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推广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及系列活动日前在岳麓书院成立，其间，湖湘文化符号数字工程“击活”，“道远讲堂”开讲。由湖南省教育学会主办、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承办的这次系列活动，意在吸收和利用全国传统文化研究机构专家研究成果，协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推广，尤其关注基础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道远（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成都鱼说科技有限公司将选取湖南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梳理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和传统元素，结合现代科技，让公众足不出户轻松游历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文化场馆，分享参观体验等。本版刊发的这篇文章，正是基于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吴光先生在“道远讲堂”就国学与国学教育问题进行的演讲。

　　——编者

　　随着经济全球化潮流席卷世界和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人们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人文精神与价值导向的重要。这正应了春秋时期齐相管仲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这世界大潮流面前，中国人用什么理念去凝聚民族意志，又拿什么去与世界各民族进行文明对话呢？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总结和提炼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而教育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文明素质的高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必须改善与提升中华民族的文明素质，而达到这一点，舍教育别无他途。因此，开展国学教育，接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势在必行。

　　1.什么是国学

　　“国学”一词，古今含义不同。古代指国家最高学府。周称成均、辟雍，汉称太学，隋以后的国子监，都称“国学”，与郡学、县学相对而言。清末以来的“国学”概念，则与“西学”相对应。如梁启超1902年办《国学报》即然。

　　国学的定义有数十种，但不外乎三类：一是狭义国学观，如称国故之学、考据之学、经史之学、六艺之学、六经之学等；二是中义国学观，如称国学为儒、释、道三家之学或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三是广义国学观，或指有别于“西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指统括中、西等一切学术的国家学术文化。

　　1919年，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国故学”定义“国学”，其所谓“国故”的内涵，是指“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认为“国学”即“国故学”之缩写，据此，可以认为胡适的国学概念是广义国学观。章太炎在1906年前后所著《国故论衡》，分三卷，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系统论述了文字音韵学、文学、文献学、周秦诸子学、经学诸门而不及于史学，其晚年所著《国学略说》则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五大部分，可见其国学概念是中义国学观。马一浮在1938年浙江大学西迁途中的演讲录《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时明确地说：“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而他所谓的“六艺”，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则所谓“六艺之学”就是“六经之学”，这基本上是狭义的国学观。

　　我个人倾向于中义国学观，对国学的定义是，所谓国学，是以儒学为主导、以儒释道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之学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简言之，国学是以儒学为主导、包容多元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里所谓“文化”，是指包括思想观念、礼仪风俗与制度文物在内的中义的文化，可定义为“人文化成、文德教化”。所谓“中国优秀传统学术文化”的概念可以简明表述为：对国人而言是“国学”，对世界而言是“中华国学”。

　　2.国学的基本精神

　　要了解国学对培育提升教育领导者素养（素质与涵养）的作用，就有必要先了解国学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

　　概括起来，国学基本精神有以下六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这是国学的根本精神。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孟子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荀子讲“人最为天下贵”，都是旨在确立道德理性与人文关怀。文化自觉的本质在于道德自觉。

　　二是爱国主义精神。北宋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南宋陆游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明末清初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中叶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诗句，都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爱国主义的典范，如战国时期行吟江畔的屈原，汉代出使匈奴、牧羊19年不改气节的苏武，南宋抗元名臣文天祥，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清末反清义士秋瑾，近代抗日英雄杨靖宇、张自忠将军等，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三是廉洁奉公精神。中国历来有廉洁从政、天下为公的廉政传统。东汉有太守杨震深夜拒贿、敬畏“四知”的故事。我们的官员，应该牢牢树立“敬畏”意识，一要敬畏天命（客观规律），二要敬畏道德，三要敬畏历史，四要敬畏民心。

　　四是诚实守信精神。诚是真实无妄的天道，信守天道之诚即是信。诚信是立身、立业、立国之本。“民无信不立”，是要求政府、官员治国理政必须取信于民，才能得到人民拥护。

　　五是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精神。“实事求是”思想源于《汉书》与《论衡》。《汉书·河间献王传》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王充《论衡·对作篇》自称《论衡》的根本宗旨是“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

　　“经世致用”思想源于孔子。《论语》有言：“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都是提倡“经世致用”。王充提倡“文为世用”，宋儒程颐说“穷经将以致用”，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清儒黄宗羲说“经术所以经世”等，都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精神。

　　六是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谐精神。儒家的“恕”道最具包容性。“和而不同”既包容又和谐。《礼记·礼运篇·大同章》郑玄注“是谓大同”句曰：“同犹和也，平也。”则“大同”就是“大和”，即“太和”，即“大公有私、和而不同”的最高和谐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