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托马斯·F.雷明顿，艾默里大学 政治科学系，亚特兰大 美国 托马斯·F.雷明顿(Thomas F.Remington)，男，美国艾默里大学Goodrich C.White政治科学教授，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院校与发展研究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博士。

　　译 者：曲垠娇，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面对技术快速革新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加快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各国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大量学术文献表明目前尚无一个可以使教育、培训和雇佣关系组织起来的理想模式，而三者之间的协调问题很普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寻求适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来提升市场竞争力，加速技术升级和应对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本文讨论了俄罗斯一个联邦试点项目在地方实行德国双元制教育的尝试，探讨了该项目在企业、学校、地方与联邦政府机构之间可能创建新型合作关系的条件，结论认为双元制教育在地方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州政府的杰出能力。

　　关 键 词：职业教育与培训 技能形成 劳动力市场 公私合作关系

　　标题注释：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HSE)基础研究项目；俄罗斯“5-100”优秀学术项目。

　　中图分类号：G71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6)03-0034-25

　　致谢：本文基于与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Israel Marques共同开展的部分研究，作者向Vladimir Bazavliuk，svetlana Pogorelova和Alena Nefedova表达诚挚敬意，他们的协助使得本文得以顺利完成；向Brendan McElroy表达诚挚敬意，与他的讨论为本文初稿提供了思路；还要感谢Israel Marques和杨钋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建议。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国际机构与发展研究中心为之后的大型合作研究项目提供基金资助，作者非常感谢研究中心主任Andrei Yakovlev的建议与支持。

　　一、比较视角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制

　　面对技术快速革新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加快职业教育与培训(VET)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各国各地区的政策制定者都在找寻能够加强雇主、工人、职业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密切联系的方法。大量学术文献阐述了各国应对这些挑战所采用的不同方法。[1-6]这些文献表明，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各国在国家与地方政府干预、公私合作关系、以市场为基础的技能供给三个方面的组合方式上都各不相同。为此，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关系类型。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所谓“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研究。该类研究观点认为，技术形成体系与政治、社会、经济关系相嵌套，从而形成了具有民主特质的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7-9]“资本主义多样性”指出，企业之间、企业与劳动力以及政府的协调合作方式在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同的。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中的表现。这些国家——包括东欧国家、苏联、中国以及越南——正在从以前的国家掌控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旧制中脱离出来，转而寻求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转型。本文以俄罗斯为例，探讨了该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学校三者在技能形成方面如何构建出新型关系模式，着重突出了企业与职业学校共同承担技能形成所需的部分资金和课程职责的问题。

　　为剖析俄罗斯的案例，本文首先对比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中所提出的劳动力市场组织的两种理想类型。在“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中，技能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私人专属性质的商品。劳资关系、企业关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具有交易性和个体性。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具有私有属性——个体劳动者对于技能投资的潜在收益以及企业对于资本与技术投资的期望收益都有过计算，以能够提高自身收益为目的。政府向公众提供通识教育，而更多的专业技能需要个人出资或以个人与企业分摊的方式获得；企业倾向于为员工提供不具可转移性技能的培训，尽可能避免员工跳槽后为其他竞争企业带去相应的技术。对于技术剽窃行为的担心限制了企业愿意提供的培训数量。可用技能的供给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技术所能够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丧失——这里的正向外部性即社会生产力得到提升，并没有因为劳动力个体的工资溢价而受到整体影响。因此，经济可能会有陷入低技能均衡的危险。①[10-11]

　　“协调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中政府、劳动力和雇主之间有更多的合作，为备用的熟练劳动力进入企业工作提供了方便。反过来，这也有助于扩大技术带给社会的正向效益。工会与雇主协会合作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工资争议，这有利于对各产业部门的工人进行培训的集体努力，政府鼓励并会采取强制措施促进此类合作——但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于对反竞争勾结的担忧，政府则限制企业之间的合作。另外，政府会确保培训的投资成本与收益能够被资本和劳动力共享。例如，在一些协调型市场经济中，政府要求企业必须归属于贸易和工业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直接监督技能的形成过程，为职业学校和学徒项目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制定统一标准。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企业、劳动力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合作是非常少见的。协调型市场经济体倾向于促进长期稳定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风险与收益的公平分配，可以减少市场收益分配不均等的情况，却也可能不会有激进的创新。

　　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同行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联合起来打造培训机构。在文献中所谓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t)体制下，雇主协会与工会共同投资于全行业培训。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日益趋紧的情况下，往往通过提供非工资激励手段招聘和保留劳动力，避免彼此竞相提高雇员工资与福利待遇。政府通常会提供一些诸如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提高老年退休金福利的方法，减少企业承担的附加财务负担。工人获得的培训回报享有一定的保障——培训使他们具有更强的任职能力而不必顾虑个别企业的状况，他们享受这种相对更大的安全感意识到的工资增加。技能形成的集体主义制度能够克服企业和工人在培训成本与收益的分配中所固有的集体行为问题，使得大小企业都能在技能培训中获益并因此促进培训事业的发展。②[12-16]

　　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满足对于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极少与雇主协会合作，他们的这种战略经常被说成是“分离主义”(segmentalist)的。换句话说，要阻止竞争对手“挖走”受过培训的工人，企业需要采用特别的方法招募和保留劳动力，包括为劳动力提供较高工资或者给予职业晋升机会和其他福利来争夺高质量劳动力。其培训倾向于提供特别适合本企业的技能培训。他们开发内部培训设施，与私人培训供给方签订合同；或者降低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技能水平。在这方面最极端的是一些“零工经济”(gig economy)企业的做法，由于他们考虑到雇员都是独立的合同方，不会提供有效的培训。例如，美国Uber公司对其计程车司机提供为时13分钟的教学视频来指导他们如何使用Uber App，而那些想要获得基本驾驶培训的司机需要支付65美元来参加为时4小时的课程。③在这方面更为常见的案例是关于工作执照的规定，即政府限制那些在培训与考试的基础上取得工作执照的人进行商贸交易。在美国，国家对于职业许可的规定影响了约18％的劳动力。[17]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必须自己支付所需培训费用。

　　虽然人力资本经济学往往区分“一般性”(general)职业技能和“专门性”(specific)职业技能，但是这种区分在实践中很快被打破。[18-20]一般性技能的特点是可以应用于各种工作环境，而专门性技能只适用于特定产业和企业的需求。然而，一般性技能和专门性技能在实践中可能只是会因为需求的些微变化而有稍许区别。一般性技能既包括文字和计算等基本能力，也包括数控设备管理之类的高阶能力。专门性技能要求具备低级技术知识，也要具备高级技术。在分析制度对于技能形成的作用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职业教育与培训要能够同时达成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目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社会作用反映在以下事实之上——在很多社会，参加手工职业培训对于那些不适合学术道路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条出路；政府也经常把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一种手段。这一目的可能会与企业、行业提高技术竞争力的长期经济目标相冲突，因为技能升级是实现技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1]

　　因此，政策制定者面临着职业教育与培训在经济和社会职能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在实践中，许多技能形成体系出现了低技能段与高技能段之间的分岔。政府会通过一些举措来减缓失业率上升，例如优先为下岗职工提供基础类培训，促使他们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或者确保现有企业拥有稳定的劳动力来源，而不是围绕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重组职业教育与培训。[22]研发与培训相结合的技能形成体系鼓励了创新与实践之间的定期反馈，很好地传达了施特理克(Streeck)所谓的“多价技能”(polyvalent skills)概念。“多价技能”包括适应以及拓展现有技能以应对连续不断、要求更高的任务的能力。④[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