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已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当下，在推进教育公平及其教育均衡化进程中，有一个倾向值得关注：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教育机会公平，多多少少忽视了教育需求公平；在教育公平的政策取向方面，过多地倾向于教育“硬实力”的建设，而教育“软实力”的提升，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十三五”期间，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何更多关注教育均衡以及公平，是值得重点研究的议题。

　　■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两个小孩在讨论问题，一个小孩问，为什么我们小孩要偏食、大人不偏食？另一个小孩答曰，大人可以买自己想吃的东西，我们小孩没有权利——这也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花了很大的努力，设计了“高大上”的校园和设备，我们以为学生会感恩戴德。但错了，我们的供给与学生的诉求相去甚远。

　　■现在的教育管理机制是工业化的产物，强调“集体传授”，强调“效率至上”，强调“学科中心”，强调“知识就是力量”，忽视了学校的“育人”功能，忽视了个体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管理机制就是“因材施教”的机制，古今中外，这种机制一直是教育家们的苦苦追求，但一直举步为艰。

　　1、在东部发达地区，我们很多学校的硬件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美学校，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认真真研究过，究竟多大的校园是必需的；学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积才是合理的；教育设施的投入与更新是否要拟一个标准或规范……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学生“有学上”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让每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实现了比较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国家这么大，区域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特别是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从目前来看，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有学上”的问题，而是“上好学”的问题。

　　在解决学生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教育的“硬实力”是一个前提。什么叫“硬实力”？按我的理解，它主要体现为物理性的、显性的层面，是教育的外部保障条件，但“硬实力”不是教育本身。相比较而言，教育的“软实力”则表现为功能性的、隐性的层面，体现教育活动的内涵，涉及教育理念、教育机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果说，教育“硬实力”是有了钱就能办到的，那么，教育“软实力”是有钱也未必能办到的。所以，提升教育“软实力”这项工作更艰巨，但也更重要。

　　就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的“硬实力”已得到显著的提升。我们经常有校长到欧美去考察、了解当地的学校教育，回来后有一种自豪感，觉得他们的校园没有我们的大、硬件设备也没有我们好，甚至目前的信息化水平已经超过欧美的很多学校了。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教育公平政策的设计还固步于这样的思维，还着眼于把提升教育“硬实力”作为主要目标，还在保障教育“供给”上做文章，那可能会误入歧途。从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这些年来，我们建造的学校越来越豪华，校园的面积越来越大，教育的设施更新不仅越来越快，且还越来越先进。但教育供给的这些“条件”有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认真真研究过。究竟多大的校园是必需的；学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积才是合理的；教育设施的投入与更新是否要拟一个标准或规范？教育信息化水平应建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发挥最佳的教育效果？至少，我们的政策设计者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要先研究这些问题。

　　教育“硬实力”的提升应该有一个边界，一味追求“硬实力”的高大上并非是科学的态度。在我看来，至少在东部发达地区，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转变成能否解决“上好学”问题，教育“软实力”的提升应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与重心。

　　2、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目中无人”的问题。看到的是经费、建筑、设备，没有“看”到学生，没有“看”到学生的诉求，没有“看”到我们所诉诸的公平教育是如何体现学生需要……

　　毋庸置疑，教育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不是必然的。当年西南联大在这么困难的办学条件下培养出了这么多大师级的人物，西南联大的“硬实力”和现在的北大清华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怀念那个时期的“好教育”？！

　　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目中无人”的问题。这种“目中无人”的倾向可能已侵入教育的方方面面。在现有的相关政策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人”，看到的主要是经费、建筑、设备——还是物质层面的。我们没有“看”到学生，没有“看”到学生的诉求，没有“看”到我们所诉诸的公平教育是如何体现学生需要的。有学者举过一个例子：有人把教育公平看成是大街上的公共汽车，所有人都可上车，每个人都有座位，这就公平了。但是，一个城市的交通如果只提供单一的公共汽车，那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坐，因为他会晕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供自行车和三轮车呢？！基于此，教育公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向应该是努力实现教育供给的多样性和学生需求多样化的合理匹配，应该从“机会－供给”模式转为“需求－供给”模式。这也是在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我们碰到了新难题。

　　近年来，通过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保证，受教育的机会实现了均等。但是，我们发现在学生享受教育权利的同时并没有享受到教育的“红利”：学校教育在“硬实力”大幅提升的同时，“软实力”却变化甚微，教育内涵的变革滞后于教育发展的需要，“上好学”的难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破解。例如，为什么这几年出国留学热愈演愈烈而且低龄化趋势明显？“高大上”的学校教育设施并没能阻挡生源的“外流”势头。例如，高中段教育从“机会”上看已基本均等，凡是想读书的人都有机会，但另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即职业高中学生的高辍学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估计全国职业高中的辍学率在两位数）。应该说，这些学生是想读书的，否则就不来报到了，但他们读了以后发现不对，这不是他们需要的教育，又没办法做其它选择，只能退学了之——这么大的一个退学群体，我们的教育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几年前，我曾经到一所中职学校调研，该校数字媒体专业招了二十几个学生，有七位学生读了一个学期后就退学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专业虽然名字很好听、听似很有前途，但他们一点也没有兴趣。现行职业高中的课程设置，大致是三个“三分之一”，文化课占三分之一（主要安排在第一学年）：专业课占三分之一，“顶岗实习”占三分之一。这种课程设置可部分解释为何职业高中学生辍学大部分发生在第一学年。这些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学好文化课，到了职高发现，还是那个语文还是那个数学，还是那个考试还是那个排名，总之还是那个“模式”，所以就退学了。更深入分析一下，问题可能更严重。据国内某权威部门2012年对全国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所作的监测结果，四年级学生具有“抑郁倾向”的人数超过一成，而八年级学生则高达30.9%。何以造成此结果？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