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20世纪初反心理主义语言学研究的背景下,罗曼·雅各布森借鉴胡塞尔的整体性、意向性、意义等现象学哲学理论,应用于自己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中,并以这种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象学结构主义语言诗学。作为一位应用型语言理论研究者,雅各布森结合具体的语言现象、文学文本来实践和阐扬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变抽象为具象,融哲学于诗学,正是其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的独特价值和成功关键。

　　关键词:罗曼·雅各布森/语言诗学/胡塞尔现象学/整体性/意向性/意义

　　作者简介:江飞,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江飞(1981- ),男,安徽桐城人,博士,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西语言诗学、美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朱光潜语言诗学思想研究”(AHSKQ2014D102)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思想当中的现象学思潮,对于我们不依赖价值给我们头脑的体现形式而辨别每一价值帮助很大”,[1](P375)1942年,著名语言诗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在评价波兰现象学语言学家波斯的《现象学与语言学》时这样说道。其实,对语言进行现象学研究不仅是波斯所做的,更是雅各布森所做的,其所接受的正是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1915年左右,雅各布森开始阅读胡塞尔的著作,他后来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至今仍然是语言现象学论著当中最能赋予人灵感的著作之一”,[2](P91)“或许对我的理论著作产生了最大的影响”,[3](P73)这并非虚言。要论述雅各布森语言诗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的关系,我们不得不从心理主义语言学研究开始谈起。

　　20世纪初,语言学被当作是一种解释工具的心理学,心理主义成为语言学者们非常刻板的信仰,这正是俄国当时推崇“联想心理学”的“库尔特内学派”的突出特征。在库尔特内看来:“人类语言的本质完全是心理的。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受纯粹心理规则的制约。人类言语或语言中的任何现象,都同时又是心理现象”(《文选》),[4]也就是说,人类的整个语言(语言进程)只不过代表了一个联想的整体,这种心理主义的保守观点主导了俄国。在此背景下,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第一部分被译成俄文后(1909),立即在莫斯科产生了巨大影响。出于对德国哲学天然的亲近和接受,俄国语言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语言学者自然萌生了一种以胡塞尔式的视角来反心理主义的倾向。

　　当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大学开始语言学研究的时候,自然也受到这种影响。在老师切尔帕诺夫的研讨班上(1915-1916),雅各布森第一次熟悉了格式塔基础理论,并仿照考夫卡写了一篇关于“词语形象”的学期报告,最重要的是,胡塞尔哲学给他们带来了一次印象深刻、影响深远的训练,无论是狂热的心理学者还是激进的胡塞尔主义者,都受到同等欢迎,而他们的争辩都有着很高水平。在这群胡塞尔主义者中,就有雅各布森亲近的朋友之一、胡塞尔的俄国学生——什佩特,正是由于他的著作和演讲,使得莫斯科的语文学家们(包括雅各布森)对“形式”与“意义”、“符号”与“所指”这样一些形而上学观念逐渐熟悉起来。

　　1935年11月,76岁高龄的胡塞尔应布拉格“哲学学派”邀请来到布拉格,在卡尔大学等地就“欧洲科学和心理学的危机”问题做了几次演讲,并对布拉格“语言学派”宣讲了“语言的现象学”。当时雅各布森作为“语言学派”的副主席迎接了胡塞尔,并公开表示: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对普遍语言学的现代发展,特别是对句法、语义和纯理论性从心理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发挥了重要作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对莫斯科年轻的语言学者来说是一本“准圣经”,在战争时期他们甚至不得不通过非法的办法从源头来获得这本书。雅各布森这样说并非客套,因为在这之前的文章《何谓诗歌?》(1933-1934)中他就明确说道:“现代现象学正在揭示一个语言学的虚构。它巧妙地证明了符号和所指定的对象之间、词语的意义与内容(意义被定向于它)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5](P377)

　　似乎雅各布森受胡塞尔影响是铁定事实,但奇怪的是,在1930年代雅各布森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对胡塞尔明确的引用或参考,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胡塞尔”在雅各布森那里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反心理主义者”而存在的。追溯来看,雅各布森在其《俄国现代诗歌》(1919)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胡塞尔,他指出,在某种新词中“胡塞尔所说的指涉事物的关系(dinglicher Bezug)”①是缺失的,这可说是他的莫斯科岁月中最前沿的反应。然而,这种对《逻辑研究》中一种理论元素的引用是完全中立的,并未对胡塞尔有任何具体评价;而且,他在质疑语音结构时使用的完全是心理主义而非反心理主义的语言,比如“联想”、“语言思想”、“分解”等库尔特内的一些标志性术语。当然,雅各布森在1920年代早期又确实批评了心理主义,比如在1923年他和博格达耶夫合写的一个关于俄国语言学的声明中,什佩特的语言学被批评为“语言学和心理学不合逻辑地融合的严重后果”。[6]可见,雅各布森此时在心理主义和反心理主义之间还是犹豫不决的,胡塞尔的影响尚未明确显现。

　　俄罗斯先锋艺术为雅各布森提供了重要的反心理学手段。在评论“未来主义”艺术的文章《未来主义》(1919)一文中,雅各布森专门讨论了形式和色彩互相依赖的法则,并指出其理论来源在于胡塞尔的老师、实验现象学的奠基人——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施图姆福:

　　本质上而言,色彩创造性的神秘在于引向这样一种认识法则:任何形式的扩张都伴随着一种色彩的改变,而任何色彩的改变都生成新的形式。在科学中,这种法则看起来首先是由施图姆福提出的,他是新心理学的先锋者之一,他谈到色彩和色彩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关联:广延(extension)的改变和质化(quality)的改变是相应的。当广延改变的时候,质化也发生转换。质化和广延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和不能被彼此单独地想象。这种必要的连结,不同于两个部分缺少必要性的经验主义连结,比如头和身体,这样的部分能被单独想象。[5](P29)

　　雅各布森在此处的注释中提到,他所参考的著作是施图姆福的《关于空间观念起源的心理学》(1873)。施图姆福那时把自己关于现象的前科学称作“现象学”,但毫无疑问,他的“现象学”比后来他的学生胡塞尔的“现象学”要狭窄得多,至少他排除了胡塞尔《逻辑研究》时期现象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功能”或活动,并且“现象”没有经过“现象学的提纯”,而仅仅是处于心理学层面上的现象。但不可否认,胡塞尔将《逻辑研究》题献给施图姆福,不仅表示对老师的尊敬,更意味着二者之间的承继和相似,“二者都想从对于直接现象不偏不倚的描述出发。二者都同意寻求比单纯经验概括更多的东西,研究这些现象之中和现象之间的本质结构。二者都承认逻辑结构的世界是某种与单纯心理活动分离的东西。”[7](P109)

　　雅各布森通过阅读《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论及施图姆福的那些部分,转而又直接阅读和借鉴了施图姆福的实验现象学理论,因为胡塞尔的整体与部分的逻辑明确贯彻了施图姆福的早期观念,所以,雅各布森在这里所引用的中心意思依然是与胡塞尔的“部分与整体”的逻辑相关的。他关注的是“感知”中的独立与不独立内容(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elements),以及一种观念:一个复杂的整体不能拥有任意的构成部分,整体所具有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结的,在绘画中,色彩(质化)和色彩的形式(广延)是不可分割和独立存在的,这种整体关系不同于头和身体的关系。胡塞尔是在形式本体论的范围内,由第二研究中所讨论的“抽象”与“具体”,过渡到第三研究中所讨论的“独立”与“不独立”以及最后的“整体”与“部分”的。所谓“部分与整体”准确地说是观念的整体(或作为整体的观念)和观念的部分(或作为部分的观念),在胡塞尔看来,“整体”并不等于无论大小都相对独立的内容,而“部分”也不意味着就是相对不独立的内容,这实际上就突破了施图姆福的“独立内容与不独立内容”的理论框架,而进入到纯粹形式理论的论域中。

　　承上所言,虽然雅各布森直接引用的是施图姆福,但他把作为心理学“工具”的语言转换为后来的一种反心理学的、感知现象的静态描述的语言,却是借用了胡塞尔的“部分与整体”的现象学学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三研究题名为“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学说”,就探讨了这一法则作为一个系统、一个统一体的构成问题。雅各布森后来在《语言的整体与部分》(1963)一文开篇便明确说道:“在这部著作的第二卷中,有两篇文章涉及‘整体与部分’,介绍了这位哲学家对‘纯语法理念’的深刻思考。尽管语言的整体与部分在许多方面互相依存,但是语言学者却容易忽略它们的相互联系。”[2](P91)雅各布森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忽略”,因为他的结论是:“语言的结构包含整体与部分丰富的张力级别。一方面,部分为整体;另一方面,整体为部分,这些都是语言基本的手段。”[2](P96)也就是说,部分总是“整体的部分”,而整体总是“部分的整体”,他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学说与格式塔心理学相结合,恰当地应用于语言科学的系统研究和层级研究中,从而区别于形形色色的割裂主义的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