学习的最重要因素，”(25)学生的求学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东南亚华人的人心所向。从“人心之争”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唯一可行的策略是通过重建台湾的中华文化传统，加强其文化教育设施来满足海外华人的精神需求，进而引导华人向“民族主义中国”表示忠诚。(26)这是美国不断加强对台教育文化交流与援助项目的主要原因。然而，从具体实施来看，这一策略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一点，后文再加以论述。

　　尽管有上述种种担心和顾虑，美国并不赞同其时英殖民政府对南洋大学的简单否定政策。同样认为“接受华文教育的人一般都是亲共产主义的，”英国担心南洋大学作为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会被马共利用来从事颠覆活动；(27)美国则认为海外华人不是不可以加以引导的，重要的是华文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尽管一部分美国政府官员相当悲观，认为南洋大学是“我们(在东南亚)面对的新的更大的潜在威胁”；(28)另一部分官员则较为乐观。艾森豪威尔的特派大使詹姆士·范弗利特(James Van Fleet)在访问亚洲归来后撰写的绝密报告中写道，“南洋大学的创建者已经表示希望这所大学能够最终成为自由东南亚的智识(intellectual)中心。”(29)从已有证据来看，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显然倾向于后一种立场。为了使包括南洋大学在内的东南亚华校“摆脱”共产主义影响，美国新闻署投入大量精力出版华文教材，以便在华校“排挤掉共产党的教材”；雇佣反共教师，引导海外华人群体的非共产主义倾向；用各种方式宣扬美国和“自由世界”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以及文化成就，同时诋毁红色中国，宣扬“自由中国”的成就。(30)

　　南大酝酿期，美英之间还有一个分歧，即尽管两国都承认东南亚华人坚持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危险性，表示应当鼓励其对当地政府的义务与忠诚，但英国的态度更为坚决一些。英国强调“在现阶段的马来亚政治发展，创办一间华文大学会与殖民地培养马来亚共识的政策背道而驰。”(31)美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评价说“殖民政府强烈鼓励当地身份认同，视其为成功的自治所必须，”(32)但仍然采取了不同于英国的立场。从已经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来看，美国政府这一时期主要是想利用台湾作为“反共华人集结的基地，”(33)“尽最大可能鼓励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陆中国和福摩萨(34)之外的华人社区建立紧密联系，并采取措施赢得其同情和支持。”(35)美国向英国施压，试图使其同意在东南亚华人问题上“以民族主义中国来反击共产主义中国”的策略，英国却坚持“既不想让海外华人转向福摩萨，也不想让其转向北京。”(36)美国只好单独贯彻自己的路线。1954年2月5日，美国国务院向24个(东南亚)驻外机构发出指示，传达了决策层有关“离间海外华人社区与中国共产党，争取华人对自由世界支持”的政策，并建议驻外机构就此提出联合计划。在条目繁多的项目列表中，与华人高等教育有关的是美国援外事务管理局(FOA)准备用30万美元(FY 1955)的初期预算花费来扩大台湾教育机构。以便使约2000名华人学生到那里的教育机构学习。此外，FOA和国务院还继续向国会申请资金，用于扩大并改善台湾的教育机构以吸引海外华人。(37)

　　事实上，美国此时对南洋大学的有限支持政策也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新加坡的官员回忆，关于南洋大学，他们得到的指示是与英国人联合“监控”这所大学的形势发展。(38)可见，美国对南洋大学的成立也是充满疑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华人学生流向中国大陆学习，这种趋势有增无减。美国政府将其归因于中国政府有明确的惠侨政策，“中共政权已经做出特别的努力以吸引海外社区的学生。教育免费，毕业后分配也是确定的。在共产主义中国，高等教育7万个名额中的10％是留给海外华人的。”(39)面对中国的积极政策，美国却没有有效应对。正因如此，美国才主动与英国协商，试图开发南洋大学作为反共学府的潜能。(40)1954年3月底，美国通过新加坡和伦敦两个渠道与英国政府进行协商，表明美国以下立场：南洋大学源于华人为其后代提供高等教育的天然愿望；阻止该大学成立的时机已经错过了；该大学任命美国校长和美国教职人员(41)的举动已经使美国不可避免地与其发生了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其进行渗透是可以预期的。美国因此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由两国合作对南洋大学提供友好的意见和帮助，以便“阻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并尽可能的鼓励其推进自由世界的目标。”(42)有学者认为，美国在南大问题上对英国的“忠告和帮助，”最终促使英国政府对南大从原本的“默反”转为“默认”的态度。(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