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贵州省作家协会在贵阳召开马筑生《贵州儿童文学史》研讨会。贵州省作协副主席高宏,贵州省作协副秘书长孔海蓉,贵州省作协办公室主任陈雷鸣,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贵州青少年文学委员会主任戴冰,贵州省作协原副主席、评论家苑坪玉,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杜国景以及该书责编、贵州人民出版社编审黄冰等作家、学者、评论家近50人参加研讨会。因故未能出席研讨会的戴明贤先生,还以一名儿童文学“老兵”的身份,“以笔代口”亲撰书面发言一则。

　　费时三十年、厚达四百页的《贵州儿童文学史》是首部由个人撰写的地域儿童文学史专著。该书不仅是贵州第一部儿童文学史专著,着力为贵州儿童文学存史、发声,有填补空白之功,更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认识论指导下的我国首部儿童文学史专著。此书出版半年以来,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几乎人手一册,好评不断,作者马筑生先生也因此被视为“贵州儿童文学研究第一人”。

　　参加研讨会的嘉宾对马筑生及其《贵州儿童文学史》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该文本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建议加强与主流文学思潮对话,促进贵州儿童文学的繁荣。

　　《贵州儿童文学史》面世有“三缘”

　　研讨会举办前夕,评论家、重庆师范大学彭斯远教授在《文艺报》撰文评述《贵州儿童文学史》一书。他和马筑生先生在学术上素有往来,“在本世纪初,我和当时还在重庆西南师大文学院执教的王泉根教授商议,编写一本类似《西南儿童文学史》的著述,以推动和促进在全国还较后进的西南儿童文学的研究与创作。”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专家、浙江师大韦苇教授得知此计划后,提议说:“西南地区,川、渝、滇三地的儿童文学史好些,作家作品多,唯有黔地不好写。黔地部分,建议由熟悉黔地儿童文学状况的马筑生来写。”不久后,马筑生收到彭斯远先生的邀请信。

　　后来,“西南儿童文学史”编写计划因编写人员人事调动、编写工作量巨大等因素而搁浅。彭斯远没料到的是,这一搁浅的计划成了马筑生撰写《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缘起。“当时,我撰写的贵州部分很有些样子了,舍不得中途放弃。索性将其扩展写成独立的贵州区域儿童文学史。也就是这部《贵州儿童文学史》。”研讨会上,马筑生如是回忆。2005年,初稿完成后因缺乏出版经费,即陷入“沉睡”状态。后来博客兴起,他将书稿的部分内容悬诸网页,赢得了一些关注。后来,他自费两百元,在复印店印装一本以留作纪念。

　　2014年,马筑生参加贵阳市作协举办的儿童文学沙龙并发言。贵州青少年文学委员会主任、时任市作协主席戴冰留意到《贵州儿童文学史》一书的存在,当即问起该书情况。“我告知是书还未出版的实情,他很惊讶,说无论如何也要帮忙申请到出版经费。”马筑生回忆说。不久他便接到经费已落实的通知,开始着手修订旧稿,并补充论述了2005年以后十余年间的贵州儿童文学现象。

　　彭斯远和戴冰两位先生成就了《贵州儿童文学史》写作、出版的因缘,而成就该书最大的因缘,是马筑生先生三十年从事贵州儿童文学的创作、教学与写作的坚守。

　　作家林吟称其丈夫马筑生为“老马”,“一个像小孩一样简单纯净,脑子里全是儿童文学”的人。在她记忆中,女儿还没出生的1982年,老马就被学校(原贵阳市师范学校)派遣到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学习儿童文学一个学期。

　　“改革开放后,中断了三十年之久的儿童文学课程就是从浙江师大重新起步的。”马筑生是首期“全国中等师范学校进修班”学员,当时主讲儿童文学课程的蒋风先生,后来被誉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儿童文学教育及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次年年初,老马学成回来,言谈间都是儿童文学,课余时间就喜欢逛地摊书店,看见儿童文学方面的书就买。”在家里“工资极低”的现状下,林吟只好自我开解说这样也好,“女儿出生后,这些书就伴她成长。到上小学时候,女儿去书店就没有什么书可买了,因为出版的儿童文学她都读过。”

　　从浙江返筑后,马筑生即建议学校独立开设儿童文学课程。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开设儿童文学课的贵阳市师范学校采纳了其建议,得以成为“文革”最早恢复开设儿童文学课的贵州中等学校。马筑生由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儿童文学教学与研究生涯。在国内儿童文学教材出版之前,他先后编写了《中师儿童文学讲授提纲》、《中国儿童文学讲义》、《外国儿童文学讲义》等多种打印教材。1993年,马筑生联合全省中等师范学校的儿童文学教师,编成贵州首部儿童文学教材《儿童文学》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

　　也是从1993起,马筑生任“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秘书长,2001起改任常务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会刊《儿童文学信息》(电子版)主编。其学术视野扩展至全国。这为《贵州儿童文学史》的面世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