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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王朝晚期对东方地区的经略看夷方地望

2019年11月14日 17:10 来源：《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作者：燕生东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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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东方地区是商王朝晚期重点拓展和经营的区域。文化与殷墟文化关系密切,与当地文化二元对立;这里人口密集,聚落发展稳定,高等级聚落和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贵族与军队首领数量较多,驻扎在晚商文化分布区边界的醜、举、史等多个族氏还参与了征伐夷方战争。结合卜辞和商周金文的记录与相关研究,夷方地望应该在晚商文化分布范围以外、岳石文化后续文化的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等类型分布范围内。

　　关键词:晚商;夷方;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类型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地区商代考古研究”(13BKG008);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李华团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夷文化、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发展”阶段性成果

　　夷方(或称尸方、人方)是商王朝晚期强大的敌对方之一。卜辞与商金文记录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件。关于夷方方位,有学者认为夷方位于商都殷墟东南的淮河流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认为夷方即先秦文献的东夷,其位置在商都殷墟以东、今鲁北潍淄河流域或鲁东南地区。

　　今山东省及豫东、苏北、皖北的东方地区,在夏代中晚期至商代早期分布着岳石文化,商代早期后段开始,商文化才陆续进入东方地区的西半部,取代了岳石文化。学者们曾对商文化的东进过程、方式等做过很好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商文化在周边地区的发展进程以及晚商文化的发展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如,对鲁北地区古济水流域与潍淄河流域等晚商文化聚落群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渤海南岸地区规模巨大的殷墟时期盐业聚落群的发现[2]、鲁东南地区商文化遗存资料的公布[3]以及东方地区晚商文化重要聚落(如济南大辛庄、刘家庄与滕州前掌大)与鲁北东部、胶东地区会泉庄和芝水二期类型的发掘与确认,为探讨东方地区晚商文化的特点、商王朝对东方的经略、夷商关系、夷方地望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

　　本文先谈谈商王朝晚期在东方地区的经略情况,再以此基础探讨夷方地望。

　　一、商王朝晚期在东方地区的经略

　　刘绪先生在系统研究和总结商文化在周边地区扩展进程后,认为晚商文化在西、北、南部大范围退缩,唯在东方地区发展较为稳定,并保持着强盛发展劲头[4]。目前看来,晚商文化前段(本文指殷墟一、二期,下同)东北界在渤海南岸的滨海平原,东界北段至白浪河、沂源南部、莱芜、曲阜、济宁、商丘东部一线;晚商文化后段(指殷墟三、四期,下同)东界中段、南段则向东扩张至沂水两岸的临沂、苍山、沭阳一带(图一)。

　　东方地区晚商文化圈内存在着区域特点,甚至同一区域(如鲁北地区)不同聚落间文化面貌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陶器如鬲、甗、簋、盆、豆、瓮、甑、圈足盘、圈足尊、小罐、中罐、四系罐、罍等的形态特征与殷墟各期相同(图二)。鲁北地区像平阴朱家桥、济南刘家庄[5]、甄家,滨州兰家,惠民大商、大郭,邹平丁公,桓台存留、唐山、史家、前埠,淄博黄土崖,临淄范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等晚商后段聚落,常见安阳殷都典型风格的陶器,如,陶簋,侈口较高、厚方唇、鼓腹、矮圈足,腹上刻饰细绳纹及三角划纹;鬲,宽沿方唇上翻、分裆、空肥足、无实足根,形体稍矮、胖,腹上拍印粗绳纹,小型罐、中型罐,短领,圆肩或者折肩(图三)。墓葬随葬陶器组合为鬲、豆、簋,或外加中型或小型罐;常见腰坑、殉狗、殉人,较大型墓葬有铺洒朱砂等葬俗,均与安阳殷墟墓葬一致。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铜容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玉器等,其形态和纹饰样式都与殷墟同类器物完全一致。东方地区发现青铜器上的徽识符号多能在殷墟青铜器、卜辞和其他地区的铜器上找到。

　　图一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分布范围与夷方位置图

　　图二鲁北地区晚商文化部分陶器

　　1.甗(邹平丁公H 3 6∶2)2、5.鬲(桓台前埠H 1 2 9∶1,邹平丁公J 1∶4)3.盆(邹平丁公M 2 3∶1)4.簋(滨州兰家B L S Z∶2 2)6.瓮(阳信李屋H 4 6∶1)7.豆(滨州兰家B L S Z∶9)8.圈足盘(桓台唐山H 1 2 2③∶3)

　　图三鲁北地区晚商文化后段常见陶器

　　1、2、3.鬲(滨城兰家B L S Z∶1 9、阳信李屋M 4 1∶1、济南刘家庄M 1 7∶1 0)4、5、6.簋(滨城兰家B L S Z∶2 5、济南刘家庄M 1 8∶1、M 1 2∶2)7.豆(济南刘家庄M 1 2 2∶4 9)8.小罐(济南刘家庄M 1 0∶1)

　　图四苏埠屯墓葬出土陶器

　　1.觚(M 1∶6 8)2.觚(M 7∶2 1)3.爵(M 7∶2 0)4.盘(M 7∶3 0)

　　殷墟晚商墓葬中常见的陶制礼器觚、爵、圈足盘等在苏埠屯[9](图四)和济南刘家庄也有发现,这也是殷墟以外地区不多见的。这些充分说明它们与殷墟晚商文化关系之密切程度。

　　与东方地区中商时期相比[10],晚商时期聚落与人口数量明显增多,出现了大量区域中心或高等级聚落。比如,豫东、鲁西南菏泽、济宁西部地区发现的遗址超过2 0 0余处,较前一段有很大增长。在沧州东部、鲁北横跨2 5 0多公里沿海地区发现了1 0多个规模巨大的盐业聚落群,数百处制盐聚落和盐工居住聚落。相邻内陆腹地的聚落骤然增加至3 0 0多处以上,数量是中商时期的十倍以上。该地区集聚了大量聚落和人口,应是外来人群在短时间内由周围地区集中迁入的结果。这些聚落的年代都包含了晚商时期各阶段,说明当时的聚落是稳定的、连续性发展的;大约每七八处聚落围绕一个中心或高等级聚落,中心聚落多有壕沟或夯土墙环绕,并有随葬青铜容礼器的墓葬。目前,这类聚落有沧州倪杨屯,滨城兰家,惠民大郭,博兴寨卞、贤城,桓台唐山、史家、旬召,广饶花官、西华村,寿光古城、桑家庄,坊子院上,潍坊蔺家庄,青州于家、涝洼、苏埠屯,临淄范家、官道、东古,张店昌国,淄川石谷,临朐北菠萝,沂源东安,章丘东涧溪,邹平长山,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长清小屯、崮山、孝里,平阴洪范,齐河郝庄,新泰府前大街,莱芜城子等。而从聚落规模、墓葬规格、随葬铜容器及其他特殊遗存等来看,还有凌驾于这些中心聚落之上的规格更大、更高的区域高等级聚落,如苏埠屯、大郭、贤城、东安、小屯、大辛庄、刘家庄等。鲁中南、鲁南地区晚商后段聚落数量也突然增多,仅出土成组青铜容礼器的中心聚落就有宁阳河洼,泗水张庄窖堌堆、寺台,平邑洼子地,费县双丘、朱田,临沂兰山,沂水信家,兖州李宫、嵫山,邹城西丁村、南关化肥厂、南关砖瓦厂、小西韦,苍山东高尧、晒米城、密家岭,滕州种寨、金庄、辛绪、龙堌堆、后黄庄、大韩、前掌大、后掌大、陆家林、于屯,枣庄薛城东托,以及江苏沭阳万北等。还出现了等级更高的前掌大聚落[11]。

　　图五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类型部分陶器

　　1.甗(龙口楼子庄H 4 6∶7)2、6.鬲(昌乐后于刘H 5 2∶1、龙口楼子庄H 3 6∶1 3)3.大口罐(寒亭会泉庄H 1∶1)4.豆(烟台芝水H 1 1∶8)5圈足碗(烟台芝水H 1∶6)7.小口瓮(烟台芝水T 4 2 4④∶2 8)8.实足碗(青岛古城顶H 3 9∶2)9.圈足盆(寒亭会泉庄H 4∶7)。

　　鲁北、鲁中南、鲁南地区发现晚商后段成组铜器上的族徽符号数量已达3 0多个,说明至少3 0多个不同族群生活在这些地区。所发现族氏,如济南刘家庄“(役或卷)”、长清小屯“(举)”、费县朱田“(举)”、惠民大郭“戎”、滨城兰家“(卤)”、寿光古城“并”、济南大辛庄和兖州李宫“索”、滕州后黄庄“爻”、苍山东高尧的“”等,多从安阳殷都及周边地区迁移而来[12]。而桓台史家遗址出土铜觚的“戍宁无寿作祖戊彝”铭文,学者考证,“戍某”意指戍受商王之名代王朝戍守某地,戍宁应为商王朝镇守该地区的军事官员。

　　图六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类型所见铜器

　　1.甗(龙口一带出土)2.鼎(青岛古城顶M 2∶1)

　　苏埠屯墓地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已发现了至少1 5座大、中型墓葬,两座车马坑。带四条墓道的大型墓M 1,面积近1 6 0平方米,人殉人祭计4 8人,是安阳殷墟以外的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亚”字形椁、人殉人祭最多、埋葬规格最高的墓葬。双墓道墓葬1座,单墓道墓葬至少有5座[14]。如此看来,目前所见的苏埠屯墓地为高等级贵族集中埋葬区。这里历年出土了大量铜器,包括了成组的方形容礼器及成套铙乐器。M 1等多座墓葬出土铜器上有“(亚醜)”族识。“亚”即亚旅、众大夫,或为武官之称。一组方觥、方爵、方罍、甗等上有“醜,者(诸)后以太子尊彝”铭文,醜祭祀王后和太子,醜可能为殷商王族[15]。关于卜辞“辛卯王(卜贞),小臣醜其作圉于东对,王占曰:(大)吉”(《甲骨文合集》3 6 4 1 9),醜曾为商王朝的内服百僚小臣官职;圉有边陲之意,“作圉于东”就是作边疆于东,也是东封建国[16];或者,“对”意与“邦”近,“作圉于东对”就是作圉于东封;或者商王为防御夷(人)方,命小臣“醜”率其族人戍守于东方边疆。总之,该卜辞就是占问小臣醜在东部边陲建国或者镇守东疆是否得当。看来,醜为商王派驻守卫东土边界的职官,同时还在王朝兼任小臣之职。单墓道的M 8出土铜器上均有“(融)”或“作册融”徽识,一座残墓出土铜器上有“(兿)”徽识,这两个族氏或为亚醜从属官吏。此外,苏埠屯所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周围有上百处晚商文化聚落,以东6 0公里为当地文化会泉庄类型分布区。

　　前掌大遗址面积在2 6 0万平方米以上,是东方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聚落。据详细钻探和发掘,前掌大居址和墓地至少划分为八片。每片都发现了面积达上千至数十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厚达数米的生活和生产垃圾堆积以及几十座甚至上百座的墓葬。其中,北片墓地与其它墓区相隔6 0 0多米,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为高等级贵族集中埋葬区,发现双墓道墓三座,单墓道墓九座,墓室规模略小于苏埠屯同类。墓葬、车马坑、马坑等出土铜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及玉器等数千件。近百件铜器有“史”徽识,1 0多件铜器上有“(鸟)”徽识。关于“史”,卜辞中多称“我史”、“史亚”,卜辞中还贞问黄尹(伊尹)是否保佑史,史还参加了征伐方、缶等国的活动。“史”氏在商王朝地位较高,掌天时,事关兵祷,常参与战争。前掌大可能为史氏家族或殷之东史子裔封邑[21]。前掌大是商王朝末期在鲁南地区一个最重要的据点。

　　总之,商王朝的势力在东方地区发展比较稳定,与殷墟文化关系密切,聚落和人口数量急剧增多,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高等级聚落。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王室成员、贵族、军队首领驻扎在该地区。看来,东方地区是商王朝晚期重点拓展和经略的区域。

　　二、东方当地文化发展特点

　　在晚商文化分布圈以东的胶莱平原、胶东半岛、鲁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岳石文化的后续文化寒亭会泉庄与烟台芝水二期类型[22]。所见陶器非常有特色,多见素面陶,如通过刮削使陶胎变薄,器表多被抹平或刮削,基本不见拍打或滚压所形成的绳纹;陶器的羼合料多为云母及分选较好的细纱粒,个别为蚌片末。陶器多是在氧化焰环境下烧制而成的,器表为红色或红褐色。器物种类有鬲、甗、豆、圈足盆、实足碗、圈足碗、平底钵、簋、罐、瓮等(图五)。甗类器类发达,甑部与鬲部相接处多有一周附加堆纹;鬲多低矮乳状实足,器形有“斝式鬲”,上半部制成罐状,三袋鬲足分别制好后再拼接而成,还有筒腹形鬲和斜腹无实足根鬲(包括甗的鬲部),比较有特色。长条形、直背、弧刃、双孔或多孔石刀等石器也很有特点。晚商文化分布区与当地文化分布区几乎互不见对方的物质文化因素,说明东方地区晚商文化同当地文化不是相互影响和融合,而是二元对立[23]。

　　目前,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类型的聚落数量已超过5 0处,在某些地区形成了多个聚落群。如,龙口市楼子庄与员外刘家、台上李家、大陈庄等同时期聚落连成一片,面积应在数十万平方米以上[24];楼子庄遗址所见灰坑和窖穴普遍规模较大,还存有炭化黍的窖穴、埋有人骨的灰坑、马坑及大型沟坑[25],可能为该区域的中心聚落。早年龙口(黄县)一带还出土过这阶段的素面、薄胎铜甗[26](图六,1),青岛古城顶M 2随葬了素面、薄胎青铜鼎(图六,2)和戈[27]。周初,同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类型相关联的素面甗、素面鬲、高圈足簋、碗等陶器突然广泛出现于泰沂山北地的潍淄河流域,向西到达古济水南岸的济南唐冶一带,其扩张和发展之迅速,很值得思考。如此看来,尽管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类型发现和认识时间不足2 0年,考古工作还不够深入,但其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低,其势力也不能低估。

　　三、夷方地望再探讨

　　夷方为商代东部或者东南地区的一个土著族团,也是商王朝末期最强大的敌对方之一。殷墟卜辞和商末金文中多次提到夷方,见于记录的夷方首领就有虢、、無敄、澭伯等。夷方,曾释为人方,董作宾、郭沫若、李学勤等先生认为,卜辞夷方之“夷”与“人”字有差别,应为“尸”字,即周代铜器铭文的东尸,也即周汉文献中东夷之“夷”字;商末多次征讨夷方还与《左传》昭公四年和昭公十一年“商纣为藜之蒐,东夷叛之”“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记录暗合,因此,尸方读作夷方,应与东夷为一事[28]。

　　卜辞和商金文所见征夷方材料成组、成系统,所历日月清楚,经过的地名也多,对勾画殷历谱和地理网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历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据统计,与夷方相关联的卜辞经缀合后就有6 6版。夷方出现在一、三、四、五期卜辞,曾与商王朝长期对立。材料最为丰富的为帝乙或帝辛十祀和十五祀征夷方。按时间、地名系联出的十祀伐夷方卜辞就有4 1版,计1 2 4条,涉及1 0 4个事件。这次征伐始于九祀二月,夷方开始大肆出动侵扰东土诸国,经充分准备,商王于十祀八月癸亥出师东征,十一祀五月癸亥回师,征伐夷方历时2 8 1天(一说2 5 0天)[2 9]。多件涉及征夷方铜器铭文和卜辞表明,十五祀征夷方,始于十四祀十月乙巳延续,终于十五祀四月戊戌,历时也达九个月[30]。学者们多以周汉文献地(国)名记载为坐标或者以出土的铜器铭文上地名(族氏)为基点,探讨了夷方族属,复原了征夷方日期、路线、所经重要邑名和夷方所在位置。由于学者们对卜辞中征夷方所经亳、商、齐、杞等地望看法不一,征夷方路线和夷方位置也不一样。如,董作宾先生认为尸方就是文献中商纣所征伐的东夷及淮夷,地在淮水之南;郭沫若先生认为“殷代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地在山东半岛及淮河流域;陈梦家先生考证人方与林方均属于淮夷诸邦之一,地在今安徽北部淮水流域;罗琨先生认为在豫东南、安徽中北部[31]。王恩田先生根据泰安商丘叔簠、新泰杞氏铜器、兖州索氏铜器等提供的地名线索,认为征夷方行军路线多在山东地区,后黄庄青铜器出土铜器上“爻”又与随同商王征夷方的攸侯之“攸”字相通,夷方位置应在鲁南费县一带[32]。而李学勤先生等在此基础上,又据参与征夷方活动的青州醜氏、“来(莱)”族氏位置等以及商王曾在鄩、逄、乐、齐、澅等活动路线,参照鲁北地区商代文化特殊面貌,认为夷方都邑在潍、淄河一带[33]。孙亚冰先生综合各家意见后认为,人方为东夷族的一支,曾在皖北淮河一带,后经过商王多次征伐,人方向东、向北退缩[34]。

　　最近出现的两片卜辞“人方伐东或(国),典东侯,册人方,余其比多侯,甾戔人方”(《殷墟甲骨辑佚》6 8 9、6 9 0,后者还可以与《甲骨文合集》3 6 1 8 2缀合),“禺(遇)夷方率伐东或(国),东典东侯,册人方,妥(绥)一(人,余)其比多侯”[3 5],夷方侵扰了商的东土诸国,王以册命告东方诸侯,宣告夷方的罪责,商王准备联合多个诸侯践伐夷方。李学勤、王震中等据此认为,夷方居于殷都东部,属东夷族群[36]。

　　那么,夷方在东方地区具体哪个位置呢?

　　从上文可以看出,晚商时期,东方地区商文化聚落和人口发展迅速,聚落数量骤增,已发现6 0 0处以上,较前一阶段数倍增长,这应是外来人口在短期内集中迁入的结果。鲁北、鲁西南、豫东地区聚落的年代大都包含了晚商前、后段,显示商文化与势力在这些地区发展较为稳定,晚商后段古泗水中上游东侧、沂水以西还重新出现了商文化聚落。出土成组青铜容礼器的聚落、环濠聚落、夯土墙聚落即中心聚落大量涌现,并出现了凌驾于这些区域中心聚落之上的规模更大、等级更高的聚落,如苏埠屯、大郭、前掌大、东安、小屯、大辛庄、刘家庄等。东方地区晚商时期特别是后段文化面貌与殷都商文化基本相同,而与当地文化来往较少。从晚商文化聚落出土青铜器的族徽符号所呈现的族群来看,这里的贵族群体大多从殷都及周边地区迁来,甚至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军队首领也驻扎在该地区。与商王室关系密切的苏埠屯亚醜族氏、前掌大史族氏、小屯和朱田举族氏等布局在靠近晚商文化分布边界区。可以说,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分布区应属于商王朝东土范畴,这里是王朝重点拓展和经营的区域,也应是殷商王朝的控制区和统辖区。如是,夷方位置应不在包含鲁北潍、淄河之间、鲁中费县、豫东、鲁西南晚商文化分布区内。

　　位于商东土边域区的苏埠屯亚醜族氏、前掌大史族氏、小屯与朱田举族氏还直接参与征伐夷方的战争。多位学者认为,《甲骨文合集》3 7 8 5 2版卜辞“(乙)亥王(卜贞),自今春至于翼,夷方不大出。王占曰:吉。在二月,遘祖乙彡,惟九祀”与《甲骨文合集》3 6 8 2 4版“其大出,吉。醜其達(迅)至攸,若。王占曰:大吉。其遲于之,若”同版,讲的是帝乙或帝辛九祀,夷方大出侵犯,商王卜命醜乘驿赶往攸国,告知攸侯[37]。前掌大M 1 8出土铜盉上铭文“桒禽(擒)夷方澭伯,顽首乇,用乍(作)父乙尊彝。史”,提及史族氏参加了征伐夷方的战役,并擒获了其首领澭伯。由小子卣器盖和小子□簋(《殷周金文集成》5 4 1 7、4 1 3 8)可知,同属于举族氏的小子受命曾监视夷方首领的举动,小子□还受命征伐过夷方首领。这些说明东方地区的亚醜族氏、史族氏、举族氏比较靠近夷方位置。

　　岳石文化,学者普遍认为夏代中晚期、商初东夷族群创造的。其后续文化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类型也理应与晚商时期东夷族群有关,其分布区是夷方所在位置的可能性最大。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类型分布区即为夷方位置所在,应该没问题(见图一)。

　　夷方方位,在商末周初的铜器铭文上也有显示。传山东梁山出土的小臣艅犀尊(《殷周金文集成》5 9 9 0)“丁巳,王省夔京(或且、亯、享、宜),王易(赐)小臣艅夔贝,隹(惟)王来征夷(人)方,隹(惟)王十祀又五,彡日”,在(帝辛)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归途,适逢祭之时,商王巡视了夔地,并赏赐小臣艅夔地产的海贝。考古发现表明,包含螺类、蛤类、蚶类等海贝在商王朝为贵重物品,可作为货币,也为人与车马上重要装饰品。夔地靠近夷方,其又出产海贝,理应靠近海岸。殷墟时期,古今黄河三角洲和莱州湾南岸为商王朝唯一直接能接触海洋、并能控制海洋资源(渔业、盐业)的地方[39],夔地应不出这一范围。周初小臣簋(《殷周金文集成》4 2 3 8、4 2 3 9)说东夷(尸)反叛,伯懋父率领殷八师征伐东尸,“述东,伐海眉(湄)”,沿着泰山山脉或崂山山脉,攻伐至海隅海滨[40]。这两条材料,把商末夷方和周初的东夷位置都指向了胶莱平原及以东的胶东半岛。

　　目前,在鲁东南和苏北沿海地区也发现了的岳石文化后续文化聚落,但数量较少[41]。晚商后段泗水中上游东侧、沂水西部商文化聚落重新出现,包含参加征夷方的史族氏、举族氏的殷商贵族也居住在这一地区,可能是商王朝征服夷方后安置或分封了一些族群。说明该地及以东也应是夷方分布区。

　　注释

　　1如燕生东等:《桓台西南部龙山、晚商时期的聚落》,见《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滨城区文物管理所等:《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五处古遗址的调查》,《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2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考古课题组:《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遗址2007年调查简报》,《文物》2012年第7期。

　　3刘延常等:《鲁东南地区商代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见《东方考古》第11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4刘绪:《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见《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5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6滨城文物管理所等:《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五处古遗址的调查》,《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7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1992年第6期。

　　8燕生东、魏成敏等:《桓台西南部龙山、晚商时期的聚落》,见《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9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一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10燕生东、丁燕杰:《商文化前期在东方地区的发展特点》,《中原文物》2016年第6期。

　　11燕生东:《商文化后期在东方地区的发展》,见《海岱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

　　12高广仁:《海岱区的商代文化遗存》,《考古学报》2000年2期。李伯谦:《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见《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13严志斌:《商代的“戍”》,宋镇豪等主编:《纪念殷墟YH127甲骨坑南京室内发掘70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14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一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夏名采、刘华国:《山东青州市苏埠屯墓群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96年第5期;王恩田:《益都苏埠屯亚醜商代大墓的几点思考》,陈光祖主编:《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15李学勤:《海外访古续记·杞妇卣》,见《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16李学勤:《重论夷方》,见《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夏商时代的国家形态章节,允晨文化出版,1992年。

　　18董珊:《释苏埠屯墓地的族氏铭文“亚醜”》,李宗焜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四辑,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19王恩田:《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

　　20宋镇豪主编,王震中著:《商代都邑》第七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

　　21冯时:《殷代史氏考》,见《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

　　2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潍坊会泉庄遗址发掘报告》,见《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年;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博物馆:《烟台芝水遗址发掘报告》,见《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23燕生东:《殷墟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盐业生产性质》,见《东方考古》第9集(下),科学出版社,2012年。

　　24王富强等:《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2012)》,文物出版社,2013年。

　　25烟台市博物馆等:《龙口市楼子庄遗址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26李步青、林仙庭:《山东黄县出土一件青铜甗》,《考古》1989年第3期。图片由烟台市博物馆王富强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