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学校生产劳动力也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样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两种社会过程反映出的社会关系,可以也必须用来做个对比,才能深度理解学校教育。对应理论,是鲍尔斯和吉丁斯将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与教育制度的社会关系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一个用以解释说明学校教育何以如此的理论。这一理论,始终试图论证的是教育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以及教育改革必须依靠社会制度改革的先行。它第一次展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学术视角,关注到了潜在课程,也为冲突、文化的研究打下了基石,对教育理论和研究影响深远。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对应理论;社会再生产;转向;潜在课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贺晓星,哲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学校生产劳动力也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样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两种社会过程反映出的社会关系,可以也必须用来做个对比,才能深度理解学校教育。对应理论,是鲍尔斯和吉丁斯将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与教育制度的社会关系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一个用以解释说明学校教育何以如此的理论。这一理论,始终试图论证的是教育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以及教育改革必须依靠社会制度改革的先行。它第一次展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学术视角,关注到了潜在课程,也为冲突、文化的研究打下了基石,对教育理论和研究影响深远。
关 键 词:新马克思主义 对应理论 社会再生产 转向 潜在课程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思想史研究”(BAA10001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教育社会学理论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教育和社会分工的再生产
论述教育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绕不过鲍尔斯(S.Bowles)和吉丁斯(H.Gintis)①以及他们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以下简称《学校》)。这已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西方有学者称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1970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主要就是在与鲍尔斯和吉丁斯两人对话②。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斯沃茨(D.L.Swartz)也发表文章肯定《学校》一书的历史地位,认为是二战以后教育社会学领域一部堪称“古典”的大作,它第一次展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学术视角,对美国的教育理论和研究影响深远:“没有鲍尔斯和吉丁斯,我们现在有关学校教育之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的知识就不成其为可能”③。
《学校》初版于1976年,是鲍尔斯和吉丁斯两人的联名之作。但早在1971年,鲍尔斯就曾发表过一篇单独署名的论文,其实已经为此书打下了基调。论文名为《不平等的教育和社会分工的再生产》(以下简称“教育”),其主要思想后来都在《学校》中得到进一步阐发。鲍尔斯的这篇论文,被看做是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起点。鲍尔斯后来又拉上同事吉丁斯,合著《学校》,两人因此也被视为教育社会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不过颇有意思的一点是,鲍尔斯和吉丁斯并非社会学家而是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当时,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按道理,从他们的专业角度展开的教育分析,理应被称为“教育经济学”而不是“教育社会学”。他们也确实是从劳动分工这样的经济学概念切入学校教育问题分析的。然而《学校》一书,一直是被列为教育社会学经典来阅读的,几乎没有人把它追捧为教育经济学的名著。对比一下教育经济学经典的舒尔茨《人力资本论》就可以看出,即便同样用了经济学专业概念来解释、分析,带着强烈批判色彩和社会改革取向的教育经济学左翼人士及其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划入教育社会学而非教育经济学的范畴。换言之,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大多激进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偏好保守。“教育”一文,最先刊载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nomics)1971年第3期上,刊物名称就带了“激进”二字,十分贴近文章的精神。
鲍尔斯的这篇文章开宗明义,首先批驳了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平等的盲目乐观主义,相反他指出,学校乃是一种与不平等紧密相连的制度。通过这篇文章,鲍尔斯试图论证:
(1)在美国,学校并不是作为追求平等的一部分,而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雇主对有纪律、有技能的劳动力的需要,为了提供一种控制社会的途径以利于政治上的稳定而发展起来的;(2)随着有技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学校制度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在一代一代地再生产,原阶级结构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3)美国的学校制度充满了阶级不平等现象,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这些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显示出有多少减少的迹象;(4)不平等的教育是植根于使之合法化并使之再生的那种阶级结构之中的。因而,教育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网状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们就有可能存在一天。④
鲍尔斯的论点很清楚,以上四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学校教育生产、再生产着不平等。但不平等的生产再生产,也并非学校教育随心所欲,而必然是社会制度分层与分工的反映。资本主义以其不平等的阶级结构为其根本特色,差序性的政治权力分配以及维持,对学校教育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学校则扮演“应声虫”角色。
鲍尔斯在文章中对学校教育的“应声虫”特点进行了一些经验性论证。最后他指出,不向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挑战的任何教育改革注定都不会成功,因为它触及不到根本,只能停留在表面做文章。教育不平等其实扎根于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只要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改变,教育不平等就不会被消灭。
二、对应理论: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
鲍尔斯试图改变世界,他又拉上了志同道合的吉丁斯,将“教育”一文的思想以《学校》这一专著形式,做了更为细致具体的论证、阐述和提升。《学校》一书具体通过展开对三大主题——人的发展、不平等以及社会变革的讨论,来回应、批驳并尝试超越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进步主义(杜威为代表)、功能主义(帕森斯为代表)、人力资本理论(贝克、舒尔茨为代表)的三个主要思想局限:一是自由主义改革思想,把教育看做是推动经济平等的主要动力;二是试图用个人认知能力比如IQ来解释经济不平等,而忽视了阶级的要素;三是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学校而看不到经济体制当中的劳动的社会关系问题。《学校》的最大亮点在于,书中明确提出了对应理论⑤。对应理论,始终试图论证的是教育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以及教育改革必须依靠社会制度改革的先行。
鲍尔斯和吉丁斯认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学校生产工人(劳动力)也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同样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两种社会过程反映出的社会关系,可以也必须用来做个对比,才能深度理解学校教育。所谓的对应理论,是鲍尔斯和吉丁斯将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与教育制度的社会关系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一个用以解释说明学校教育何以如此的理论。
教育制度透过其社会关系与经济生活之社会关系的对应,有助于再生产经济的不平等和扭曲个人的发展。因此在公司资本主义之下,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彼此矛盾的:教育制度之所以已经发展出其压制且不平等的结构,正是因为它作为异化性与阶层性劳动力之生产者的角色。在美国教育的历史里,伤害其他自由主义之目标的,正是一直支配学校教育目的的整合功能。⑥
以上这段话虽短,但应该说是对《学校》主要思想的精辟概括。在此可以指出以下几点。第一,这段第一句就明确用到了“对应”一词。第二,“对应”是和“再生产”在同一句中使用的。两个词紧贴在一起,某种意义上可以象征性地看出对应理论与再生产理论的紧密关系。第三,指出了教育制度制造劳动力(工人)之不可回避的现实。第四,劳动力(工人)一词前面加了负性的形容词:“异化性”、“阶层性”。第五,学校的整合功能导致的却是对教育目标的“伤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改革本质上“彼此矛盾”,必然失败。作者继续写道:
我们将在下一节里提出,教育制度再生产工人意识的能力,存在于一种直截了当的对应原理之中:至少就过去这个世纪而言,学校教育主要透过学校与阶级结构之间的对应,而一直对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有所贡献。⑦
文中所指“下一节”的标题就是“对应原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展开了对以上观点的论证。《学校》一个很鲜明的文体特点是每一节都有一个题引,来概述或引导一节的主要思想。“对应原理”一节的题引,引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中的一段话:“人在他所从事的社会生产当中,加进了无法避免且不受其意志影响的特定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法律和政治上的上层结构赖以生产、特定社会意识的形式赖以对应的现实基础”。⑧
可见,对应理论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鲍尔斯和吉丁斯在这一节中更形而下地阐述了对应理论:
我们相信,教育制度透过其社会关系与生产社会关系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对应,而有助于将年轻人整合入经济制度之中。教育的社会关系的结构,不只使学生习惯于工作场所的纪律,而且也发展个人举止的类型、自我演出的方式、自我心像,以及社会阶级认同——这些都是工作胜任的决定性成分。特别地,教育的社会关系——行政人员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他们的工作之间的关系——复制层级的分工。层级的关系被反映在从行政人员到教师再到学生的垂直权威路线之中。异化的劳动被反映在学生对他(她)的教育没有控制力、学生与课程内容异化,以及学校工作透过一套成绩和其他外在酬赏的制度“而非学生与教育‘生产过程’的过程(学习)或结果(知识)相结合”来给予鼓励之中。工作的片断性则被反映在学生们透过不断的、表面上功绩主义的等第和评量而来的制度化的且经常是破坏性的竞争之中。⑨
以上这段是对对应理论颇为具体形象的描述。教育制度之所以能够进行再生产,是因为教育的社会关系与生产的社会关系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教育的社会关系具体反映为学校管理层与教师的关系、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学生与职业之间的关系等,它们再现着生产的社会关系——企业内职务分配、权限结构、决定工资收入高低的原则等。通过这样的“反映”“再现”的一一对应关系,学校教育发挥了整合功能,提供一种控制社会的途径以利于政治上的稳定,贡献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鲍尔斯和吉丁斯最后就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提出的见解,虽然重复的是“教育”一文的观点,但依然有语出惊人之感:
我们写《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对教育改革的局限和可能作出再评价。……教育改革运动……批判的是以一副学术上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新面孔出现的倒退。我们指出教育改革的现在的失败,正如过去一样,直接可归因于改革者设定的目标中内含的矛盾本质。……我们的结论是要保证教育改革的积极目标在将来成为可能,就需要参与一种运动,取代掉资本主义,而换以一种社会秩序,其再生产需要一种平等的和自由的教育。⑩
平等是一个政治的问题。通往更平等社会的唯一道路是透过政治斗争。(11)
当然,鲍尔斯和吉丁斯不是简单地喊口号空谈理念,他们是严谨的学者,延续“教育”的风格,《学校》一书尝试对对应理论的理论效度展开更为充分的论证。论证材料主要有两类:统计数据和教育社会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