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边疆问题是任何民族国家都难以回避的命题。中国边疆问题有其生成的特殊“动力”,其历史阶段性“型态”显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学者们依循中国边疆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事实,开展了层次多样的研究,探索出许多科学理路并取得许多丰硕成果。然中国多样的边疆事实复杂化了学理研究。传统边疆研究普遍遵循时间创造的历史迹象,履步古代帝国王朝更变路径,格式化的话语“激活”并再传曾经的史实。基于历史“旧邦”经验,“兴命”当代边疆社会创建,给后辈晚生留置了足够的“工作”空间。非“智富”边民的“出了问题”的边疆问题研究,急需创新思维,从边疆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上给予充分的回应和关怀。

　　关键词:边疆问题/边疆问题研究/边疆社会学

　　作者简介:谷家荣,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谷家荣,男,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民族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作为国家重要地理构成,边疆始终交织在国家创生和创构的演进历程中。族群自我发展造就出复杂多样的民族构成,复杂了边疆治理和建设,创造并维护“美美与共”的有序边疆因此而成为国家至上追求。然呈现在不同历史时段的中国边疆问题有其特殊的生成“动力”,边民心理意识摇摆在国家与族群认同之间,遭遇外部因素“催化”,就有可能出现混乱边疆社会的群体行为。面对多元复杂的边疆问题,学者们开展了层次多样的研究,添增了许多边疆知识“库存”。但在基于历史“旧邦”经验总结,发现和发明“兴命”于当代中国边疆社会的“智”识方面,前人给后辈晚生预留了足够的工作空间。

　　一、中国边疆问题的生成“动力”及其阶段性历史“型态”

　　中国陆疆自辽宁丹东市鸭绿江口,沿西环绕至广西北部湾,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印度、缅甸、老挝、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接壤。一些邻国曾与中国有藩属关系,部分国家直至近代才自主为主权国家。邻国作为帝国藩属时,边民连自我身份都没有清晰归属,生活跨国界交往,也不会遭遇民族国家以“合法”或“非法”的属性加以界定,进而施以法律手段矫治其行为。但是,正是这种基于和谐要素构织出来的边疆,给后来国家边界划分带来了一定难度。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变化,西方殖民国家的强势出现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边邻都是在西方国家殖民意识的强制“导引”下,迈出与中国划分边界的步履。尽管殖民国家在大洋彼岸尽可能多地占有殖民地,但在曾有着“不分你我”的中国边区,殖民者的这种暴力强求并没有轻易得逞。英、法殖民者虽屡次与中国踏勘中印、中越边界,但终究没有清晰化边界,最后只能诉诸战争交锋,给国家尤其是地方边境民族制造了延续数代人的灾难。西方殖民势力“退潮”之后,曾经的“未定界”长时段地成了中国与边邻国家边界纠纷的重要内容。此外,边疆社会发展差距缺失了边疆民族充分享有多重利益的社会机会,弱化了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中国边疆社会发展具有显明的差序:北方平原贯通东西,草原可放牧,山川可渔猎。南部则难见平川,山岭、激流环绕,主流文明很难“上山”。边民缺乏合理化机制保障享有和参与分配公共资源,其国家认同意识不可能得到增强和持续巩固,边民不但弱化甚至缺失维护国家边疆利益的心态,而且差异显明的地方事实还极易培植边疆民族逆反进而做出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另类”行为。

　　从历史来看,中国久远的边疆是一个有着共同记忆和相同经历的同质性社会,人们互助邻帮,即使跨越国家边界,异境仍然还是一个有着相同习俗的熟悉生活空间。这种基于大家共同“消费”的“地方性知识”创构出来的共同体,是一个真实用心沟通的理想社会,其有序的地方边民生活态势共同筑造和维护了国家边疆利益。然而,20世纪90年代,边疆民族这种安静、宁和的礼俗社会随着民族国家关系的变化逐渐遭遇外来多种文化因素影响,直接影响了我国边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比如:蒙古族跨中国、蒙古和俄罗斯三国的国界,在中国和蒙古国均有政治主权实体,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三蒙统一”的民族动乱。朝鲜半岛是朝鲜族主体聚居之地,与中国仅一江之隔。近年,交织着民族、领土主权等多重因素的半岛问题,威胁到中国东北朝鲜族地区有序社会。西北边境有维吾尔、蒙古、俄罗斯、藏、塔吉克以及柯尔克孜等八个跨境民族,90年代受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影响,新疆维吾尔族分离势力猖獗,分裂和破坏国家边邦。群体事件的产生与边疆民族失衡的文化心理有着密切联系。参与群体祸乱的边民,其行为萌动都受到失衡心理的刺激。当下,贫富差距重新成为影响边疆民族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经济差异藏匿着许多更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它会大大地弱化边民的国家意识,进而失衡边疆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属感、价值观等文化心理,最终成为诱发边疆民族社会稳定问题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