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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竹雀到素竹 ——金元磁州窑瓷枕“竹”纹传承演变
2016年11月18日 11:13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常樱 字号

内容摘要:花鸟图图式为旁逸斜出一折枝,鸟雀立于枝上,中锋拉出长而稳定的细线条,渲染亦用中锋,叶间脉络则用留白的形式,鸟雀较植物更为突出。金代瓷枕折枝花鸟无题名文字,仅能从喜鹊、白头翁、竹子等形象推断图像中可能的寄托,而画面本身的自然生机与小品情趣可能更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即枕上折枝花鸟图是作为生活装饰出现的——与寄托性相比,更重装饰性。第二、三种说法均取竹之有节,一是民族气节,二是品德高洁,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以民族气节为主要内涵的竹子必定同时具备品德高节的意义,而以品德高节为主要内涵的竹子未必同时有民族气节指向,这便是元代磁州窑瓷枕素竹画面需要澄清的内涵问题。4.元代瓷枕前壁流行一簇素竹,内涵主要是“竹报平安”,以及彰显士人高洁虚心等品德理想。

关键词:花鸟;鸟雀;绘画;图式;素竹;竹叶;气节;竹子;文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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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至元为磁州窑盛期,主要产品瓷枕上出现了形态各异的“竹”纹。这些竹子出现在瓷枕不同位置,或独立出现,或与其他意象形成组合,体现出逐渐变化的时代动机。本文梳理此期“竹”形象的传承与变化,剖析其中微妙而细腻的精神所指。

  金代瓷枕的“竹”形象

  金代中后期磁州窑观台、冶子、东艾口等主窑场的瓷枕枕面上,出现了三类以“竹”为创作元素的画面。一是谐音画面,如“花烛”,画面是一簇竹叶捧出“花”字(图1),“祝寿”,画面竹叶托底,上书“寿”字。

  图1“花竹”八角枕

  图2 竹雀纹腰圆枕

  图3 折枝花鸟纹如意枕

  图4“大定二年”枕

  二是“竹雀图”画面。金代盛世期瓷枕“竹雀图”极常见,寥寥数笔,简单传神,颇具文人画意趣,赵学锋先生认为有宋代“宫廷绘画作品的影子”,如磁州窑博物馆藏竹雀纹腰圆枕,磁州窑艺术馆藏竹雀纹腰圆枕(图2)、八角枕等。此期“竹”并非唯一与鸟雀组合的植物类型,海棠、荔枝、桃花等均有存世,甚至雀鸟站立的枝梢,还能够看出嫩芽枯叶,春秋代序。同时,画面中鸟雀品类繁多,姿态各异,或仰头啁啾,或聚睛虫豸,或回首顾盼,或瑟缩避寒,充满生趣(图3、4)。花鸟图图式为旁逸斜出一折枝,鸟雀立于枝上,中锋拉出长而稳定的细线条,渲染亦用中锋,叶间脉络则用留白的形式,鸟雀较植物更为突出。可见,枕面“竹雀图”应是当时流行的“折枝花鸟”图中的一种类型。

  图5 竹雀纹虎形枕枕面

  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一方竹雀纹虎枕值得注意,枕面竹叶交错,构成了类似“平安”的文字形态(图5)。虎形枕是金晚期磁州窑类型新产品,此枕面仍沿袭金代盛期折枝竹雀,但文字状的竹叶折射出一个问题:清雅的折枝花鸟最终落脚在了民间企盼的“竹报平安”上,不具备“平安”意象的其他植物可能将淡出画面。

  图6 竹纹八角枕

  三是折枝素竹。故宫博物院藏一方八角枕(图6)枕面仅有素竹,不见鸟雀。在流行种竹、赏竹的金代磁州窑地区,工匠在枕面创作素竹是可能的,也有可能来自爱竹人士定制,但缺少鸟雀的画面并不受大众欢迎,存世量较竹雀图枕要少得多。

  瓷枕“竹雀”图像溯源

  金代磁州窑瓷枕“竹雀图”为折枝构图,枝上单只(个别一对)鸟雀,无土地、水云等背景,有时可看到绘制的笔触,与绘画领域的水墨画接近,以下就范式来源进行探讨。

  中国花鸟画成熟于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卫宪画“雀竹”为“希代之珍”,边鸾“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然并不可就此推断唐代便有折枝竹雀。在较早期竹、雀共生的绘画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黄居寀《山鹧棘雀图》,辽法库叶茂台7号墓《竹雀双兔图》,两幅构图皆全株全景,未脱唐代屏风画、装堂花窠臼。北宋中期,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描述:“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画以折枝为构成方式,枝头绘制鸟雀,且其中一幅便是竹雀,可惜此期折枝竹雀图未尝传世。

  图7a碧玉双栖

  图7b翠篠喧晴

  图7c 白头高节

  图7d淇园风暖

  传世品宋徽宗赵佶水墨《写生珍禽图》中,有四帧竹雀作品(图7a—d),与磁州窑枕折枝花鸟范式接近。北宋末年,城市经济的兴起促进了绘画商品化。《东京梦华录》记载多处市场有固定书画买卖,酒肆茶楼熟食店也常以挂画布置房间。米芾云程坦、崔白、侯封等人的画:“皆能污壁茶坊、酒店,可与周越、仲翼草书同挂”。折枝花鸟画的流行应与此时绘画买卖有关,可以大胆推断,面向市场的绘画作品画面线条必不繁复,以降低绘制时间成本;渲染必较清淡,以降低绘制原料成本;主题之雅俗必为各阶层喜闻乐见——折枝花鸟画是符合上述要求的。

  图8北宋剔花叶形枕

  范式一旦确立,必然影响到其他领域。北宋时期,磁州经济发达,且与北京大名府地理位置接近,流行图式传播也不应滞后。至少在北宋后期,磁州窑工匠在枕面上创作的剔花折枝花鸟已非常老道,日本出光美术馆剔花叶形枕,枕面老枝横斜如闪电,上立八哥鸟炯炯有神,为瓷枕中年代较早的折枝花鸟图像(图8),画面如此成熟精彩,必是学习了当时已成熟的绘画图式。

  随之的战乱(始于1125年)使磁州窑生产出现了低潮,但对工艺传承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日本藏“赵家造”款绿釉文字枕上,书“……闻金兵南窜,观路两旁,骨肉满地,可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枕少觉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共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也”,佐证了金初磁州窑生产情况。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与南宋和谈成功,大定七年设修内司甄官署负责烧制瓷器,磁州窑终于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此期折枝花鸟大行其道。

  金代盛期瓷枕上绘制的折枝花鸟图艺术水准如此之高,以章宗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功不可没。金章宗崇拜北宋文人高雅文化,诗文书画身体力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金代诗文可以看出,章宗朝文风工丽,讲究情趣,后赵秉文拉“复古”旗帜反对“尖新”文风,仍以高洁、意境为上,与折枝花鸟画的气质还是吻合的。此外,自金代文宗王庭筠及其弟子赵秉文蛰居磁州一带以来,此地形成了文人聚居区,区域性的文化风格和高度也是磁州窑折枝花鸟图兴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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