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美术史的基本概念》(Kunst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中译本由洪天富、范景中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出版;另有潘耀昌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以路德维希·李希特(Ludwig Richter)叙述的四位画家开篇。他们到蒂沃利(Tivoli)画同一处风景,并力求写实。尽管四人决定让画面保持一致,却因为他们大相径庭的个性,结果得到了“四幅截然不同的画作”。沃尔夫林讲这则故事,想强调的并非是无法客观的转录自然,而是除去模仿对象的外观之外,艺术品确实受到了风格和历史的影响。就现在来说,沃尔夫林评论道,这四幅蒂沃利风景画看起来其实挺相似,都带有“拿撒勒人派画派”(nazarenisch)的手法。以此延伸,沃尔夫林提出了“风格的双重根源”理论,一方面指在历史背景下的艺术感受力,另一方面则针对更深层、更哲学性的东西。之于沃尔夫林,“只画鼻孔的素描”这类风格体现了个人性情,而绘画则体现了“学派”(或是运动)的风格,这同鉴定家乔凡尼·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及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的观点相近。与当时许多人一样,沃尔夫林也认为艺术作品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风格。以上这四类“表现”(性情、学派、国家、民族)构成了“风格的双重根源”的一支。沃尔夫林的重大创新在于对另一支根源的定义,即“最一般的再现形式”,并且他常常将其刻画为“视觉的”。“我们也许能发现更深层的概念,其自身包含了再现,也许还能想象出一种不同的西方式观看的发展史,其中个人和国家的不同特点不再重要。”这些由内发展的“视觉”形式,沃尔夫林说,是确实抽象的,且从不自我显现;它们总是“依托于一个特定的表现内容”,因此,很难将其从风格的第一个根源分离开。

　　沃尔夫林在书中专门研究欧洲艺术,并以五对相关的“最一般的再现形式”来追溯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的变化。第一对是从线描到涂绘的变化,对应触觉认识(由连续的直线定义)与视觉认识(由明暗及色彩的区域定义)之间的差异,最为贴近他理论体系的感知心理学基础。因为关注“西方式观看”,沃尔夫林得以同时容纳欧洲绘画的视觉自然主义和典型直线性形式,并通过第二对形式阐述画面的空间:平面和纵深。文艺复兴艺术家因应其形式基础,以横向的方式组织空间(及其中的“线描”形式),而巴洛克艺术家却施以正交、连续但透视缩短的关系。这引向了第三对形式,封闭(构造)和开放(非构造)。文艺复兴绘画因其直线形式而独立自足的,其中有许多横向及纵向的元素;巴洛克绘画则以形式为框架,引出一个包围着画作和观者的空间。“线描”形式显然是雕塑式的,其构成是叠加式的,而它与“涂绘”形式那连续而统一的明暗以及色彩相比较,由此得到了第四对形式——多样性和同一性。总的来说,文艺复兴艺术的主题(也包括形式)表现为绝对清晰,有别于涂绘的巴洛克的相对清晰——即沃尔夫林的第五对比较类型。

　　沃尔夫林的《基本概念》一书筹备了些许年,出版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席卷欧洲。尽管他被战争爆发时沙文主义的反应所震惊,且他的“西方观看”史看似暗含了西方化的大一统原则(就算它立刻排除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观看”),但沃尔夫林坚持认为“观看的图式”受到国家差异的影响。他写道,确立共有“视觉层面”的定义实际上可能会更加准确地区分国家的不同,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受益匪浅。“无论什么时代,”他谈道,“总有一种确定属于意大利或德国的想象能够坚持自我。”很快,“欧洲建筑(以至一般艺术)史纪录就不会仅仅划分成哥特式、文艺复兴式等等,而是去勾勒不可磨灭的国家特征”。

　　这种特征说明沃尔夫林划分的类别,尤其是“涂绘”,可以具有民族主义的向度。在《基本概念》的结论以及1931年出版的《文艺复兴艺术: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形式感》(DieKunstder Renaissance:Italien und das deutsche Formgefühl)中,非古典而又不受限制的“涂绘”被当作北方精神的体现。沃尔夫林常被奉为将巴洛克艺术引入艺术史时代划分的功臣,但为维护“涂绘”作为巴洛克艺术特征之一的地位,他进行了重大的思想逆转,包括逐渐放弃古典这个概念。他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 》(Renaissance und Barock,1888)开头提到巴洛克建筑本质上是“涂绘”的,此乃艺术史学家的“共识”。其时,沃尔夫林还未将巴洛克和手法主义区别开,也没有从想象里面划分出视觉和知觉,就如同想象的希腊原词“幻想”所具有的双重含义——出现在光明里,但也出现在可能不合理的想象中——在他脑中融合,绽放出一种对任何非线描或非理性的柏拉图式厌恶。《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是对“文艺复兴解体”的研究,对“衰败征兆”以及“变幻无常和回归混沌”的调查。古代艺术也因同样的病症而没落,而这些病症“我们必须诊断清楚”。然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当其撰写《基本概念》时,巴洛克俨然成为了一个时期的风格,似与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为“衰败的”晚期古典时代艺术进行黑格尔式的平反,称其对现代艺术论题的形成至关重要,有异曲同工之处,也与涂绘的“特征性”出现为北方独有所吻合。