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章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发现,职业教育有利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其中2001年前中等职业教育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最大,2001年后高等职业教育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最大;分区域来看,1992~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均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其中2001年前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而2001年后则相反。2001年前,相对于高等和初等职业教育,三大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均最大,但较中西部而言,东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更大;2001年后,东中部高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大于中等职业教育,西部地区依然是中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最大,但该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正在逐渐凸显。虽然结果显示,初等职业教育不利于中国及三大区域的城镇化水平提高,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初等职业教育;城镇化水平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阚大学,南昌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吕连菊,南昌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文章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发现,职业教育有利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其中2001年前中等职业教育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最大,2001年后高等职业教育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最大;分区域来看,1992~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均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其中2001年前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而2001年后则相反。2001年前,相对于高等和初等职业教育,三大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均最大,但较中西部而言,东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更大;2001年后,东中部高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大于中等职业教育,西部地区依然是中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正面影响最大,但该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正在逐渐凸显。虽然结果显示,初等职业教育不利于中国及三大区域的城镇化水平提高,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关 键 词:高等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 初等职业教育 城镇化水平
中国在城镇化水平快速增长的同时,许多问题逐步显现,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村转移人口的素质不高,就业能力不足,影响了他们在城镇的就业与生活,制约了城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升级,影响了城镇的持续稳定发展。而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别,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于转移人口素质和就业能力的提高、转移人口生活方式的转变、城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升级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职业教育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城镇化的进程。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规模和质量均有很大提高,但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职业教育暴露出一些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和不足,如办学层次、办学形式、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类型等方面难以满足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需要,这将影响职业教育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问题的出现要求优化和调整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方式。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包括高等、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3个层次,为了适应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重点应发展哪一层次的职业教育,这就需要分析3个层次职业教育对中国及不同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教育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外学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教育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其中重点研究了高等教育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如Brownell(1962)、Havighurst(1967)、Marsden(1983)、崔民初和范先佐(2003)、孙维胜和滕越(2003)、阎堃和顾培亮(2003)、朱洪涛和林光彬(2006)、Akpan(2006)、Demir等(2006)、董文军(2009)、翁京华和韩玉启(2012)的研究。从理论层面上看,这些关于高等教育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模型和体系。从经验实证研究的层面上看,多数研究表明,高等教育与城镇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大学入学率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数量相关性,很少单独实证分析高等教育对城镇化的影响,目前仅有郭书君和米红(2005)基于1978~2002年中国数据,发现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会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
(二)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的作用研究
已有文献主要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性,两者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如许丽英(2003)、陈选能(2006)、杨海燕(2007)、曹晔和汤生玲(2007)、刘征(2008)、查吉德(2010)的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比较零散的理论分析,对于职业教育对城镇化的影响还没有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现有研究很少实证分析职业教育对城镇化的影响,仅发现刘颂等(2007)利用1996~2005年全国和北京的教育统计资料实证得出全国和北京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均与城市化进程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在定量实证研究上只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未纳入控制变量,也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将利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克服内生性问题,纳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等控制变量,实证分析职业教育、高等、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对中国及三大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二、中国职业教育和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分析
1.高等职业教育状况。2011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958.9万和328.5万,占总人口数的0.95%。分区域看,东部地区①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412.2万和141.6万,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的1%,其中天津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占天津总人口数比重最高,为1.53%;北京最低,为0.77%。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328.9万和116.5万,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的1.05%,其中,湖北比重最高,为1.35%;吉林最低,为0.68%。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217.8万和70.4万,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的0.79%,其中陕西最高,为1.36%;青海最低,为0.4%。可见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地区分布不均。
2.中等职业教育状况。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2120.3万和673.6万,占总人口数的2.06%。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的1.95%,其中海南占比最高,为2.47%,上海占比最低,为1.05%。中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的2.17%,其中河南占比最高,为2.68%,黑龙江占比最低,为1.4%。西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的2.16%,其中宁夏占比最高,为2.66%,西藏占比最低,为1.12%,可见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地区分布不均②。
3.初等职业教育状况。全国初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34173人和17794人,其中东部地区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305人和116人,平均每省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27.73人和10.55人;中部地区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10863人和7117人,平均每个省份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1357.88人和889.63人,西部地区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则分别为23005人和10561人,平均每省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为1917.08人和880.08人③。说明高等、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在三大区域均分布不均衡,尤其是高等和初等职业教育。
(二)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2.57%。分区域来看,2011年东部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5.08%,其中上海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9.30%,最低的河北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45.60%,低于2011年全国平均水平,山东和海南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2011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8.4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黑龙江、吉林和湖北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最高,为56.50%,湖南、安徽、山西、江西和河南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最低,仅为40.57%。西部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2.8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只有内蒙古(56.62%)和重庆(55.0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藏最低,仅为22.71%④。可见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常态经济发展的城镇化正常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差距最小,中部次之,西部最大;一方面中国城镇化水平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东中西部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其中东部与中部城镇化水平相差16.63个百分点,与西部城镇化水平更是相差22.2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与城镇化水平在三大区域均分布不均。
三、职业教育对中国城镇化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
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本文需要,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UR表示城镇化水平,VE表示职业教育,ED表示经济发展水平,IS表示产业结构,EO表示经济开放度,IG表示城乡收入差距,μ是随机误差项。至于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主要是为了涵盖未考虑到的其他影响因素。
1.对城镇化水平的测度。通常是以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但有学者认为这一衡量方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应从城镇化质量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一组指标来衡量。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单一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已具有理论和现实的经济统计意义,可以独立反映出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层次,故仍然采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
2.对职业教育的测度。本文用当年的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之和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高等、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也用相应的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之和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
3.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本文用人均GDP来衡量。为了消除统计数据中价格因素的影响,用GDP指数(以1992年为100)对各地区GDP的数据进行了折算。
4.对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因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提高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等,提高了城镇化水平,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为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供支撑。
5.对经济开放度的测度。本文用外贸依存度TR和外资依存度FD来衡量。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为了消除统计数据中汇率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各地区进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按当年加权平均汇率调整。
6.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本文采用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
本文选择的样本时间为1992~2011年⑤,30个省份(西藏因数据不全而舍去)。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从表1可知,1992~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均值约为40.29%,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均值约为56.63%,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均值分别约为33.90%和30.01%,可见,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1992~2011年中国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之和占总人口数比值的均值约为1.47%,而据计算,东、中、西部地区的均值分别约为1.40%、1.61%、1.42%。可见,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之和占总人口数比值的均值要高于东部地区。

(二)内生性问题
如果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往往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可能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可能职业教育发达的地区,原本城镇化水平就高;三是城镇化建设将创造大量的投资需求,扩大消费需求,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提高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可能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原本城镇化水平就高;四是城镇化可以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提高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可能产业结构水平高的地区,原本城镇化水平就高。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有促进作用,这里OLS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本文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克服上述内生性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