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此话出自著名历史学者蔡尚思先生之口。

　　儒学诞生于东周，算来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却仅有两位如奇峰般的人物从未被超越，一位是孔子，另一位便是朱熹。由此不难看出，这两位人物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有多么大。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他是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的，诞生地在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福建人是幸运的，因为朱熹就是福建人，也正因为有朱熹，才有了举世闻名的“闽学”。泉州是朱熹初仕之地，也是“二朱过化”之区。朱熹对泉州情有独钟，其足迹遍及泉州郡治及泉属各县，对泉州人事、风物的吟咏诗达100多首。泉州朱子文化遗存的数量之多，实是惊人。

　　曾长时间 居住访游泉州

　　据史料记载，朱熹较长时间居住和访游泉州，大约有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朱熹之父朱松调任泉州晋江安海石井镇监时，朱熹随父上任。建炎四年(1130年)，晋江安海设置“石井镇”，朱松为首任镇监。据束景南的《朱子大传》考证，朱松赴任时间是在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从时间上看，朱熹此时尚为幼童。

　　第二阶段是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先是担任同安县（当时属泉州管辖）主簿兼领学事人，而后任期届满，在泉州盘桓数月才归家，期间他与泉州名士傅自得、万如居士李缜、永春名士陈知柔等过从甚密。

　　第三阶段是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重游泉州。那年8月，好友傅自得去世，10月朱熹从闽北南下泉州吊丧，期间与赵汝愚、陈俊卿、陈知柔相晤论道、酌酒赋诗。后来又与陈知柔相携遨游莲华峰、九日山、凉峰、凤凰山、云台山等处，临别辞行于洛阳桥畔。

　　第四阶段是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特地又一次来泉访友。

　　当然，除了这四个时间段外，一些文献也有记载朱熹受邀至泉讲学或游历的，不过逗留时间极短。

　　讲学办学 推动书院兴盛

　　宋代泉州12处书院分别是：杨林书院、石井书院、泉山书院、清源书院、小山丛竹书院、九日山书院、凤山书院、岩峰书院、龙山书院、科山书院、燕南书院、文公书院。朱熹在泉期间，积极讲学、办学，直接推动了南宋时期泉州书院的兴盛。南宋泉州创建的几所书院，几乎都与朱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九日山书院和小山丛竹书院是朱熹亲自创建的；石井书院和杨林书院则是朱熹讲过学的地方；文公书院则是为了纪念朱熹而建。当年朱熹曾多次到杨林书院讲学，四方学士来访求教者络绎不绝，杨子山上还留下“活源”、“仙苑”等朱熹的题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海“二朱过化之地”的来由。朱熹之父朱松在石井监镇时，里人黄护在镇西鳌头境捐建一所镇廨，并于廨畔筑“鳌头精舍”，作为朱松讲学馆所。20年后，朱熹多次亲至安海，访察朱松的遗迹旧事，对此《安海志·卷6·学校》载称，朱熹“屡过此，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说，士因益勤于学”，朱熹讲学促使当地学风盛行。安海因此有“二朱过化之地”一说。乾道年间（1165一1174年），朱熹的学生傅伯成，感念朱氏父子对安海倡教兴学之功绩，于鳌头精舍辟建“二朱先生祠”，绘朱松、朱熹父子画像奉祀。嘉定三年（1210年），朱熹之子朱在任泉州通判。嘉定四年（1211年），镇官游绛应安海士民要求，报请泉州郡守邹应龙建造“石井书院”。邹应龙派朱在主持建院工作，翌年（1212年）落成，朱祠与石井书院合二为一。所以，石井书院与朱松家三代人都有关系。

　　小山丛竹书院，原为民间书院，始建于北宋，后因朱熹曾在此讲学而闻名于世。明朝李光缙《募修欧阳四门祠疏》云，“朱文公为同安主簿，每抵郡城，必登小山，称其山川之美，为郡治龙首之脉。徘徊数日而后去，自书曰小山丛竹”。如今，在书院旧址处尚有小山丛竹坊一座，坊额“小山丛竹”据说为朱熹手书。原坊为三间四柱冲天式，今仅存一间二柱。书院旧址一度改为“温陵养老院”，弘一法师于1942年圆寂于此。

　　朱熹对泉州书院的勃兴，功不可没。他还总结书院教育的经验，完善书院教育制度；以书院为基地推动理学各学派的学术论争和交流。九日山书院，是南宋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153年—1159年）朱熹与傅自得所建。朱熹与傅自得、陈知柔等一起在这里讲学授徒。根据《九日山祈风文化丛书》介绍，朱熹在九日山书院讲学，订出一些条规——“一曰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二为学之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三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五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这五个条规，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闽学思想体系。

　　朱子教化 影响深远

　　朱熹通过办书院、讲学的方式，在泉州形成了最“接地气”的教育网，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和学术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水平，使朱子学说在泉州深层扎根。清代进士陈科捷曾说：“吾泉务实学，自欧阳四门以后，至宋为朱子过化之地，渊源所渐，浸与伊洛比盛。”意指宋时泉州的教育在朱熹的推动下，已经可以媲美中原地区了。

　　朱熹与泉州结下的不解之缘，使泉州出现了一大批朱子门人，其中较著名的有“紫阳始教之高第”许升、“有志于紫阳之学”的邱葵、“得紫阳道学之传”的吕大奎、“明敏有余少持重”的王力行等人。除此之外，据《泉州府志》载，学有所成的朱子门人还有南安人傅伯成、李亢宗、黄谦，晋江人林峦、杨履正、杨至，惠安人刘镜等。朱熹泉州门人的事迹，散见于方志和《朱文公文集》中。据林振礼《朱熹与泉州文化》的不完全收录，朱熹的泉州籍门人有21人，仕宦讲学于泉州的门人有5人。自此而后，泉州理学大兴，儒林士子多出朱子之门，所谓“自宋迄明，理学经济为本”，正反映出朱熹的“过化”对泉州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朱熹与泉州朋友的友谊根深蒂固。当得知好友陈知柔故逝后，朱熹在为其所写的祭文中称，两人曾“谈经论义，篇什间作，昼夜不休，相与追游莲花、九日、凉峰、凤凰、云台之间，昼则联车，夜则对榻……公于诸经皆有论述，许以寄我相与考评，而今后不复遂此愿矣。”对朋友的那份真挚情感，表露无遗。

　　此外，朱熹与蔡和、杨景陆、黄谦、诸葛廷材、李亢宗等一众名士均有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